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宋小莊 |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前教授、紫荊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新質生產力」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詞。香港要積極把握當前發展機遇，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充分釋放優勢生產要素活力，特別是在推動科技創新中大膽作為，不斷積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特殊優勢。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新質生產力」源於經濟學的生產力理論。「古典經濟學」對生產力已有研究。例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通過分工增進勞動生產率，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到使用機器可以降低生產成本等，這些都是二百多年前學者對生產力的論述。馬克思在《資本論》《雇傭勞動與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工資、價格和利潤》等多部著作中提出「新的生產力」、「新興生產力」、「生產力包括科學在內」等論述，對社會主義生產力進行了深入研究。可見對生產力的論述談不上姓資姓社的區分。

新質生產力有別於傳統生產力，是生產力質的躍遷，也是生產力現代化的具體體現。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並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用以指導新的發展實踐。也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的階段，具有新質生產力的廣泛實踐，中國要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理論來指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確保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國際競爭和合作中站穩腳跟。 新質生產力在適用上須因地、因勢、因時、因事、因人、因空間、因科技發展對的具體情況、因主客觀條件差異等而制宜。在新質生產力中起牽引作用的是科技創新，這也是沒有姓社姓資的屬性和區別的。但在適用上，還需經過可行性研究，考慮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社會生產中互相依賴、相互適應的現實，擴大其正面促進作用，消減其反面阻礙作用。

開放理順了

中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關係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不但注意到生產力的作用，還充分認識到生產關係是生產力賴以發展的社會客觀條件，兩者雖有矛盾，但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適應。

首先，搞清楚生產力要素和生產關係要素。生產力基本要素包括：（一）有關生產的相關科學技術。（二）具有或掌握一定科技知識，有生產經驗和技能的管理、科技和勞動者。（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生產資料（工具、設備、機器、材料等）。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大力引進外資，主要是提高本國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生產力，處理好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

生產關係基本要素包括：（一）生產資料所有制，根據憲法規定，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二）各種相關的社會利益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係。中國存在不同的所有制，由不同類型的全國性法律來調整。（三）產品分配形式，根據憲法規定，中國採用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不同的分配形式也是由不同類型的全國性法律來調整。中國之所以在公有制企業之外，還允許不同形式的非公有制企業存在和發展，主要是要讓有關企業的生產關係與該等企業的生產力相適應。（四）資本的流通過程，也由不同類型的全國性法律來調整。

其次，認識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一）生產力是最活躍、並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從根本上說，一個企業、一家工廠的成敗不取決於生產關係，而取決於該等單位當時的生產力，但該等單位的生產關係又可以積極或消極地影響生產力。（二）任何一種生產關係都適應一定生產力，生產力發展了，會引起生產關係產生相應的變革。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的變革，能够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三）當生產力的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生產關係可能就落後了，不僅不能與生產力相適應，還可能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時生產關係的變革，會對生產力產生反作用。

再次，認識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及其性質。（一）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大体相適應，矛盾處於量變階段，但生產力發展相對落後。之後矛盾由量變發展到質變，中國必須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否則可能就是死路一條。（二）在改革開放之後，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不適應逐漸轉為適應，同時又產生新的矛盾。在四十多年發展歷程中，兩者的關係經歷了多次適應和不適應的碰撞，推動了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中國陸續實行了承包制、工資制、價格、分配、企業股份制、貿易法、外商投資法、外匯等多項改革，都是在解決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新的矛盾過程中發生的，實踐證明取得了顯著成效。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規律，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得到了驗證，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偉大實踐。

發展新質生產力同樣適用於香港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產力的系列重要論述同樣適用於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區。《基本法》有發展生產力的相關規定：第118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並開發新興產業」；第119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和協調製造業、商業、旅遊業、房地產業、運輸業、公用事業、服務性行業、漁農業等各行業的發展，並注意環境保護」。第118條提到的「開發新興產業」，可以理解為具有新質生產力特徵的產業。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曾經提出，「微小型工廠」（Microfactory）是香港未來推行新型工業化的方向，這也是香港製造業回歸前提出過的口號。新質生產力涵蓋範圍廣泛，涉及各行各業，發展方向亦應當是多元的，不限於「微小型工廠」，應當「小大由之」。理由有三： 

一是在《基本法》第119條中列明的行業有九個，但還未窮舉，並不限於微小型。《基本法》沒有限制，香港特區就不必自限。 

二是行政長官在2024年《施政報告》的附件「2023年《施政報告》指定項目目標」中涉及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有推進科研成果商品化、培育初創企業、吸引科技人才、創科實習計劃、推進新型工業化等項目目標，都遠遠超過「微小型工廠」的範圍。 

三是在這份《施政報告》的附件中，有推進下遊的新型工業發展、促進微電子發展、設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設立第三個InnoHK平台、推動5G發展等項目目標，也遠遠超過「微小型工廠」的範圍。 

以上目標非常龐大，如果落實則可以形成巨大的「新質生產力」，絕不是「微小型工廠」可以實現。

香港應探索適合自身

情況的發展新質生產力路徑

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既使生產力得到長足發展，又使生產關係適應並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對於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內地對生產關係作出與生產力相適應的改革，才有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改革開放的做法。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雖不必照搬照抄，但可以吸收借鑒內地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行之有效的管治方法，在總結過往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對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作出必要的調整。

回歸前，港英政府在香港實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但並非是完全不干預，而是有干預、有限干預和不干預之分。其哲學基礎是「小政府」和「大市場」理論，該理論認為政府的規模與市場相比很小，只能做有限干預；市場是非常龐大的，而且會用「無形之手」自行調節，不勞政府干預。但這種觀點並不是說政府完全不干預，甩手不管，而是說對不同的行業，有的以不干預為主，有的以有限干預為主，有的以干預為主。這種方式在香港能夠實現嗎？

以製造業為例。回歸前，港英政府是不干預製造業的，但有官方、半官方和民間組織配合提供服務。在內地改革開放後，特別是回歸後，香港製造業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出現「空心化」，其佔GDP比重从上世紀七十年代的30.9%下降到如今的不足1%。如此大的降幅本應早引起警惕，但香港沒有在意，更沒有應對之策，最後製造業走向衰敗。反觀內地製造業經過多次轉型，騰籠換鳥，中國也隨之成為世界製造業強國。

以土地為例。回歸前，港英政府決心干預土地問題。為了避免香港土地被賣光，《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關於土地契約」第4條規定，「中英從《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根據本附件第三款所批出的新的土地，每年限於50公頃，不包括批給香港房屋委員會建造出租的公共房屋所用的土地。」回歸後，本來特區政府應當利用這一參考性指標，做出未來香港基建和公私營房屋的規劃，解決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避免供需嚴重脫節。但從香港土地拍賣結果來看，回歸後有的年頭一年才批出幾公頃的土地，房屋政策的實施也因多受掣肘而備受批評。

以強積金為例。2000年，香港推行強積金制度，但不實行統一經營管理，而是採取分散管理制度，不時有盈利情況不理想、經紀人收費偏高等問題出現。按照香港人均預期壽命計算，強積金餘額對於退休人士而言不完全夠用，這可能將是香港難以承受的一項巨大社會福利開支。還有老齡化所衍生的養老等系列問題，香港至今也沒有出台長遠規劃和政策。

以金融業為例。《基本法》第109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第110-113條還有進一步的要求。對回歸前夕出現的銀行、股市動盪，港英政府進行有限干預，包括建立管理制度、重組大部分監督體系。特別是對於聯繫匯率制度，香港特區政府作出強勢干預，在中央的支持下成功進行了港元狙擊戰（1997年）和金融保衛戰（1998年）。隨後，香港完善了金融法制，公布了規範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措施，保護了「一國兩制」下相對穩定的金融環境。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於香港的資本主義來說，在製造業、房地產、退休養老等領域似乎並不能完全達到原來設想的目的，也不能提供原來設想的保障，但是在處理金融問題上表現得積極有為。香港應該在那些存在較多問題的領域有所警覺和重視，及時調整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適應香港新的實際情況。

重視科技創新在香港

發展新質生產力中的作用

中共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資本主義國家也非常重視科技創新，例如，美國也是通過科技進步促進生產力進步，進而改善生產關係，以保持其世界領先地位。同樣，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也需要从科技創新中尋找原動力。發揮科技創新對生產力的牽引作用。這就要求：一要保證創新科技牽頭的安全動力；二要有充足的工程師、技工等人才儲備；三要有效地把創新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香港在這些方面均具備較好的條件。據不完全統計，香港共有16所國家重點實驗室、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香港高校也具有世界一流的科研實力。香港與內地就科技合作達成了一系列的安排。2017年，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在《「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中提出《香港的優勢科技範疇和技術簡介》，囊括了香港的大學和研發機構總共一千多項科技清單。「十四五」規劃也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化內地與香港的科創合作關係。《「十四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在編制之中，香港可據此提出自己的科技清單。2018年，香港和內地簽署了《關於中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於香港科學園院建設「醫療科技創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香港近期推出一系列「搶人才」政策，吸引大量科技人才來港。對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和量產問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為香港科研成果產業化提供了政策保障，北部都會區也為科研活動作出了超前規劃。這些舉措都將有利於香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5-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