文｜余承平

發生在2020年由香港反對派發起的“立法會35+初選”案，47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2023年2月6日正式開審；2024年5月30日裁決。14名不認罪被告經審訊後被裁定“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劉偉聰及李予信被裁定罪名不成立。特區政府律政司代表當天就兩名脫罪被告提上訴。

案件中辯方針對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罪”條文提出爭議，稱所指的“非法手段”應限於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的非法手段。然而，法庭頒下的判案書指出，第22條“顯然是為防範及制止背後的禍害”；判案書又引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5月22日所做的說明解釋，指出“鼓吹‘港獨’和‘自決’、侮辱國旗國徽、煽動公眾仇恨，以及癱瘓政府管治和立法會運作等非暴力行為，均可令國家安全在香港受到破壞”。故此，“非法手段”不限武力，涵蓋“任何”非法手段。

“非法手段”不限武力

不明就里的人們可能會問：“為何僅僅是一場為立法會選舉舉行的模擬與預演卻成了顛覆國家政權？”。讓我們通過對該活動的真實意圖，及其所想要達到的最終目的的揭露，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香港反對派初選案，為何不是模擬選舉那麼簡單？關鍵是行動的謀劃者、策動者的最終目的是透過預選，建立協調反對派內部的參選人、候選人的機制，在全港範圍內進行配票，從而令反對派在該屆立法會選舉中得票最大化，達到佔據立法會席位35席以上、即佔據第六屆立法會議席超過一半的目的。

有了超過一半議席的結果，若在立法會的重大審議議題上統一立場與行動，反對派就可輕易否決特區政府所提出的任何議案。如一年一度的政府財政預算案。否決政府的財政預算，正如美國國會否決白宮的聯邦財政赤字上限一樣，將令政府關門、停擺。一旦特區政府預算遭否決，政府在新一年的任何開支都將被凍結，不僅涉及到政府部門的運作，還牽連到政府主導的建設項目、全社會的民生、福利的每一筆開支。該局面一旦出現，首先是當屆的特區政府的執政合法性遭到市民乃至境外勢力的質疑，行政長官及其團隊立即面臨下台的命運；否則，反對派在一些反動媒體的鼓動下，群眾上街遊行、示威將無日無之。

法庭延引此案的始作俑者戴耀廷、以及被告之一的控方證人區諾軒，在7月份的記者會，提到否決預算案、解散立法會等目標；以及在初選後的記者會和網絡上的帖文中，戴耀廷重申參選人達成協議、承諾運用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

“憲政危機”：反對派的目的

若果如此，香港就面臨重大的“憲政危機”——被告之一控方證人區諾軒在陳述案發經過時，親口道出此案的動機是導致“憲制危機”。那時，反對勢力於2019年黑暴期間提出的所謂“五大訴求”（ 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撤回“暴動”定性、撤回控罪、追究警隊濫權、實現“雙普選”）將成為香港必須面對與兌現的政治現實。在此種局勢下，中央規劃的香港政治改革循序漸進的路線圖，將面臨被迫直接過渡到一人一票普選特首、70名立法會議員全部直選的選擇。不然的話，反對派將糾結外國勢力煽動市民展開“罷工、罷市、罷課”等“三罷”運動；並以此作為籌碼，要挾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2019年夏天以來尚未平息的“港版顏色革命”將再被升級，情形將更加惡劣。

因此，反對派所謂的“立法會初選”，本質上是繼2019年11月24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之後的另一場奪取立法機構控制權的“奪權”活動。第6屆香港區議會的選舉要選出香港十八區區議會共452個民選議席，連同27個當然議員，合共479個議席。是次選舉在黑暴運動尚未結束，全港社會仍處於所謂“五大訴求”的氣氛之下，反對派陣營奪取全港86%的直選議席（389席）；而建制派僅僅獲得59席。反對派就是憑藉佔據香港各區的議會平台，作為反中亂港的舞台，與特區政府及其各司局署的工作唱對台戲；而原本區議會的政策諮詢、服務基層的功能被完全拋擲腦後。

該案的首被告戴耀廷在《蘋果日報》發表的文章，標題即聲稱：“立會奪半 走向真普選重要一步”，就是再確鑿不過的證據了。法庭也據此指出，“清楚看到”在2020年3和4月時，“35＋”計劃的“終極目的和用意已非常清晰”，就是“利用該謀劃破壞、摧毀或推翻現行的政治制度，以及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所建立的體制”。

西方的“叫囂”更像是“悲鳴”

香港高等法院依法判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部分涉案人員之後，美英加拿大等國的政客及機構，“例牌式”地再次詆譭香港法治、民主、自由，甚至叫囂制裁辦理案件的法官和檢察官。這，与其說是關注香港現狀與前途的聲音，不如說是西方為過去未能成功透過代理人達成“反中亂港”的目的，及今後更加難以通過“以港製華”而發出的陣陣悲鳴！

（作者係香港資深媒體人，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