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世錦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國經濟現正處於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新一輪技術革命也處在上行階段，兩個層面相互交匯。在這個背景下，新質生產力應運而生。新質生產力是一種新技術革命架構下的創新能力，中國要想增強這種能力，需要發揮自身在新技術革命架構中的優勢，彌补基礎研究領域存在的短板，營造良好的創新文化氛圍，為創新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中國在新技術革命架構中的

三大主要優勢

全方位增強新技術革命架構下的創新能力，需要充分利用中國目前由一系列因素所促成的重要優勢。在這裡主要從三個角度作出解釋。

（一）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首先，中國擁有由14億人構成的一個統一大市場。從規模和整體性上來講，這樣的市場應該是沒有先例的。人口數量的多寡並不一定代表市場統一性和完整性的高低。有些國家的人口也多，但未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市場，而是在地域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場分割。而中國的大市場實際上相當於數千萬甚至上億人的一個完整經濟聯合體。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整體市場可進一步被劃分為四億多人的中等收入群體和九億人中低收入群體。四億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但更有潛力的是九億中低收入群體，他們當中的一部分正在進入中等收入群體。

此前，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從2020年到2035年要使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這意味著市場消費規模的巨大增長——這也是我們過去講得比較多的。但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供給側投資的快速增長可以容納較多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在市場中的相互競爭。其他比較小的經濟綜合體往往做不到這一點，它們在國內市場的容量是相對較小的，更加需要國際市場的支持；而大規模的國內市場能夠通過相互競爭為企業提供更多的試錯機會。

另一方面，激烈頻繁的國內競爭可能會帶來「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也是近期討論熱度較高的一個話題。最近中國流行的一個詞語叫做「卷」，就是指競爭很激烈。中國國內市場的超大規模為激烈的競爭提供了可能性。「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技術的突破，技術突破才會實現生產的高質量發展。

需要注意到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有一些爭議，比如說重複建設問題。從本質上講，市場經濟即意味著一個以上的競爭者，一個以上就有可能出現重複競爭，市場經濟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就是重複建設。那麼對於一個行業、特別是處在上升期的行業來講，只有通過競爭才能提升競爭力。在中國國內競爭過關的企業，在國際上的表現一般不會差，而且往往是表現相當好的。這實際上是已經在中國經過實際驗證的。

（二）後發優勢與新技術應用聯合聯動。目前，發達經濟體的一般人均收入水平超過3萬美元，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為1.3萬美元，低於發達國家。但同時也意味著在中國，新技術、新產品的增長機會相對較多，同時有空間通過規模經濟降低成本。

另外，中國企業生產的產品和消費者使用的產品主要是新技術推動的新產品，例如在互聯網、移動手機、新能源汽車等領域，許多中國消費者的第一部電話就是移動智能手機，第一輛汽車就是新能源智能汽車……他們購買的都是新技術支撐下的新產品。相較許多國家包括發達經濟體而言，這些產品在中國的增長機會和市場空間都更大。

（三）技術與工程化的跟隨能力。中國的技術發展在這些年一直處在追趕、跟隨階段，吸收、消化、應用先進技術並形成了較強的跟隨技術和工程化能力。這當中並不僅僅是簡單的模仿，還包括創新和再利用，特別是一個好的IP最終可以在中國形成一個有競爭力的產品，這得益於比較完整的產業配套和供應鏈體系。譬如中國的新能源成本最近幾年下降的速度是相當快的；另外中國出口的“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新的產業鏈。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大部分環節是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布局是比較完整的。

中國在新技術革命架構中的短板

中國經濟領域的短板，在不少行業中都表現為一些關鍵生產環節中存在「卡脖子」的現象，更多表現在從0到1的基礎研究領域，例如芯片和軟件行業，但更大的短板還是在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領域。拿人工智能領域舉例，兩年前中國在算力和數據方面與國際的差距還不大，但特別是近半年以來，中國與國際在算力上的差距已經迅速拉開，譬如英偉達的H100、B100芯片在生成式AI的應用水平已達到十萬張、幾十萬張。更重要的還有算法上的差距，原創性算法模型、思路和方法主要還是來自美國的谷歌、因特爾、OpenAI等一些企業和機構。

想要突破從0到1的基礎研究和創新，需要培植濃厚的創新文化和科學發現的初心，需要更多超越功利主義的、想為人類世界做一些事情的理想主義。但是目前，不論政府還是企業的研發方向都還是短期功利性比較強，在科學和創新方面的文化、體制機制、政策上都還是有一定差距。在這種情況之下，想搞一些真正具有重大突破的成果，不論是在科學方面還是在創新方面，看起來都是有困難的。

加強新技術革命架構下的

創新文化和機制建設

一是認可、保護、弘揚企業家精神。創新說到底實際上是一种企業家精神，是有一部分人有意願、有能力去推動一件事。針對預期不穩、信心不足等問題，需要有大的理論和政策突破。其次，應該對企業的分類進行調整，推動中國不同類型的企業平等發展、公平競爭，各類投資者各具特色，各顯其能。

二是重視發揮大型科技企業的作用。比如從國際經驗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中國的大型平台、科技公司、互聯網工程等企業應當有更大的投資和成長空間。 「監管紅綠燈」的提法需要改進，尤其對於互聯網和數字經濟領域。「綠燈」意味著一件事需要獲批後才能夠開展，但對於創新來說，審批一項此前未有的項目可能本身就存在問題。創新是難以預測和規劃的，所以監管還是要以負面清單為主。

三是加強基礎研究領域的前沿性交流、跟蹤和超越。一方面是人才。科技人才是在全球範圍流動和配置的，要在粵港澳大灣區吸引聚集全球一流的科技人才，尤其要形成必要的物質和技術配套設施、文化和科學精神、體制機制和政策條件。另一方面是企業和機構建設。可考慮創辦一些類似於OpenAI的科研機構，倡導理想主義、長期主義，超越短期的功利主義，培育科學理想、科學精神，重視發揮想象力和創造性，逐步形成真正有利於在科學前沿的重大、原始創新方面的文化傳承和相應的評價激勵機制。做好在實際技術投入和創新文化氛圍方面的雙重建設，助力新技術革命架構下的創新動能在中國持續、全面地發揮。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5-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