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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倫 |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促進文化繁榮興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一步，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戰略部署。香港作為國家對接國際的橋樑，有著薈萃多元文化的優勢，因此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確立了其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肩負了文化軟實力輸出的重任。可是，香港自回歸以來主要聚焦於硬件建設，沒有清晰的文化政策，也缺乏作為文化軟實力輸出的載體。雖然現屆特區政府設立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但如何提高軟實力輸出依然是一個問號。筆者回顧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成功經驗，提出「文化輸出循環」模型，為政府落實「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工作提供思路。

引言

香港一直都是國家對接國際的橋樑。早在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不少內地人士帶著各式各樣的中華文化傳統和技藝移居香港，令這裡變成了中西文化的薈萃地。自1997年回歸以來，特區政府設立了文化委員會，並就文化產業發展進行調研後發布了《政策建議報告》。可是，有關委員會未能有效發揮作用，尚未推動政府訂立清晰的文化政策就宣告解散。多年來，香港主要聚焦於文化硬件建設，例如公共圖書館從64間增至82間、體育館從74座增至102座等。雖然現屆特區政府設立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並在2022年及2023年《施政報告》的措施中提出專門成立多個文化相關的委員會，並會在稍後時間推出《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試圖提高文化軟實力輸出。可是，2021年香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佔香港國民生產總值的4.5%，當中增加價值的頭三位為：軟件、計算機遊戲及互動媒體，藝術品、古董及工藝品，建築，在輸出文化軟實力上仍欠缺載體，未發展出一套可持續的文化輸出邏輯。

回看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輸出情況如日中天，更獲得了「東方好萊塢」的美譽。到底為何那時香港流行文化在對外傳播中取得了成功？通過解答這個問題，可以把有關經驗在新時代再次複製，為特區政府強化文化軟實力輸出、對外講好中國故事提供啟示。

文化軟實力概念的提出

在回答研究問題前，需要先審視文化軟實力、流行文化輸出及「輸入—處理—輸出」模型等相關理論，為後續的討論建立基礎，以下將分成兩部分：

（一）文化軟實力與流行文化輸出

「軟實力」一詞最早由美國學者於1990年提出，它主要存在於三種資源中，包括文化、政治價值觀及外交政策，是軍事力量、經濟實力等硬實力的相對存在。軟實力與硬實力不同，它是「能讓其他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力量，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影響各國人民。

過去三十年，「軟實力」概念在學術領域不斷進行辯論，甚至在世界各國中落實。有學者指出「軟實力」是一種「需要被他者所認同」「被別人所接受」的文化力量，而流行文化在傳播國家文化軟實力中有著重要作用。有學者認為流行文化透過「宏觀社會結構」和「人際交往紐帶」方式進行傳播，為青少年的自我認同帶來顯著影響，成為了一部「製造青春」的機器。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影響力更多是通過國際貿易的方式來實現。各國都是以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企業為目標，通過市場化方式實現文化的傳播和溝通。

流行文化所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存在於市民日常生活的不同部分，當中包括電影、電視、音樂、服裝等。有研究收集了440份有效問卷，讓香港受訪者體驗三種韓國流行文化，結果發現他們在體驗過後會增加他們到韓國旅遊的意願。而日本則憑借電子遊戲成功提升了世界形象，並以此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手段。在眾多的流行文化範疇，有研究認為影視傳媒作為普通民眾的主流媒體和最主要的文化消費產品，而且可以透過圖像語言隱蔽地傳播價值觀，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首選策略。一部電影內所涵蓋的訊息非常多，而且接觸面相對較廣，故本研究以電影作為主要討論對象。

（二）「輸入—處理—輸出」模型 

過去一段日子，不少學者對香港流行文化作出廣泛研究，但他們主要聚焦於影視歷史、歌詞分析、電影分析、個別明星的影響等範疇，與政治和公共政策相關的文獻非常有限，特別是關於如何有效輸出文化軟實力，一個能夠被廣泛接受的文化軟實力輸出模型仍未建立起來。

文化是一種有組織的差異化和概括化輸入行為，而輸出的結果是個人和集體行為。換句話說，文化傳播和軟實力輸出其實就如同一個生產過程，有清晰的投入、過程、產出及反饋改善。在眾多理論中，「輸入—處理—輸出」模型（Input-Process-Output Model）在系統分析和軟件工程中使用廣泛，用於描述信息處理程序。有關模型包含四個部分，分別是輸入、處理、輸出和意見，是一個循環。

有關模型除了用於各種生產過程，亦可以用於討論人們的行為，例如Pavitt在其研究中探討了各種輸入因素對社會影響力的影響，並以「輸入—處理—輸出」模型為基礎提出了一個「群體社會影響過程模型」。而在Ching、Lee、Wong、Lai and Lip的研究中，探討了在新冠疫情期間老年人對遙距學習的體驗。因此，本文將會以「輸入—處理—輸出」模型作為基礎，結合香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的成功經驗，提出文化輸出模型。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

輸出經驗回顧及

文化輸出循環的提出

回看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產業主要是通過市場支撐，並非依靠政府的資助。在五十年代，大批來自內地的藝術家移民來港，為香港電影業帶來了大量人才。當時，香港影壇有三大勢力，包括邵氏、電懋和長城影業，它們均採用流水線作業的片場制拍攝電影，日以繼夜地大量生產電影，每年產出高達40多部影片。與此同時，不同電影企業都有自己的電影院線，播放自己拍攝或採購的電影，是一種成熟的垂直合併，為它們帶來穩定的收入進行持續投資，讓香港創出了一個完善的電影生態。在八十年代，新藝城、德寶、世紀、銀都等公司相繼成立，各出奇謀重本拍製娛樂大片讓香港電影進一步走向輝煌歲月 。基於上述的「輸入—處理—輸出」模型，以下將會以四階段討論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輸出情況。

（一）第一階段——輸入：善用優勢打入東南亞及內地市場，拍攝符合大眾口味的電影 

香港電影是華語電影的先驅者，社會普遍認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香港電影」。世界各國有著數量龐大的海外華人社群，特別是東南亞國家，估算達到3,000多到4,000萬人。這個群體雖然並非身在中國，但普遍保留著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各類同鄉社團、商會隨處可見，也有著較強經濟實力和較廣人際網絡，這個消費群體非常大。

而且，當時東南亞國家、台灣地區的電影主題比較單一。自七十年代，韓國樸正熙當局要求電影公司製作能「確立民族主體性」和「鼓舞愛國愛民族的國民性」電影，這並未能滿足當地人民的娛樂需求。而在台灣地區，八十年代的電影人主要拍攝藝術風格路線的電影，商業電影屬於少數，並非大眾的口味。可見，東南亞市場對商業電影有極大需求。反觀香港的電影工業發達，主要是拍攝商業娛樂片，因此有能力搶佔有關市場。

另外，鄰接香港的內地城市也是一個龐大的電影文化市場。香港與珠三角地區的語言文化、歷史和生活風俗一脈相承，因此香港的影視娛樂製作容易獲得那裡觀眾的接受。加上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快速起飛的香港在內地民眾心目中是一種時髦、一種向往，故此香港發揮了自身優勢，也選擇了內地市場進行出口。

面對這些龐大的華語市場，香港製作的電影都會考慮他們的需求。不少香港製片公司都具備某種「亞洲意識」，會在海外取景拍攝，這也是為了更好地在海外發行放映，特別是東南亞市場。

為討好外埠片商，配合觀眾的口味，香港亦跟風拍攝喜劇、黑社會及英雄主題的電影。「新浪潮」崛起的時候，許鞍華、徐克等導演在首次執導時，不約而同拍攝具有黑色元素的警匪片、驚悚片，希望以這種商業化的作品贏得市場。充滿香港色彩的《英雄本色》，使香港街道景色印在各人的腦海之中，至今有關電影仍然在韓國的電視劇中被致敬。

自七十年代起，李小龍的功夫就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和風潮，他成為了國際影壇巨星，功夫片也得到世界各地人們的喜愛。李小龍逝世之後，香港的功夫電影並未止息，成龍成為了接班人，在七十年代末期推出了《蛇形刁手》《醉拳》等影片，打入了日韓市場並且大賣，票房達到10億日元以上。而在八十年代，成龍創作出了具有荷里活（好萊塢）風格的港式功夫片，推出了《師弟出馬》《警察故事》等耳熟能詳的作品。

此外，香港還取材了不少中國民間故事，包括《聊齋》《倩女幽魂》等，以淒美的愛情故事包裝，吸引市民的眼球。另外，周星馳在九十年代初更將「無厘頭」搞笑元素融入到這些古裝作品之中，例如《大話西遊之仙履奇緣》《鹿鼎記》等，讓這些中國故事更能走進人們的心中。

（二）第二階段——處理：利用各地傳播平台，雄霸東南亞及內地市場 

電影拍攝後亦需要有足夠的傳播渠道才能讓觀眾認識，繼而取得成功。自五、六十年代，邵氏已經積極與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國家的企業進行合作，讓香港電影逐步打入這些市場。而自七十年代起，高度商業化的香港電影亦開始在內地影院放映。至於日本，自李小龍的功夫熱後，香港演員影迷會及香港電影雜誌更相繼出現，讓香港演員獲得更多日本市民的關注。而在台灣地區，有四家有線電視台24小時播放大量香港電影，加上路邊攤、夜市、唱片行以三片一百元的價錢出售香港電影，讓當地人民廣泛接觸香港流行文化作品。在不同渠道的互相作用下，香港電影熱潮有效在東南亞和內地傳播。

在香港電影輝煌的二十多年中，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韓國等東南亞國家，加上台灣地區，產生了大批支持者，支撐香港發展成區域電影中心的重要力量，其中「香港乃越南最大電影供應商，在印尼則為第三大供應商」。隨著香港電影的成功，香港明星和粵語歌曲亦因此而獲得了大家的青睞。

（三）第三階段——輸出：中國不同文化植根人們心中 

在香港電影於東南亞和內地流行之後，中國不同文化逐漸植根在人們的心中。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第一，廣東話的廣泛傳播。自七十年代，粵語電影、電視、歌曲等流行文化大量湧入馬來西亞，令當地人民了解到香港文化和粵語，雖然馬來語是馬來西亞的國語和唯一官方語言，但除了華人群體以外，現時亦有不少懂華語的馬來西亞人，可見文化影響非常深遠。對內地而言，廣東話是一種地方語言，主要在廣東省內使用。但近年內地歌唱節目依然選取廣東歌，也代表了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文化仍存在於社會各個群體的內心。

第二，中國人的愛國形象。在七十年代李小龍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電影中李小龍將「東亞病夫」的牌子踢破，表現出明顯的反日情緒，企圖重新喚起舊有的功夫英雄和民族精神。而在九十年代初，李連傑主演的《黃飛鴻》在東南亞、美國及德國等地上演，向世界展現了黃飛鴻的大俠形象及中國人愛國對抗外敵的故事，增強了海外華人的凝聚力。

第三，學習中國武術和音樂。在國際影壇上展現出中國影人的形象，為世界打開了一扇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雖然中華武術在東南亞的華人群體中一直都得到重視，並時常舉辦比賽，自七十年代李小龍的帶動，到八、九十年代香港武俠電影，如《少林寺》等古裝功夫電影公映，讓東南亞國家的人們更熱愛中華武術文化。而不少香港電影配樂也是來自中國古典音樂，例如「黃飛鴻」電影的主題曲《男兒當自強》改編自古琵琶曲《將軍令》，使東南亞人民透過電影深刻認識到這些耳熟能詳的樂章。

（四）第四階段——意見：香港流行文化熱潮的退卻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香港流行文化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出現了180度的轉向。1996年的海外收入出現了斷崖式下滑，從1995年的11.64億港元跌至4.35億港元，1997年更進一步下滑至3.29億元，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觀眾對電影口味的改變。九十年代末，荷里活（又譯「好萊塢」）的技術提升，為觀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體驗。1993年的《侏羅紀公園》，向觀眾展示了活靈活現的恐龍，在全球票房超過11億美元，遠超同期其他電影；而1997年的《鐵達尼號》（又譯《泰坦尼克號》）票房是全球歷來第四高，超過22億6千萬美元。及後，隨著荷里活電影的特效快速發展，日本、韓國等也持續投資科技，讓香港電影的拍攝技術逐步被拉開，限制了拍攝主題。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海外觀眾對香港電影的興趣已經減退。 

第二，鄰近地區加強製作文化作品，香港匯率影響電影出口。1998年韓國提出了「文化立國」，先後訂立各種法規和成立「韓國文化產業振興委員會」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並走出國際。加上泰國日益重視本土電影的生產和出口，香港電影無可避免面對區內日益加劇的競爭。與此同時，1997年金融風暴影響亞洲，以後東南亞各國受經濟滑落拖累，內部經濟疲弱，削弱了對海外電影產品的需求。對香港而言，港元當時處於強勢，電影產品的價格因而遠高於其他亞洲區的水平，給香港電影出口能力帶來了負面影響。 

第三，各種新傳播媒介和娛樂項目對香港電影產業的打擊。部分消費者由於取向的轉變，「寧願租看影帶和影碟」，香港電影業的總收益自1993年起已有下降趨勢，本地及外國電影在本地市場的收益由1992年巔峰時期的12.4億港元跌至1997年的3.53億港元，下跌幅度超過7成半。及後，隨著科技和互聯網逐步普及，新興的活動、遊戲平台或其他影視渠道給觀眾的娛樂方式帶來更多選擇，進一步打擊了香港電影的競爭力，令過往的產業模式失效，未能再創作高質量新內容輸出東南亞國家及內地。 

基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出口電影的經驗和歷程，結合「輸入—處理—輸出模型」提出了以下文化輸出循環：1、「輸入」階段：「找尋合適文化輸出國家及群體」及「按當地人民喜好打造內容」；2、「處理」階段：「善用當地社交平台及媒體等作宣傳」及「創造支持者」；3、「輸出」階段：「國家或地方的文化內涵廣泛傳播；4、「意見」階段：「潮流改變」。

香港作為中華文化軟實力

輸出平台：短板及強化建議

在新時代，香港作為中華文化軟實力輸出的重要平台仍有不少短板，以下以文化輸出循環為基礎提出各項建議。

（一）政策支持香港流行文化產業重新崛起 

在找尋合適文化輸出的國家級群體前，首先要讓香港電影產業重新發展到一定規模，達致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情況。前文曾提及香港電影業在八、九十年代的成功，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五、六十年代的人才和技術大量湧入香港為發展打下穩固基礎。現時，特區政府在人才清單中有「電影方面的創意產業專才」部分，但對申請者的資歷要求非常高，例如「在香港取得至少3,000萬港元票房的電影中擔任主要角色的人士」「指定著名國際電影節的得獎者」等，效果成疑。特區政府應考慮放寬有關要求，聚焦於吸引具潛力和創意的年輕電影人來港效力，拍攝更多具質素和新鮮感的作品，為電影行業帶來新氣象。

另外，香港現時的電影院主要購買外來電影播放，而香港本土電影的作品非常有限，2022年只有不足30部。特區政府在1999年成立了電影發展基金，資助有利於香港電影業長遠發展的項目，但事實證明效果有限。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到會將「創意香港」改組成「文化產業發展處」，支持各項產業化的工作。韓國文化振興院自成立以來，積極突破區域和行業限制，發揮企業和行業協會的協同治理效應。可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未必可以達到韓國文化振興院的規模，政府應該重新審視「文化產業發展處」的職能，並探討駐海外經貿辦事處如何在宣傳文化時加以配合，讓政府可以更多支持業界產業化和走到海外。

（二）尋找目標國家及地方進行文化輸出 

自香港電影熱潮從東南亞退卻後，東南亞地區的電影市場已經被西方國家及日韓作品等佔據，要重新打入有關市場並不容易。中國正在推動共建「一帶一路」，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提到民心相通是重要的一環，非東南亞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市場。2023年《施政報告》注資到電影業的14億元當中，有約8.4億元用作提升香港電影的製作，包括「開拓內地電影市場資助計劃」及「歐亞文化交流電影製作資助計劃」，這是對固有思維的突破。不過，特區政府應在認清文化軟實力輸出的目標後，再推出適當的資助計劃，指引電影企業迎合當地喜好拍攝電影，在非東南亞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內複製八、九十年代的成功。

（三）強化香港流行文化產業的創作能力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香港電影熱潮減退的一個原因是觀眾轉向觀看荷里活電影，同時面對東南亞國家優質電影作品的競爭。回看近年，香港電影其實有所好轉，《毒舌大狀》首次打入香港史上十大中西電影最高票房榜，但在台灣地區或其他東南亞國家都未見取得成功。換句話說，這種單純以現代香港作為故事背景的電影難以再次讓香港電影成為國際潮流。不過，近年也有香港電影企業嘗試發展電影特效，例如《明日戰記》向世界水平邁進了一步。現時，特區政府為各個機構提供科技研發上的資助，包括藝能發展資助計劃、藝術科技資助先導計劃等，但資助金額最多只達到百萬級別。要知道荷里活電影特效的投入隨時需要數千萬甚至上億美元，依照特區政府現有的支持，雙方的差距實在難以拉近。因此，特區政府應考慮加強相關資助，甚至成為投資方，讓香港電影能獲得與其他地方匹敵的特效技術，繼而強化電影創作力，滿足觀眾的需求。

除了強化電影拍攝技術外，香港特色文化元素有著獨有魅力，特別對東南亞老一輩人士有一定影響力，這個香港獨有優勢需要被善用。特區政府可以考慮在各項電影資助計劃中加入香港特色元素作為評分標準之一，促進電影企業在電影中加入有關元素，以八、九十年代的人和事為觀眾帶來共鳴，並在觀看時更深入認識新時代的香港文化和社會。

（四）提高香港潮流文化的宣傳能力 

潮流文化要成為熱潮必須善用海外各個渠道，讓當地人民可以接觸到有關的影視作品。2021年《施政報告》提到「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以下簡稱「經貿辦」）和內地辦事處將在推廣香港文化事業上擔當重要任務」，而2023年現屆政府再次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政府駐內地和海外的經濟貿易辦事處加強覆蓋文化藝術領域的推廣工作」，但過去大多數的宣傳較多聚焦舞台藝術，潮流文化相關內容則相對較少。另外，在互聯網時代，串流平台已經成為主要的影視作品傳播方法，可是據串流平台的負責人了解，香港的串流平台均尚未成熟，所包含的香港影視作品也很有限，而且海外只有數十萬用戶，影響力較少。特區政府在2023年首次於香港舉辦流行文化節，希望透過旅遊為載體加強遊客對香港流行文化的認識，可是宣傳的內容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影視作品，較新的影視內容未能在海外傳播。可見，無論在香港或海內外的傳播渠道都需要作出強化，為潮流文化的傳播提供機遇。

回看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它積極與全球不同影視平台探討合作，例如在中國的大型電視節等平台上推介韓國影視節目、與全球主要串流影視平台Netflix簽署合作協議，在培養青年人才、推廣韓國文化上展開合作。同時，韓國政府和商業機構也積極建立自身的串流平台，包括Wavve、TVING、Watcha、Coupang Play等，多管齊下增加韓國影視作品與人們接觸的機會。特區政府可參考這些成功做法，使用政企合作模式，為政策改進提供方向。

（五）制定指標監測文化輸出的成效 現屆政府經常強調「以結果為目標」，在過去兩年的《施政報告》中也提出了各項績效指標。可是，指標並沒有量度流行文化的輸出量及影響力。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輸出文化軟實力絕對是重要一環，因此必須制定全面的指標，除了活動數目、收益等基本因素外，還應該加入觀眾口碑、學習中華文化的趨勢等部分，以有效追蹤香港流行文化在海外的傳播情況，適時改變各種支持策略和資助計劃，重新找尋合適市場和群體輸出中華文化。

總結

歷史證明，香港以流行文化為載體輸出中華文化軟實力是成功的。流行文化輸出海外就像一個生產過程，從輸入到處理、輸出及獲得意見，這個循環是可以再次複製的。不過，面對荷里活和東南亞高科技高質素電影的競爭，香港電影產業較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顯得相對弱勢。特區政府必須重新審視在文化輸出循環中的各個方面，優化現有的支持政策和措施，重建電影行業生態，為發展帶來助力，讓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得以落實，為傳播中華文明貢獻力量。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5-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