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祖雲 | 湘潭大學特聘教授、中山大學榮休二級教授

香港雖然是一個貧富差距顯著的社會，但其顯著的貧富差距並沒有對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產生顛覆性影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香港社會形成了一整套較為系統的弱勢群體社會關愛機制。「社區客廳試行計劃」是香港弱勢群體社會關愛機制的具體體現，這一計劃讓筆者看到了弱勢群體社會關愛優良品質的薪火相傳，看到了弱勢群體社會關愛方式的與時俱進，也看到了回歸以來弱勢群體社會關愛征程的再次出發。

香港社會關愛弱勢群體的

優良品質薪火相傳

香港這個「東方之珠」，有許多世界級、國際性的亮點，除了人們常說的市場、法治、廉政外，還有對弱勢群體的社會關愛。香港新近出台的「社區客廳試行計劃」，旨在為嚴重缺乏生活空間和生活條件的香港劏房住戶免費提供生活空間並提供優惠生活設施和生活服務，是香港弱勢群體社會關愛的傳承與拓新。在香港社會弱勢群體及其社會關愛研究過程中，筆者有兩點基本看法和一點深切感受。兩點基本看法是：一是在弱勢群體社會關愛方面，香港社會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不僅在整體上不遜色，而且在有的方面很出色；二是不僅物質文明的提升有利於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不同文明的互鑒也有利於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一點深切感受是：香港的經濟貧困救助、住房貧困幫扶、遍布全港的長者服務機構，以及隨處可見的殘障服務設施，既讓筆者深深感受到了同情和憐憫弱者的惻隱之心，又讓筆者切切體會到了尊重和關愛弱者的仁愛之情。

同情和憐憫弱者的惻隱之心源於中國儒家學說。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在孟子看來，惻隱之心不僅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標準或標誌，而且是「仁之端也」，即是仁的開端或仁的開始。

既然有仁的開篇，必然有仁的序章。如果說同情和憐憫弱者的惻隱之心是仁的開篇，那麼尊重和關愛弱者的仁愛之情則是仁的序章。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儒家學說就是關於仁的學說，在孔子、孟子等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看來，仁不僅處於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首，還是其整個道德體系的最高道德。仁的核心內容是愛，這種愛從愛己至愛人，從成就自己到成就他人，表現為多層次和多方面，有基於近親血緣關係並表現為「盡孝」的對長輩和家族的愛，也有延伸並超越近親血緣關係並表現為「盡忠」的對民族和祖國的愛。愛既是規範個人的倫理，也是維繫社會的綱常。基於或始於惻隱之心的對弱者的仁愛之情，既表現為對弱者的尊重，也表現為對弱者的關愛。應該說，香港在這兩個方面均交出了令孔孟等古聖先哲滿意的答卷。

在尊重弱者方面，香港有許多值得稱讚的地方。僅從人際稱呼看，對於年齡較大者，香港稱「長者」而不是稱「老人」；同樣，對於生理缺陷者，香港稱「殘障人士」而不是稱「殘疾人」。相對來說，香港的稱呼是更加尊重人的稱呼，是讓人更有尊嚴的稱呼。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的這些稱呼來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有著對長輩敬愛、對同輩扶愛、對晚輩撫愛、對弱者關愛的傳統。看似不經意的日常稱呼，實則反映了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

在關愛弱者方面，香港不僅有社會常態狀況下的系列經濟貧困救助、系列住房貧困幫扶、系列長者服務及系列殘障保護等方面的計劃或項目，而且有社會遭遇自然災害等突發狀態下的慷慨解囊。1998年，中國內地發生特大洪澇災害，香港捐款6.8億元，其捐款數量居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首位；2008年，中國內地發生汶川特大地震災害，95%的香港居民為汶川災時救援和災後重建捐款。如此解囊相助，既反映了血濃於水的親情，也反映了危難時刻對弱者的關愛。

香港劏房住戶既是經濟貧困群體，也是住房貧困群體，通過實施「社區客廳試行計劃」以幫助解決這個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困難，是惻隱之心再現，是關愛之情再燃，是弱勢群體社會支持精神的薪火相傳。

香港社會關愛弱勢群體的

方式與時俱進

香港社會關愛弱勢群體的方式與時俱進，體現在經濟貧困救助、住房貧困幫扶、長者服務、殘障服務等不同方面，接下來僅以住房貧困幫扶為例進行討論。

1997年，筆者在美國訪學時發現，人們的居住方式與其階層狀況密切相關：低收入階層的居住方式一般是「開門見門」，即由於居住在樓中套房，「打開我家的門，就看到對家的門」；中等收入階層的居住方式一般是「開門見屋」，即由於居住在城中別墅或獨立房子，「走出我家屋，就看到對家屋」；高收入階層的居住方式一般是「開門見景」，即由於居住在山中或海邊別墅，開門所見到的或是綠水青山或是藍色海洋。

1998至1999學年，筆者因在香港浸會大學做訪問教授而在香港進行的一年社區調查發現，香港居民的居住方式不僅存在「開門見門」、「開門見屋」、「開門見景」三種不同居住方式，而且在「開門見門」之下還有個「我籠你籠」。這裡的籠，就是香港人常說的「籠屋」，是用鐵絲網圍住的床位住所。也就是說，與美國相比，香港還有其居住空間小到只有一個床位的居住狀態。

香港住房貧富分化狀態導致了旨在幫扶住房貧困的香港公營房屋政策的應運而生。在香港，公營房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公屋，對應於澳門的社會房屋和內地的公租房，公屋是為了幫助居民有房住；另一種形式是居屋，對應於澳門的經濟房屋和內地的經濟適用房，居屋是為了幫助居民有住房。香港的公屋政策即香港的公屋和居屋，為調控香港社會的住房貧富分化、維繫香港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香港住房貧富分化狀態由來已久，香港公營房屋政策也因此由來已久。在香港公營房屋政策歷史研究方面，曾有「三段論」說法，即經歷了1950年至1973年、1974年至1977年、1978年至今三個不同階段；也有「四階段」劃分，即先後經歷了公屋政策初期、十年建屋計劃、長遠房屋策略、政策中心定位四個不同階段。經過研究，筆者認為，從總體上看，香港公營房屋政策經歷了應對性公營房屋政策和規劃性公營房屋政策兩大階段。

應對性公營房屋政策階段大約是從1954年至1972年。所謂應對性公營房屋政策，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房屋政策，其基本特徵是幫助貧困居民有房住。在這一階段，香港公屋因「救災」和「扶貧」而開始興建，「救災屋」和「廉租屋」因而成為香港公屋的最初形式。20世紀50年代，隨著人口的急劇增加，香港住房供應問題越來越嚴重。為了解決「房荒」問題，起初是無房居民在私人或公共土地上用鐵皮、木板非法自行搭建木屋，也稱「寮屋」。這些木屋因其密度高、質量低、設施缺、環境差而經常發生火災，最終導致了1953年12月24日發生在香港九龍石硤尾木屋區的史無前例的大火，這場大火使5萬多名木屋居民露宿街頭，也改變了居民自行解決住房而政府不介入的狀況。香港政府介入居民住房先後有兩個重要舉措：第一個舉措是興建「救災屋」，史稱「包寧平房」和徙置大廈；第二個舉措是在興建「救災屋」的基礎上興建「廉租屋」。早期廉租屋每戶面積11.14平方米，設備簡陋，沒有廚房，洗手間、浴室和水喉樓層公用，後期廉租屋則每戶面積達23至46平方米，每戶有單獨的廚房、洗手間。截至1962年，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共興建了8,000多套廉租房。

規劃性公營房屋政策階段大致是從1973年延續至今。所謂規劃性公營房屋政策，就是公營房屋政策開始具有長遠性和系統性考慮。規劃性公營房屋政策階段不僅幫助貧困居民有房住，而且幫助他們有住房。20世紀70年代至今，香港政府先後陸續出台了「十年建屋計劃」、「長遠房屋策略」和「租者置其屋計劃」等一系列有關公屋建設計劃或規劃，這些計劃或規劃的出台是香港公屋政策從臨時應對向長遠規劃轉變的重要標誌。根據政府角色的不同，這一時期又可分為政府主辦和政府主導前後相繼的兩個階段。在政府主辦階段，港英政府於1973年制訂了「十年建屋計劃」，旨在十年間解決180萬居住在貧民窟和木屋區居民的住房問題。此項計劃的主要內容是實施「居者有其屋計劃」和「市區人口擴散計劃」。在政府主導階段，港英政府於1978年制訂「私人部門參建計劃」，開始允許私人機構參與公屋計劃，這是「政府主辦」轉向「政府主導」的開始。在這個計劃下，由政府撥地，以招標承投方式將建造公屋的部分土地轉賣給私人地產商，條件是在該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必須售賣給房委會指定的購買者。1987年，港英政府推出了主要由私營部門優先策略、自置居所貸款計劃和夾心階層住屋計劃構成的「長遠房屋策略」。1998年，特區政府又推出了「租者置其屋計劃」。

特別指出的是，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香港公營房屋規劃更加具有長遠性、系統性和連續性。在香港回歸後的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看來，「以往逐年訂定的賣地計劃，使我們無法從長遠角度著眼，也無法掌握長期的房屋供應計劃」。董建華因此認為「我們需要一個較長遠的十年規劃大綱，從中再逐年訂出往後五年的具體批地計劃。此外，政府內部的規劃和統籌工作，也需要徹底改革」。此後，香港公營房屋規劃因而更加長遠、更加系統和更加連續。規劃更加長遠，表現在每任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既規劃當年，又規劃未來五年乃至十年；規劃更加系統，表現在每任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都用數千文字討論並規劃房屋用地的提供、房屋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改善、公屋和居屋興建和維修以及後期處置、管理等系列問題；規劃更加連續，表現在後一年的房屋規劃均是建立在前一年房屋規劃的基層之上，有的實現或達到無縫對接。

還需特別指出的是，香港公營房屋規劃不僅在回歸以來更加具有長遠性、系統性和連續性，而且更加具有包容性和益貧性。這裡所說的包容性，是指香港自回歸以來為其「說富不富、說窮不窮」的中等收入階層購買房屋提供不同形式的幫扶。如果我們認真通讀1997年至2023年香港特區政府每年的施政報告，那麼就會知道有哪些不同形式的幫扶。例如董建華推行的「夾心階層首次置業優惠政策」、梁振英推出的「協助中產置業」計劃、李家超提出的「構建置業階梯」設想。這裡所說的益貧性，是指香港自回歸以來更加關注居住條件最差家庭生活條件的改善。譬如，董建華親臨籠屋並在上任之初規劃大幅增加公屋數量；梁振英視籠屋、板間房及劏房為都市璀璨背後的黑暗，並在上任之始提出「協助基層上樓」即幫扶底層市民住進公屋；李家超關注劏房並在上任不久推出「社區客廳試行計劃」。這些均體現了回歸以來香港特區政府對社會底層市民的關心和支持。

回歸以來香港社會支持

弱勢群體事業再出發

一般來說，貧富分化顯著的社會都有扶貧或扶弱機制。不同的是，這種扶貧或扶弱機制，有的是為了維持現狀，有的則是為了改變現狀。香港回歸後的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及其團隊，不僅有關愛和支持弱勢群體的情懷和舉措，而且有改變其貧富分化現狀的情懷和舉措，此種情懷和舉措得以傳承。

2022年10月19日，現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立法會發表了首份施政報告。該份報告表明，行政長官及其團隊不僅傳承了回歸以來香港歷任行政長官及其團隊改變香港貧富分化現狀的情懷和舉措，而且在其傳承的基礎上有所拓新。如果說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首份施政報告是香港回歸後弱勢群體社會關愛征程的首次出發，那麼第五任行政長官李家超的首份施政報告則是香港回歸後弱勢群體社會關愛征程的再次出發。下面還是僅以住房貧困幫扶為例進行討論。其一是認知層面的傳承與拓新。眾所周知，在衣食住行四大民生問題中，住的問題往往是最為重要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此之前的歷屆香港特區政府均將香港市民住的問題視為最為重要的民生問題。在此基礎上，現屆特區政府則進而將香港市民住的問題界定為「民生憂難」，從而作為施政的「重中之重」。筆者認為，此種認知精準到位。本世紀特別是2010年以來，多項民意調查表明，住的問題既是香港民生之憂的第一憂，也是香港民生之難的第一難。之所以是第一憂和第一難，一方面是因為香港人多地少，房屋供應的增加受制於土地的供應；另一方面是因為香港近些年出現階層固化現象，較少的向上流動致使貧困人口不減反增，於是出現香港社會特有的社會景觀：居住貧困市民年復一年地申請公屋居住資格；獲得公屋居住資格的市民又年復一年地輪候公屋。由於上述兩方面原因，房屋短缺因此成為香港社會的長期困局。令人欣慰的是現屆香港特區政府試圖破解這一長期困局。

其二是操作層面的傳承與拓新。與此前一樣，現屆特區政府公營房屋規劃在增加公營房屋供應、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等方面想盡辦法。與此前不同的是，現屆特區政府將其系列操作凝練並梳理成提量、提速和提質三個方面，從而使其施政更具操作性和靶向性。在提量方面，一個全新的舉措是快速建成「簡約公屋」，並使「簡約公屋」與傳統公屋在公屋供應方面相輔相成，從而在五年內增加四分之一的公屋供應；在提速方面，既通過推行「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指數將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由六年縮短至約四年半，又通過落實「公屋提前上樓計劃」讓市民提早3至18個月上樓；在提質方面，試圖通過「幸福設計」指引，為公營房屋居民打造較為舒適的公共空間、公用設施和居住環境。上述四個方面的設計對於破解公營房屋供應短缺的長期困局具有重要意義，而真正實現上述設計無疑會面臨來自不同方面的挑戰。

當然，現屆特區政府在弱勢群體社會支持方面的傳承與拓新，不只是表現在住房貧困幫扶方面，還表現在精準扶貧、勞工保障與服務、殘障服務、長者服務、兒童保護及婦女發展等不同方面。不僅如此，現屆特區政府還深知其在社會治理層面所面臨的跨代貧窮、地區環境衞生、公營房屋供應及土地房屋統籌等問題的嚴峻挑戰。筆者堅信，在現屆特區政府和香港全體市民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社會將會更加和諧、美好。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5-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