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飛龍

賴清德5-20演講，是兩岸關係新階段的啟幕，兩岸完全統一進入新的風險挑戰期。他的演講，本質是「台獨」，手法是務實主義和漸進主義，靠山是美西方，思想根源是民主虛妄症，理性內核是機會主義。這些因素之組合，造就了賴清德在島內及國際層面的基本定位與影響力。「蔡規賴隨」，在基本面上是對的，兩岸互不隸屬論這樣的實質兩國論，從蔡到賴一以貫之。「九二共識」繼續封殺雪藏，「中華民國台灣」粉墨登場，掩人耳目，試圖在憲法認知上誤導台灣民眾與國際社會。賴清德是一個難纏的、堅定的、務實的、持續的、機會主義的「台獨」主義者。

賴清德在打台灣牌，用這張牌謀求所謂終極「台獨」，以及捆綁台灣民眾和美西方勢力。在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中，並不總是美國控制台灣及佔據主導，台灣也在反向滲透和控制，甚至運用包括民主、自由、冷戰堡壘之類的價值符號與政治功利性捆綁美國。這樣的反向捆綁在人類歷史上不乏先例，在美台關係上也有表現。長期以來，民進黨對美國的院外游說投入巨大，「台獨」不惜利用各種資源和機會推進美國對台灣的價值親和與政治交互。台灣利用了美國在戰略上遏制中國的思想傾向和政治需要。所以，我這裏必須明確指出，不能想當然地以為只有美國在打台灣牌及控制台灣，必須正視「台獨」的內在韌性及反向捆綁美國的政治可能性。

民進黨如何證明自身的「牌」價呢？這從蔡英文以來就較為清晰：其一，從政治上看，以民主與威權的二元對立敘事取代大陸長期推行的統一與獨立敘事，將「台獨」隱藏在民主的所謂普適價值之下，引起西方普遍同情和支持；其二，從經濟上看，以台灣的所謂高端芯片製造業張揚台灣對西方乃至於全球的技術文明與產業鏈的積極貢獻，從而嵌入美國對華科技冷戰與卡脖子戰略，充當急先鋒；其三，從地緣上看，以台灣所在第一島鏈及西太平洋戰略堡壘地位捆綁美西方的戰略思維和軍事部署，以台海為軍事安全陣營的分水嶺，達到以武拒統的目的；其四，從文化上，民進黨極力推動「去中國化」，宣揚台灣歷史與文化主體性，以及台灣民主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綜合雜糅，從文化認同上切斷台灣與大陸的歷史和血肉聯繫。這四個方面的台灣價值和優勢逐漸被建構為島內台獨的完整意識形態，並在美西方形成某種認知共識。西方世界「挺台」的各種勢力，有冷戰思維和反華力量，也有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台灣獨立的理念型思維和力量。「台獨」從本島到西方世界，其族群、話語、游說網絡、政治資本與認知技戰法，不容小覷，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和破解。由此，賴清德時代的反「台獨」、反干預、促統一的偉大事業，必然需要承受巨大壓力及做出巨大開創性貢獻。

美國對台灣牌的打法很有意思，體現了作為世界帝國的多面性和霸權技藝：其一，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作為中美建交基礎，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並誘導中國走和平演變的西化道路，以此回應美國對以民主方式改造東方中國的道德熱情和政治優越感；其二，以「對台六項保證」作為美台關係的政治承諾，利用台灣對抗大陸，以分而治之的地緣策略阻止中國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並同時從大陸和台灣謀求高額戰略利益；其三，以《台灣關係法》作為美國兩岸政策的國內法基準，對「一個中國」政策進行弱化和裁量性利用，並保持對台灣事務干預的主動權和選擇性。從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台政策的上述差異均衡格局基本保持不變，故美國實際充當了那時以來兩岸關係的某種調停者角色，甚至台灣和大陸都有一定的心理依賴要求美國保障兩岸和平穩定。比如，大陸希望美國從中美關係大局出發約束「台獨」，不要進行極端挑釁而觸發攤牌情勢，而台灣希望美國考慮到台灣對西方陣營的地緣和經濟價值而阻止大陸採取武統政策，維持兩岸現狀。這一次賴清德上台，大陸同樣存在對美國一定的期待，希望美國從戰略護欄思維出發約束民進黨急獨取向，而民進黨也希望美國對大陸施加壓力，阻止大陸的軍事施壓，最好狀態下是逼迫大陸放棄「九二共識」進行兩岸交流，形同兩國互動。從結果來看，美國對賴清德有一定的約束力，但更多的是利用，故5-20講話的「台獨」本質和危害性有增無減，而美方施壓大陸的基本目標基本落空，大陸針對「台獨」演講進行了更具全島包圍性質和威懾力的軍事演習，以及從官方立場上嚴厲批判賴清德的「台獨」立場及其危害性。

大陸絕無可能放棄「九二共識」，因為這是最後的底線，這一底線的基礎不僅僅是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和大陸八二憲法中的「兩個神聖」條款（神聖領土+神聖職責），更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共同體五千年的大一統政治傳統及其責任倫理。基於文明和政治的超強穩定性和連續性，「一個中國」不是一個可以談判或拆解的「帝國」架構，而是與中國內部政治競爭或和解，以及外部交往與鬥爭的不變前提。因此，「一個中國」具有歷史、文明、民族和政治的規範正確性和制度堅定性，不可能通過所謂台獨或西方式民主的程序甚至公投方法加以拆解。從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中國憲法層面來看，任何對「一個中國」原則及其政治實體的背叛、偏離和敵對，都構成了憲法之公敵，也是民族之公敵。在此意義上，兩岸任何政治談判，「一個中國」都是默認和強制性的前提，是不可談判的固定基礎，所謂談判只能是這一基礎之上的治權和事務談判，這一憲制原理對港澳台共同適用，是「一國兩制」的規範原理，也是最高原則。所以，當「港獨」勢力以「非法佔中」運動和修例風波脅迫中央在主權與安全問題上讓步時，迎來的只能是香港國安法和愛國者選舉法；同樣，當「台獨」勢力一方面「倚美謀獨」，一方面又機會主義且虛偽地宣稱兩岸交流不設任何前提時，其所迎來的就只能是軍事威懾和法律懲戒，以中華文明之智慧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成熟，絕不可能在「一個中國」原則上犯下顛覆性錯誤。要誘導大陸以放棄「九二共識」之一個中國原則的代價換取民進黨的所謂兩岸交流利益，將兩岸完全統一的最高原則置之不理，這完全是對中華文明和中國共產黨的無知。

當然，台灣問題觸及到了中西方的「文明總體戰」，構成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終極挑戰。一方面，大陸宣布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具有強關聯，完成國家統一是中國共產黨偉大的歷史任務；另一方面，「台獨」勢力以所謂民主化和本土化的結合形態製造兩岸對立，並以勾結外國勢力進行國際化對抗和機會主義尋求「台獨」，造成兩岸統一的多重障礙。面對賴清德上台帶來的終極挑戰，我們必須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進取心的有機結合與動態運用，主動創造兩岸統一的話語、態勢、條件和機會窗口，主動承擔起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責任，創造民族的新歷史和人類文明新形態，而絕不以歷史機會主義和現實利益主義造成民族與文明之終極遺憾。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來源：橙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