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韋諾
《香港國安法》實施3週年之際，內地網絡博客靖海侯的文章《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引起香港政商界和媒體就“國安法被泛化利用”和“保持香港的獨特性”展開激烈爭論，反映不少人對國安法實施、香港當前政治社會氛圍及香港前景，有着各種意見。
國安法被“泛化利用”嗎
靖海侯文章最引人關注的論點，是指國安法被一些官員和議員泛化利用。這是個嚴重指控，事關國安法是否全面準確落實的大問題。提出具事實根據的指控，是負責任的表現，但靖海侯沒有這樣做。靖海侯那些欠缺證據的主觀印象，由於他的“神祕”背景，引起香港社會各種揣測，甚至被人借題發揮攻擊中央、港府和紀律部隊。
的確，國安法的實施過程中，個別公務員和立法會議員一些言行引起社會關注，例如有學校反映教育局人員巡視學校圖書館館藏後，指魯迅的著作“鼓勵學生上街”，不應收藏；有議員揚言推動“與病毒共存”及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都是違反國安法。這些偏離國安法原意、削弱國安法權威的言行固然要正視，但不能以此證明國安法被泛化利用。
事實上，國安法實施至今（截至7月初），警方國安處共拘捕260人，其中161人和5間公司被起訴，其中79人被定罪，可見國安法都是用作打擊危害國安的行為和活動、懲處危害國安的人和組織，試問何來“泛化利用”？若有人認為管治團隊“寧左勿右”、“事事講國安”、事事以國安法處理，用國安法來進行與國安不相關的事，請他們提出具體的有力例子。
“香港獨特性”是什麼
習近平主席去年表示“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年表示要警惕“軟對抗”。有人認為，保持香港的獨特性與維護國安是對立、矛盾的，並認為國安法實施3年來，已經並正在損害香港的獨特性。
要迴應這個論點，首先要弄清楚何謂“香港的獨特性”。有言論認為，香港是國際城市，“買辦”是香港社會的特質，國際化是香港的獨特性之一，必須保持。問題是，他們所指的“國際化”到底是什麼？
假如保持香港“國際化”是意味着容許外國干預香港，侵犯中國主權；容許外國間諜和政治組織在港活動；容許海外反中亂港分子將危害國安的活動“倒灌”香港，煽惑人心；容許香港本地反中亂港力量繼續從事破壞活動（包括“軟對抗”），拉攏人心，發展力量；容許香港繼續成為顛覆基地——那麼這樣的“國際化”就不是香港要保持的“獨特性”，也不是“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所在，更不是香港的成功之道。這樣的“國際化”，絕非“紫砂茶壺內的茶垢”，沒有保留的需要。
誰在損害“香港獨特性”
有言論認為，一國兩制是香港最主要的獨特性，香港的價值在於跟西方社會的聯繫。筆者同意；但現在是誰在損害香港的獨特性？是誰在削弱香港與西方社會的聯繫？是中央和特區政府？還是歐美國家？
中央制定港區國安法時，歐美國家紛紛指摘中央此舉破壞了“兩制”，認為“一國兩制已死”。香港社會不少人也認同此看法。事實上，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是維持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國家安全是“一國”的事，維護國安本屬中央事權。香港爆發史無前例、嚴重危害國安的動亂後，中央運用相關權力制定香港國安法，並沒有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一國兩制依舊不變。
問題在於，歐美國家從來是以自己一套的政治標準來定義一國兩制，即——所謂“高度自治”：中央是否干預香港、插手香港事務？所謂“人權與自由”：反中亂港分子在港是否有充分活動空間？所謂“民主”：選舉制度的開放性、競爭性是否不斷提高？
對他們來說，中央制定國安法、完善香港選制，意味着中央已經干預香港，反共力量的活動空間已被大幅壓縮，開放競爭性的選舉已被修改，因而認定一國兩制出現了根本變化，“兩制”已不存在，香港已變成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姑勿論這種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是否正確、合理，總之他們不會因為港府在維護國安方面有所放鬆而改變看法。
更何況，如深入研究美國對港政策歷史的葉霖博士所指：“美國總是通過其對華政策的棱鏡來看待香港。即使是在二戰和冷戰時期，香港本身的命運從未被視為至關重要。相反，它只是服務於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大目標和利益。”
在中美關系出現根本變化下，無論中央和港府在國安問題上如何讓步、妥協，美國也必然持續針對香港，削弱香港的價值和作用，以實現遏制中國發展的大目標。近日美國參議院推動取消香港特區駐美經濟貿易辦事處，另有美媒傳出白宮已決定拒絕特首李家超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類似的制裁只會陸續有來，所以還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吧。
是時候反思香港“國際性”
當然，“鬥爭”不是說香港要主動排斥歐美、跟西方脫鉤，而是要明白和接受過去香港與歐美的關係、與西方社會的聯繫、在西方社會的形象，今時今日已隨着各種條件的變化（全球變局、中美關系、中國崛起）而出現根本變化。而這些變化不會因為港府少用一點國安法、包容多點“軟對抗”而有所改變。“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個原則，是我們在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統一戰線的過程中，絕對要堅守的。
“香港的故事可以說是這樣一個故事：對危機從不鬆懈，在無奈中盡力而爲”。在大變局下要保持“香港的獨特性”，我們是時候重塑自身的“國際視野”，好好反思香港的“國際性”，好好認識“國際社會”，好好發掘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角色、作用和功能。
（作者係香港新範式基金會副研究員，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香港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