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大元
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區共同擔負的職責。在“一國兩制”方針下，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3條，全國人大課予香港特區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曾嘗試提出《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但由於反中亂港勢力的阻撓破壞，以及受到本地社會爭議影響而撤回。2019年“修例風波”下，香港特區的國家安全風險突顯，但本地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及其機制，存在嚴重短板。
在這樣的背景下，2020年全國人大通過“5·28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全國人大“5·28決定”和港區國安法，再次強調香港特區有憲制責任應儘快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立法義務。
立法過程體現法治精神
在新的國家安全角勢下，香港社會各界一致盼望儘快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依法維護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為香港社會聚焦民生改善與經濟發展、為長期保持一國兩制，提供法治保障。同時，廣大投資者期待通過23條立法，營造穩定、具有合理預期的營商環境。
《條例》的制定過程，嚴格遵照法定程序，充分彙集公衆意見，將法治精神體現在立法過程之中。在草擬《條例（草案）》過程中，香港特區政府展開廣泛的公衆諮詢，邀請市民表達意見。在公衆諮詢期內，特區政府籌辦近30場諮詢會，包括本地和國際各界人士約3,000人次參與其中。特區政府在諮詢期內共收到1.3萬余份意見，其中超過98%的意見為正面意見，體現其廣泛的社會共識。針對公衆諮詢中提出的意見，特區政府在細緻整理的基礎上，做了針對性的迴應，並公布於立法會網站中。
《條例（草案）》出台後，立法會嚴格遵照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規定的程序審議，並通過立法會一讀、二讀和三讀程序，以全票通過《條例》，體現了立法程序的民主與科學性。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香港特區政府完成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充分貫徹了“一國兩制”方針，履行了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憲制責任，彌補了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缺口，與港區國安法有機銜接與兼容，共同構建有效、統一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機制，為長期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對公權力劃定清晰界限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重要原則之一。《條例》的通過，有利於切實保障香港居民及其他人的合法權利與自由。在《條例》結構、內容及效力等方面，體現國家安全與保障人權之間的合理平衡。
《條例》在補齊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短板的同時，積極迴應香港社會各界關於安全、公共利益、權利與自由等議題的合理關切，依法保護居民依照香港基本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以及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特區的有關規定享有的各項權利與自由。法治原則是人權保障的基石，《條例》明確清晰的規範文本與合理設定的免責辯護理由，為公權力行使劃定了清晰界限，為各項權利和自由的實現提供了可預期性與保障。
此外，《條例》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借鑒外國關於國家安全的有益經驗，特別是普通法國家的經驗，為普通法下豐富國家安全立法體例與技術，提供了有益經驗。
《條例》的通過，為守護香港特區營商環境、繼續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法治保障。法治是香港的金字招牌、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2019年“修例風波”時，“反中亂港”分子的破壞活動，嚴重影響香港特區的社會秩序，損害了香港特區的營商環境和長期積累的國際聲譽。《條例》的通過，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治屏障，填補了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的漏洞，為香港特區安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提供了保障。
《條例》從文本結構到內容充分體現法治原則，兼顧國家安全、人權保障與經濟自由，為安全與發展的良性互動提供平衡機制。針對特區內的私人財產和外商投資，《條例》明確給予充分的法律保護。爲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條例》充分保護在香港的金融、傳媒等各類非政治性組織的正常商業行為和國際交往需要；訂立的相關罪名，體現明確性與比例原則，為有關機構和組織的活動提供明確的行為指引。針對商界和新聞媒體關注的非法獲取、管有、披露國家祕密等罪行，《條例》既明確限定了入罪條件，又設定了必要的免責辯護理由，保護正常的金融和商業活動。這些規定，有助於為香港特區營造更加安定、自由和開放的營商環境，提升香港特區對世界各地資金和人才的吸引力。
免公衆利益抗辯遭濫用法官須嚴格判斷
在公衆諮詢過程中，有意見提出將維護公衆利益作為非法獲取、管有、披露國家祕密有關罪行的免責辯護理由。《條例》在審理涉及國家機密的部分罪行中，有條件地引入這一免責辯護理由，這是對香港社會公衆關切的合理迴應，體現《條例》立法的民主性。
補充公衆利益作為免責辯護理由，有助於實現國家安全和公衆知情權之間的良性平衡，確保受香港基本法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特區的有關規定等所保障的言論、集會、結社、新聞、學術和科研等自由得以充分實現，包括新聞從業者及科研人員在內的社會公衆，得以免於誤入法網。
鑒於公衆利益的概括性，法官在審判實踐中需要結合個案，嚴格判斷當事人提出的公衆利益抗辯理由是否具備緊急性與明確性，依法判斷所提抗辯理由，與當事人對國家安全所構成的威脅之間是否相稱，以免違法者濫用公衆利益的抗辯理由逃脫法律制裁。
（作者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