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斌

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發布《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簡稱《意見》），自發布之日起施行。《意見》的制定實施符合兩岸統一的總體方略，表達了堅決捍衛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的訴求，並“根據《反分裂國家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對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總體要求、定罪量刑標準和程序規範等作出具體規定，為司法辦案提供明確指引。”

具體來說主要分為四點，第一是“針對分裂行徑，明確犯罪認定標準”；第二是“明確從重情節，重申追訴期限”；第三是“堅持寬嚴相濟，體現罰當其罪”；第四為“遵循法定程序，保障訴訟權利”。《意見》除了專門地指出了“分裂國家”的具體行為，亦列明“分裂國家”者最高可被判處死刑，相關“犯罪”可以實行缺席審判等規定。

統一“進度條”撥快一格

《意見》一出，立刻引來台灣一些人的惡意抹黑。例如有人攻擊稱“缺席審判”是大陸試圖彰顯對台灣具有管轄權的一種方式，稱“缺席審判”在法律上的適用具有模糊性和曖昧性，“包含審判過程是否透明、被審判者是否擁有法律上的合法權利，‘這樣的審判方式違反法律程序、人權’”云云；又有人稱《意見》是要炮製“更立即的恐懼感”，“同時藉由法律將打擊特定立場對象的行為合理化即‘政治目的勝過於法律目的’”。然而，這些一葉障目、惡意揣度的言論，不過是代言“台獨”的“洗腦言論”。

從《意見》頒布的時間及其措辭來看，筆者認為，《意見》的落地至少釋放出三個信號。第一個信號是中央對於推進台灣問題的解決、民族統一的“進度條”又撥快了一格，這意味任何反華“台獨”的政治反作用力和暗黑勢力都無法阻擋台灣回歸的步伐，中央對於台灣問題有着無法撼動、不可挑戰的底線和原則。

第二個信號是發出了一則具有前瞻性的、對於“台獨”分子惡劣行徑的法律“警告”。這份《意見》的起草乃至落地，也與香港回歸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例如2019年的黑暴、非法“佔中”等）有一定的關聯。要解決回歸問題，首先要處理的是人心問題，而頑固的“台獨”分子往往是撕裂人心、阻礙統一的最大障礙。

回顧香港的回歸歷程，基本法23條立法直至今年才得以完成，長達二十多年裏，關於國安的法律空白，讓“港獨”分子“肆意妄為”地將香港“獻祭”西方，成為了歐美反華的思想“前沿地”、政治“演練場”。要統一台灣，首先要直截了當地斷了“台獨”分子們的幕後“小動作”、“小心思”。特別是，這份《意見》還將“利用職權在教育、文化、歷史、新聞傳媒等領域大肆歪曲、篡改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或者打壓支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國家統一的政黨、團體、人員”的行為視為“分裂國家”行為，這是在法律的源頭上掐斷了部分“軟對抗”、“軟性台獨”活動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意見》是為了台灣在統一前後，避免社會撕裂、回歸人心認同建設的一個“前置”工程。

彰顯中央依法懲“獨”的決心

第三個信號就是《意見》本身是具有時間上的象徵性：它頒布在7月1日香港回歸27周年之前，又在賴清德“520”的“台獨”講話之後。我們或可以如此認為，《意見》的出台時間暗示着，在台灣統一之前，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的法律條例必須完成。這是為了在統一前後，大力掃清“台獨”的歷史障礙，使得懲“獨”有法可依、有理可依。

解決台灣問題與香港回歸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的歷史問題和經驗，有着異曲同工之關聯和對照，但這兩個問題都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在政治的範疇內，《意見》的出台體現了中央通過各種法律手段來規範和解決不法的分裂行為，切斷“台獨”勢力與外部勢力的勾結，讓人心的回歸工作在統一之前開始未雨綢繆。

但更值得強調的是，解決台灣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層面的訴求和布局，《意見》的出台，利劍高懸，凸顯了中央依法懲獨、依法治國的原則和決心，更是在法治層面上推動祖國統一的系列部署的重要一環。

筆者相信，在不久的未來，伴隨着祖國統一的步伐的推進，中央必定會在經濟、文化等其他領域，出台更多的相應辦法和措施。所以，《意見》的出台完全可以視為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重要方略的一個里程碑，更是在具體法律層面吹響了統一的號角，勢不可當，勢在必然！

（作者係中國僑聯委員、資深評論員，本文原刊於《大公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