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鳴

上周四（18日），連續4天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閉幕，國內外輿論對這次會議標識的中國改革新風向高度關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何找到自身方位和發展機會？前天上午，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了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一行。夏寶龍說，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對於面臨內外環境深刻變化的香港來說，同樣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

夏寶龍指出，中央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力支持香港充分發揮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打造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

夏寶龍所指，正是三中全會為香港划出的三個重點。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第27條是“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為港澳專門寫了一段：“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中央在以上三個方面力挺香港，香港如何作為？值得深入思考。

檢視“短板”，鞏固提升“三大中心”

以改革思維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應全面檢視“三大中心”的“短板”，做長遠謀劃。

首先看“國際金融中心”。許多人習慣於把香港和新加坡作比較，對一些數據的升降起伏十分敏感，引發熱議。其實，香港和新加坡各有優勢，不可簡單類比，以股市為例，港股目前市值36萬億港元，日均成交額超過1000億港元，有超過2600家上市公司；新加坡股市市值不足6萬億港元，日均成交額不足100億港元。

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要有信心和定力，一旦釐清自己的業務重點，就不要左右搖擺，執著地做下去。香港與新加坡的競爭，不少是“面對面競爭”，在哪些領域採取哪些策略，應有長遠考慮。

此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如何“錯位競爭”？也是必須深入研究。中央對兩者都很支持，但支持的方向和重點不同，香港應從“頂層設計”上介入，謀劃良策。

其次看“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航運研究機構Alphaliner 公布的2023年全球港口吞吐量（TEU，標準箱）統計數據顯示，香港的吞吐量同比下跌14.1%至1434.2萬TEU，已連續第七年下降，較2019年減少了21.6%。而一河之隔的深圳，去年集裝箱吞吐量接近3000萬TEU。

香港作為自由免稅港，擁有清關快、效率高的優勢，為何“跌幅”如此之大？不能簡單地抱怨“內地港口搶了香港的生意”，而應檢視自己的不足之處：一方面，要找到自己的需要改進的地方；另一方面，可以向中央提出合理訴求。

再次看“國際貿易中心”。去年，受內地進出口下滑的影響，香港的進出口曾經低迷，今年上半年，中國內地貨物出口同比增長6.9%、進口同比增長5.2%，香港貨物貿易復蘇。業界對貿易額的起伏變化非常關注，但從長遠來看，更應關注的是：香港如何做大增量，比如，如何做大香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和金磚國家、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把香港打造成歐亞大陸的高端物流基地。

總之，鞏固提升“三大中心”，不能僅僅盯著一時一事，而應用改革思維做出戰略謀劃。

發揮優勢，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三中全會提出“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這是中央對香港的新定位。人才必須屬於“國際高端”，聚集地必須是“高地”，足見中央對香港的厚望。

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更多的國際高端人才。美西方不斷炒作“中國走向封閉”，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三中全會做出的《決定》再次顯示出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發展新質生產力不可能“閉門造車”，必須吸引更多的國際高端人才。就在三中全會結束不久的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集體會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董事會代表團，介紹了《決定》關於深化改革特別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可以預見，中國面向全球“招才引智”的力度只會加強、不會減弱。

綜觀全球的知名城市，香港是對國際高端人才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香港國際化程度高，對不同國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都具有包容性；香港實行“兩文三語”，英語作為官方語言廣泛使用；香港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飛機飛行6小時範圍內覆蓋世界的主要城市；香港宜居宜業，適合工作、居住。

中央對香港的這個新定位，是在充分考慮各種因素後確定的。香港社會各界應意識到，這是一次新機遇。人是最具活力的生產要素，也是最重要的創新要素。國際高端人才對一個城市的長遠發展來說，更可以稱為“強勁的動能”。

當務之急是，我們應該認真梳理一下：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還缺什麼？香港需要國家給予哪些支持？香港如何構建“世界——香港——內地”之間的高端人才流動通道？香港如何讓國際高端人才“來了就不想走”？等等。

新定位，對香港來說是新課題，以往吸引人才的套路可能不管用，需要尋找新辦法，這同樣需要以改革思維來科學謀劃。

制度創新，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

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重在“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從現在的情況看，有很大的創新空間。

以“港人港稅”“澳人澳稅”為例，目前在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等地已經實施，相信未來會在整個大灣區範圍內實施。這個制度的推廣，背後需要做大量“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工作，中央大力支持，廣東大膽探索，現在走出了第一步，受到港澳相關人士的普遍歡迎。

在大灣區，需要進行“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事情很多。以執業資格認證為例，在中央有關部委的支持下，廣東方面對港澳的開放力度較大，但港澳對廣東一方的開放還顯得不足。

這其中，主要存在技術層面的原因，比如，香港和內地分屬不同法系，銜接難度較大；香港的某些行業對標國際標準，標準很高，而內地標準不同。類似的情況都是客觀事實。這就需要各方的專業人士潛心研究規則，找到對接的辦法。

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推進制度創新並非易事，但不能因為事情艱難，就不去推動。大灣區是共同家園，最終要從“一家親”變為“一家人”，制度的籬笆遲早要拆除，早拆除比晚拆除好。

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對於香港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有“主角意識”，香港長期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規則規制與國際接軌，市場認可度高，由香港“主打”，推進大灣區的制度創新，是中央希望的，也是香港能夠勝任的。有了“主角意識”，才會以改革思維去主動謀劃、擔當重任。

“中國式現代化”，包括“香港的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香港不是“局外人”。三中全會划出了重點，香港須聚焦重點破難題，在貢獻國家的同時，獲得改革紅利。

（作者係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本文原刊於《香港經濟日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