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子倫
住房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香港過去因各式各樣原因而令房屋供應持續短缺，使其連續13年位列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首位，對市民的生活幸福感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特區政府除了以“辣招”控制樓價外，公屋也是緩解房屋問題的重要手段之一。過去數月，社會就打擊濫用公屋鬧得熱烘烘，筆者認為這是必要的一步，讓特區政府有效執行“再分配”的功能。

回顧歷史，公屋的出現是為了解決貧民窟和寮屋/木屋區居民的不適切住屋問題，多年來成效良好。隨着樓價的上升，市民對公屋的需求也同步增加，令輪候時間大幅延長。面對如此情況，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017年發表上任後的首份施政報告，提出鞏固“房屋階梯”並建立“置業階梯”，讓家庭可以逐步向置業之路邁進。

自“置業階梯”推出後，特區政府積極覓地建屋，增加公營房屋供應，並推出“首置上車盤”、白居二常態化等增加置業渠道的措施，可是公屋輪候時間並沒有因此而縮短。2017年6月，公屋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為4.7年，及後每年均有所延長，直到2022年6月更高達6年，較特區政府定下的“三年上樓”的目標相差一倍。這除了歸咎於樓價高企催生需求外，公屋流轉率低於1%，只有私樓的十分之一，這個問題也不容忽視。

要提高公屋的流轉率，只能更精準扶持需要幫助的人士。隨着公屋住戶“上流”，有部分人收入及資產大幅提高，形成了一個“富戶”群體。以1人家庭計算，其月收入介乎於$25,881至$64,700之間，絕對有能力租住私樓，可是他們卻甚少有意願遷出公屋。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公屋和私樓的租金有巨大差距，2021年各區公屋平均租金約為74.7元/平方米，而同期的各區平均私樓租金為接近400元/平方米，相差超過5倍。這些“富戶”就算繳交雙倍租金，金額亦不足私人樓宇租金的一半。加上，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對私人租務市場的監管有限，業主可以每年對租客大幅加租。為了過更穩定的生活，“富戶”不願放棄所居住單位也容易理解。

至於更加有錢的“富戶”，倘若他們的薪酬超過公屋入息限額5倍或資產達到公屋入息限額100倍，便需要遷出其居所。以1人家庭計算，薪酬及資產上限分別為$64,700和$1,300,000，這個收入水平已經屬於香港前10%，資產亦足以支付置業首期，明顯遠超公屋應協助的目標群體。由此可見，“富戶”政策有必要作出修正。

具體而言，政府應按各類型資助房屋的價格，科學化地重新定出必須遷出公屋的薪酬及資產上限。同時，政府亦應考慮善用“數字灣區”的力量，在公屋租戶條款中加入容許粵港澳三地政府交換資產資料的內容，並加強漏報收入、資產的罰則，以提高阻嚇力。政府亦可以從獎勵方向出發，例如提供一定比例的優先籌，供“富戶”優先購買資助房屋，甚至為願意租住私人樓的“富戶”提供一定年限的額外免稅額。透過多元化的方式，推動最多的“富戶”交出其公屋單位，讓政府可以重新分配這些公共資源。

夏寶龍主任在2021年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到，香港未來不會再有籠屋、劏房，年輕人可以告別“住房難”的問題。事實上，建屋並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工作，由覓地、平整到建成、入伙動不動就五六年計，遠水難以救近火。因此，只有優化資源分配機制，加快公屋流轉，讓“置業階梯”得以實現，才能更快解決住房這個“老大難”，為市民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遼寧省青聯委員，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點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