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王一鳴 |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當前，全球科技革命日新月異，世界大國爭奪科技制高點的競爭日趨白熱化。對於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關鍵期的中國而言，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既是應對時代變革的戰略選擇，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中國推動經濟

高質量發展的主動求變

中國為什麼在當前時間節點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可以從以下幾個視角來理解：

第一，科技革命的發展。當前，人工智能正在掀起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從ChatGPT到Sora，人工智能正在推進眾多產業領域的深刻變革，也在重新塑造創新的生態，形成新的生產力增長浪潮。中國能不能抓住這一次浪潮，是一個基本訴求。

第二，全球爭奪科技制高點的競爭。新一輪科技革命空前激烈，改變了國家間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原來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但是經過人工智能革命，發達國家憑借智能製造可以彌補勞動力成本的劣勢，而且其掌握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所以這種相對位置也在發生變化。再加上中美戰略競爭，美國對華科技採取了更嚴厲的封鎖舉措，特別是在人工智能領域借助人工智能芯片對中國進行打壓，實際上是為了確保美國的技術領先和優勢地位。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發展新質生產力一個重要背景。

第三，中國經濟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2023年中國GDP增長率達5.2%，但是近兩年GDP平均增長率只有4.1%，因為2022年增長率是3%，這與「十四五」時期5%-5.5%的潛在增長水平還存在缺口。今年一季度中國GDP增長率為5.3%，好於市場預期。但是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還不穩固，特別是中國正處在發展階段的轉型期，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減弱甚至可能轉為「負貢獻」，儲蓄率高企也與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有關。長期來看資本的貢獻率會下降，所以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一定要靠科技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第四，培育新動能顯得更為緊迫。過去房地產對中國經濟拉動作用很明顯，2021年商品房銷售額達到18.2萬億（人民幣，下同）的歷史峰值，而2023年下降至11.6萬億，兩者之間有6.6萬億缺口，這是總需求的缺口。雖然現在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增長非常迅猛，但是短期內要填補6.6萬億的缺口很難，所以必須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過去依靠要素驅動和債務擴張的傳統增長模式，因現在受到宏觀杠杆率寬鬆和債務風險上升的制約已經難以為繼。此外，新質生產力的一個最重要指標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現在這個任務也非常艱巨。以美國為參照，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差不多相當於美國的40%，日本和韓國差不多是60%。如果中國要達到日韓的水平，每年全要素生產率要增長2.7%，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要達到50%以上，這個要求非常高。所以中國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來推動經濟高速發展，這種主動求變的做法是贏得新的國際競爭的戰略性選擇。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在於科技創新

近年來，中國科技創新發展非常迅猛，研究與試驗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投入連續7年都保持兩位數增長，遠高於GDP增速；2023年R&D投入強度達到2.64%，超過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科技由此取得了一系列戰略性成果，比如高端芯片雖然遭到了外部「卡脖子」，但還是取得了進展，重型燃氣輪機、商業大客機、大型遊輪等領域也接連實現重大技術突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對中國的排名，2022年是第11位，2023年第12位。在世界排名前30位的經濟體中，中國是唯一的新興市場經濟體。

但是我們也有短板弱項，主要表現是原創能力不強、原創成果偏少，這主要受制於基礎研究相對薄弱。過去可以夠買其他國家的科技成果，但是現在外部環境變了，不可能重複過去的模式。過去中國R&D的比重一直比較低，2020年佔GDP的比重僅為6.32%，而OECD國家平均水平大概為15%-25%左右，基礎研究是中國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導致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對此，中國要從過去的跟隨性創新模式轉向在部分領域引領性創新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再通過適應性改造和再創新，來縮小自身產業技術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這個過程也被稱為「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過去依靠這種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功之處在終端產品領域，比如百萬千瓦級超超臨界發電機組、高鐵成套設備和技術、5G通信設備等均具備國際競爭力。但是，承載關鍵核心技術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礎材料、工業軟件等這些中間品，仍面臨著被「卡脖子」的風險。所以中國必須轉向在這些領域引領性創新，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不解決這個問題，就改變不了被「卡脖子」的被動局面。

新能源汽車的異軍突起，說明中國在部分領域完全可以實現領先。德國是老牌汽車製造大國，現在大眾集團反向併購中國的新能源企業——地平線。大眾與地平線的合作，背後的原因在於中國新能源汽車在電驅動、電池、電控「三電」技術上領先，正是因為有了這些領先，中國才有談判地位。以前是市場換技術，以後要技術換技術，甚至拿技術換市場，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關鍵。想實現這種突破，要從過去的集成創新轉向原始創新，而轉向原始創新需要加強前瞻性的基礎研究，通過基礎研究來實現帶動更多引領性的原創成果和戰略性技術的突破。中國加強技術研究具備現實條件，中國的大學教育系統近年來發展突飛猛進，每年畢業的STEM（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四門學科英文首字母的縮寫）專業的學生達500萬，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擁有這個能力。

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科技創新與

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

只有創新但不能轉化為產業化成果，也解決不了問題。我們既要有0到1的原創，1到10的應用研究，也要有10到100的科技成果轉化，100到N的大規模產業化。從概念設計、技術研發，到中試，再到產品，需要全鏈條的創新。中國最有這個條件，因為我們市場規模大、產業體系完備，為科技創新延伸到產業創新創造了條件，同時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發展也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融合業務提供了豐富的應用場景。現在，集成電路、智能網聯汽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電力、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等戰略新興產業，在中國製造業所佔的份額逐年上升。

當然，發展新興產業絕不是要放棄傳統產業，傳統產業是中國實體經濟的基本盤。如何提升傳統產業，要靠數字化轉型、智能化改造，中國智能製造單元、智能產線、智能車間發展非常迅猛。金融是催化劑、粘合劑，要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必須有金融的支持。中國內地金融體系是以間接融資為主體的金融體系，一個特點是科技創新的風險匹配和融資需求不完全對應，商業銀行追求穩定的現金流收益，而創新是有風險的，商業銀行習慣於做大項目、與大企業合作，因為風險小、成本低，而科技創新需要持續地投入資金；商業銀行貸款是需要抵押的，但科技企業重研發輕資產，獲取商業貸款存在困難。這種金融體系需要進行適應性調整，發展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甚至天使投資基金。如何推動資本市場發展？如何培育對科技企業和項目的融資能力？在這個過程中，香港能夠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香港基礎研究國際領先，培養了大量基礎研究和科技人才；另一方面，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擁有高度開放的金融環境、發達的資本市場體系，可以幫助內地科創企業到香港融資，發揮科技型企業融資的樞紐作用。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5-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