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日,“人文經濟學”研究中心成立暨“人文經濟學基本理論”研討會在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召開。以下為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的發言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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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界的同行,各位老朋友、新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開心參加這個會,一起討論人文經濟學問題。我做了個PPT,簡單發言,把我的觀點談一下,請各位來教正。
近年,國內學界開啟關於人文經濟學的研究(其中江浙學者走在前面),這是一項帶有創新意義的理論探索活動。這給我提供一個很好的重新思考的機會。因為我過去搞的是“人本經濟學”,現在討論的是“人文經濟學”,我還比較陌生。對於能給我這個機會,表示感謝。
我發言的題目是《用人文思想貫通體制、結構和文明交融——關於“人文經濟學”的四點意見》,簡單說:“一個統領,三個重點”。
先說建議的提出:我在1986年曾向教育部“青年社科基金”,提了一個自己的課題申請,題為《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並且附了框架提綱(當時我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搞研究),後來我就從“專論”起步研究,到今天都已經30多年,但這個《人本經濟學》體系並沒有完成(恐怕我今生也很難完成),只出了三部“人本經濟學”的專著:第一部2008年出版的《人本體制論》(今天已經贈給學校)。一開始我是從人本體制這個角度來研究“人本經濟學”的。5月11日我在這裡的“理論創新研討會”上說過,《光明日報》2009年在“新中國六十周年理論巡禮”曾經介紹過這本書,題目選了書中一句話《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還有一部《包容性改革論》,2013年,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我手中只有一本是我劃了的,最近商務印書館要出《中國當代學術著作輯要》,本書被收入,再版後再相贈。第三部,2015年出版的《人本型結構論》,今天也贈送給學校,供參考。因為“人文”與“人本”畢竟不完全等同,今天討論的人文經濟學對我來說是個新課題。我直接切入人文經濟學的基調、架構及立論,談談我的觀點和建議:
一、人文經濟學應以“人文思想”作為統領,貫通於經濟運動全過程,並使二者“內化一體”
剛才徐明華副校長提的兩句話:人文經濟學“研究經濟運行當中的人文因素”,或者倒過來說“用人文精神來統轄經濟學”,大體與我的思路是接近的,我的觀點,就是要在研究人文與經濟“交融互動、融合發展”的基礎上,用“人文精神”“人文關懷”來貫通經濟全過程,使二者“內化一體化”,這是我的基本思路。
既然人文經濟學要用“人文精神”“人文關懷”來貫通經濟,首先應把“人文關懷”(特別是“人”)的概念搞清楚。我先談談我的界定。關於人的內涵,我在《人本體制論》這本書的一開始我就提出“三層含義論”,就是橫向、縱向和內核三點。
第一,橫向上我認為應該打到邊,是“全體人”,不是“部分人”或經常使用的“多數人”;是“每個人”,不是籠統的“人”;是“具體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輿論界經常使用所謂“多數人”或“大多數人”,我認為不採用這個概念,例如——經常有這種提法“讓多數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或者“大多數人共享改革發展”,我曾經跟有關方面提出過,您說是讓多數人共享或者大多數人共享,那麼——請問“少數人”在中國現在是誰?我建議是“全體人”“每個人”。另外橫向方面,我早年讀過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等作品,他有句名言就是:“我愛具體的人,不是抽象的人”,這是其一。
其二,縱向:不僅僅是“本代人”,而是“多代人”。一定要有“多代人”的概念,涉及到我們寫書的視野問題,因為關乎到子孫後代,生態文明等。
其三,內核:不僅僅是“物需人”,而是“多需人”,包括物質的、精神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各種需要,絕對不是一個“單向度”的。
基於以上三層含義,因此我主張人文經濟學應用人文精神、“人文關懷”來貫通經濟,我主張三層的“人文關懷”,即對“全體人”的“人文關懷”,對“多代人”的“人文關懷”,對“多需人”的“人文關懷”。
例如,中國殘障人士有8500萬,佔總人口6%,如果加上家庭人口,約佔總人口20%左右。我前幾天剛剛在湖南參加了全國性的助殘公益活動會,就涉及殘疾人就業問題,中央政治局在5月24日的會上講:“加強對大齡、殘疾以及其他人的幫扶”。這裡邊就有人文關懷,要打到邊,“一個不能少”。
研究人文經濟學,總的來說我建議“三通、四不”。先說“三通”:
第一,要搞通馬克思的“人文思想”之精髓。馬克思到底是怎麼說的?精髓是什麼?馬克思的原話——在《共產黨宣言》裡面最核心的一句話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我認為,這是馬克思著作中最閃光的話,最值得我們學習和把握的話。馬克思講的是“每個人”,不是籠統的、抽象的“人”。現在的媒體,第一把“每個”給摳掉了,第二把“自由”兩個字也摳掉了,只簡化為“人的發展”。我覺得應該忠實於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理直氣壯地講“每個人的自由發展”。
更值得重視的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這個論斷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裡邊居於什麼地位?我看了1894年恩格斯給卡內帕的信,卡內帕請求恩格斯為即將在日內瓦出版的《新紀元》週刊的創刊號題詞。恩格斯說我不題詞了,我把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我認為重要的一句話,把它摘錄下來,姑且作為我的題詞。那麼,他摘得這句話說的是啥呢?就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他說,除了摘引這一句話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這在馬恩書信集裡,大家可查看《致卡內帕》的信。這個比較級的話,就意味著在整個馬恩體系裡邊這句話是最重要的。我領會,上述馬恩論斷,是人文思想的“精髓”或稱“本質”。
第二,要搞通西方經濟學者的“人文經濟學”理念。例如,曾經來杭講學的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Deirdre N。McCloskey),就力主經濟學應把“人”“人的尊嚴”和“人文關懷”等作為基本理念貫穿於經濟學中,以至於她的著作《糟糕的經濟學》和《理想的經濟學》(均由中譯出版社出版)被學界普遍認為是“人文經濟學”的著作。
在西方經濟學者中,尤其要重視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比如馬爾庫塞。我建議大家讀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這部著作。馬爾庫塞在這部著作中就指出:“單向度的人,即是喪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三個喪失:一喪失了否定性,二喪失了批判性,三喪失了超越能力,這種“單向度的人”還是真正的人嗎?振聾發聵。“單向度的人”這個概念就出自馬爾庫塞這本書。在東北二道白河小鎮,我用了一個月時間把馬爾庫塞這本書看明白了,寫了3萬多字的讀書筆記。此書尤其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
第三,中國政界和學界的“人文思想”。例如,在浙江,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中就對馬爾庫塞那本書有感悟、有評論,他在2007年出版的《之江新語》裡說過一段話(因為我在書中也引過他這段話我記得清楚),他強調指出:“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這篇文章是在《浙江日報》專欄講的,時間大約2005年前後,可以查。書是2007年出版的,我建議浙江的朋友,可把《之江新語》中這個話用於“人文經濟學”之研究,我認為現在這個話依然有價值。
“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點破了人和“人文”的“本質”。
我說的“四個不”:
第一個,不要“人本工具論”。學術界朋友很關注“以人為本”,據我所查,中國最早提出“以人為本”的是管子,春秋齊國的相。我查過文獻,在我這本《人本體制論》書裡一開始就寫了:“以人為本,這四個字最早是來自於管仲”。哪一篇呢?是《滕文公·上》。他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他講“以人為本”這四個字是有用的,而且客觀上對老百姓也有一定好處,但是我仔細研究以後發現:管子的“以人為本”是“人本工具論”,他是以齊桓公的“霸業”為核心的,顯然把“人本”作為執政的工具,作為統治的工具,因此我在這本書一開始,我就說要“拋棄人本工具論”,應該實行“人本實質論”。即應該按照馬克思那個觀點,把人的發展作為“新社會的本質”,也作為“人文經濟學”的本質。
第二個,我建議不要用“人民經濟”這個概念,我覺得不合適。“人民”是個極嚴肅的政治概念。經濟類學術著作不要動不動就“以人民的名義”,要防止把“人民”一詞庸俗化、低級化。況且從國際上看,還有東北亞某國的因素,我們不用它。
第三個,學科範圍不要過寬或過窄。過寬的就是“泛社科”,因為涉及到人文的多種學科,文、史、經、哲、法。這些都從不同角度涉及人文問題。但是畢竟我們這個題目是“人文經濟學”,我領會還是經濟學大家族裡的一門學問,屬於經濟學大學科。但也不能過窄,搞成專業性的、部門性的,比如說“文化經濟學”,我理解“人文經濟學”不是“文化經濟學”,這是兩碼事,因此要適合,要精準。
第四個,不要封閉自我,要胸懷天下,關於這個問題,我在“文明交融”還要講。
這是第一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是總的、基調性的。
二、將人文“內化於”經濟體制,把打造更帶“人文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第一重點
中國經濟上的問題第一位的是體制問題。因為傳統理論說“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要被消除。”其基本觀點是認為商品經濟跟社會主義水火不容、格格不入。這是長期的觀點,骨子裡面是“反市場”的,因此主張搞計劃經濟。這不僅是一個經濟本身的問題,而且涉及到一系列的現代文明。我認為,面對著這種傳統的觀點,我們應該創新。實際上這四十五年,我們國家也在逐步擺脫計劃經濟的束縛。成績很大,應該肯定,但下一步任重道遠。
下一步怎麼做?要構建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議在體制方面,可五方面加力:
第一“上”:建立人文性的政府體制,使政府體制真正克服“官本位”,建成公共服務型政府。
第二“中”:建立人文性的市場體系和市場決定體制。1759年,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論》;十七年後(1776年),他又出版了《國富論》,新書在此前提出的“看不見的手”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理性經濟人”假說等市場經濟思想。他這裡邊有一系列的人文性的市場安排,我認為要學亞當。斯密的市場體制理論。中央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很精闢,更完整更高水平的,應包括與人文性結合。
第三“下”:建立人文性的微觀(企業)體制。此作為經濟基礎底下的東西。今天有企業家朋友參會,很開心,我們的微觀基礎需要重新塑造。
第四“內”:建立人文性的民生體制。老百姓現在有些急難愁盼的事情。你怎麼面對這些問題來建立人文性的民生體制?
最後“外”:就是制度性開放,你怎麼用人文性來開放(對外實行經濟與人文交流結合)。
這幾條,形象地說,上中下內外。政府、市場、企業、民生、對外。這是第一重點之所在。
三、我建議,將人文“內化於”經濟結構,把打造人文性經濟結構作為另一重點
一是供需結構。從人文出發,應採用“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方略”並把需求放在首位。
二是產業結構。5月11日,我在理論創新會議上已經講了。即十年前,在拙著《創新立國戰略》裡,我提了這麼七大產業,後來二十大報告也講了七大產業:其中六個“不謀而合”,但多了個“人工智能”(我當時沒認識到);少了個“新能源汽車”(可能已經成勢,二十大報告未講)。我的這篇《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之我見》,《浙江日報》已經登了,就不重複了。
講人文性經濟結構,提請注意聯繫浙江的實際,建議書裡面要用一些浙江自己的案例。比如,我了解的浙江強腦科技公司,搞“腦機接口技術”,他們的發明專利在全國“腦機接口領域”名列第一(190項,第二名23項)。我前天在全國助殘公益行動大會上,見到杭州企業贈送給殘聯五千多個助聽器,這裡既有高科技,還有“人文關懷”,引起全國殘聯界和助殘界的關注。這個案例很好,李強同志也到這個企業看過。
我提醒:就是將來寫產業結構時,在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一塊的同時,不應該忽視傳統專業,就是按照“抓新興,帶兩頭”來辦,一頭是傳統產業,一頭是未來產業。因為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我們現在2023年人均GDP不足1.3萬美元,距離中央講的2035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3-4萬美元)還差得很遠,我們還要艱苦努力。京城某高端智庫有人說“中國已經全面超過美國”,這對國民造成很大的誤導。無論是發展傳統產業(包括我們浙江的傳統產業),還有戰略新興甚至未來產業都要注意與文化結合,這是新的視角。
三是區域結構。中國各地都有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上月,我到了我們余杭,頭一天看了“良渚”博物館,感到不過癮,第二天我到了現場,看了挖掘的“良渚遺址”,感到非常震撼。想到:各地的產業結構,應把優秀文化傳統怎麼把它融合進來。
四是對外結構,涉及經貿交流和人文交流的結合問題(略)。
還有其他,尤其是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的結合部,如社會分配結構等。這個結合部,我認為應該列到這個結構裡邊,至於其他的,就不談了。
如果從“高質量發展”角度研究,經濟除了結構以外,還要研究“發展方式”問題。例如,要注重創新發展,尤其重視“心靈的放飛:真正的創意之源”。要特別注重發揮四大“人本要素”(勞動、知識、技術、管理)的潛能,尤其強調“人本不是生產工具”;還要確立科學的考覈指標。我主張以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作為“人文經濟”的考覈指標。
因為這涉及到人文經濟學講的“發展目的”問題。我在《人本體制論》一開始就說:從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說,固然需要有經濟增長的GDP總量指標,這是重要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提請注意“不要搞GDP崇拜”。聯合國有一個“人類發展指數”,包括:人的預期壽命、人均教育水平、人均GDP、人的生活質量。按照這四個指標把它綜合起來成一個總指標。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於2024年3月份發佈了最新一期《人類發展報告》。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上升至0.788,全球排名由2021年的79位上升到75位(在193個聯合國成員國中,大體排在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結合部附近),而按照GDP總量指標來說,中國排在世界第二位。我們現在官方媒體大力宣傳的是中國GDP總量世界第二位,很少講“人類發展指數指標”。這個東西,我覺得,人文經濟學需要講清:我們經濟發展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GDP崇拜”,還是老百姓的福祉?我認為,我們的努力方向應是如何解決GDP總量世界第二位與“人類發展指數”第七十五位的失衡問題。
綜上,體制、結構都應單獨成篇,發展方式問題也可單獨成篇,這樣,將人文“內化於”經濟各方面及過程,至少要有三篇(體制、結構、發展方式篇)。
四、建議把培育新的現代文明,特別是文明“包容”與“交融”作為人文經濟學的基本落腳點
上面我講的“人文內化於經濟”是側重從國內經濟層面講的(“一個統領,三個支撐”即體制、結構、發展方式),但若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大視野考慮,人文經濟學應把文明“包容”與“交融”作為基本理念,並落實到全部行動中。這個問題需單獨成篇,作為壓軸。因文明“包容”與“交融”,即文明方式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
首先,要全面把握文明內涵。對應我前面講的“多需人”,文明應包括物質文明、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一個也不能少。要把“人的內涵”與“文明內涵”結合起來,對應起來思考研究。
第二,要科學對待中華傳統文明,比如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為貴”“天人合一”等等,要把這些東西挖掘出來,寫到書裡頭,這是中華傳統文明裡的優秀精華,要發揚光大的。同時也要除其殘存:如“官本位”“等級制”、抑商傳統等,它們在中國根深蒂固,另外契約精神等等也不夠,需要培育。
第三,要看到文明是不斷進步的,應面對新時代研究新問題。中國已經由農耕文明以及前一段的工業文明,向現代的生態文明和數字文明邁進。因此我們這部書要闡述超越工業文明,向包括生態文明數字文明這些現代文明挺進的歷史進程。
第四,從全球視野、反封閉,要注重借鑑、吸收國外(包括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各種文明的優秀成果,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以及科技創新等等這些新的內容。第一步做到“包容”(而不是盲目排他),第二步走向交融(而不是人為隔閡),由包容走向“交融”並尋求人類的共同價值(人類是有共同價值的,不能否定)。
創建人文經濟學,在這方面浙江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我講過兩句話:“浙商遍世界各國,外商聚之江各地”,要發揮此優勢,以此為依據、為案例,闡發中華民族由中華文明走向多元文明“包容”進而走向“文明交融”的歷史進程。
我在2013年出的這本《包容性改革論》,基本思路是20個字:經濟市場、政治民主、社會共生、文化交融、生態文明。
《包容性改革論》一書題記:
海納百川
因為海有博大的胸懷
壁立千仞
因為壁有擎天的境界。
21世紀的文明史
將昭示一條規律
包容性體制
總體優越於排斥性體制。
(根據錄音整理,略有刪節和補充)
來源:莫干山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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