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屠海鳴
7月18日，為期4天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閉幕，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決定》），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改革進行到底”的堅強決心、政治擔當和歷史主動，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注入強勁動力。
國內外輿論普遍認為，這次會議具有劃時代意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堪比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的確，這是中國發展處於關鍵時期舉行的一次重要會議。從外部環境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徹底轉變，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這些年“風高浪急”，未來可能還會遭遇“驚濤駭浪”；從內部環境看，過往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優勢消減，中國發展必須打造新動能，轉變發展方式。這“兩大轉變”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面臨的新形勢。
由於這次會議涉及的改革內容非常重大，會議審議通過的《決定》長達2.2萬字，分為十五個部分，涉及到300多項改革措施，信息量非常大。
那麼，香港管治團隊和社會各界應如何理解三中全會精神並解決香港的實際問題呢？筆者認為，須把握三個字：高，新，深。
為“高”而謀 規劃長遠
細讀三中全會公報，有兩個“高”字讓人眼前一亮。第一個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二個是“高質量發展”。
全會公報指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港人對1992年“春天的故事”印象頗深，那一年春節過後，鄧小平“南巡講話”。他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經濟”，一下子打開了人們的視野。1992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四大首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11月舉行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制定基本框架；2003年舉行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討論研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二十屆三中全會則首次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概念，並明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間是2035年。
全會公報還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這一重要論斷闡明了“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邏輯關係，這是登高謀遠的“神來之筆”！
三中全會公報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這一重要論斷闡明了“高質量發展”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邏輯關係，同樣是“神來之筆”！
《決定》提出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圖為香港葵涌貨櫃碼頭（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高水平”“高質量”折射出登高望遠的寬闊視野、博大胸懷。香港最缺的是登高謀遠的長遠規劃。在香港，有些人認為，長遠規劃“假大空”、不實用，對於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香港某些人也還有排斥心理。同時，由於官員們習慣於做具體的事情，漸漸也對長遠規劃缺乏信心。
制定長遠發展規劃，是發展經濟的手段，不應被解讀為“兩制變一制”。“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固步自封，拒絕借鑒社會主義的好東西。內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經成功實施了十三個“五年規劃”，正在實施“十四五”規劃，把“一窮二白”的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規劃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學習三中全會精神，我們應充分領悟到：香港應為“高”而謀，規劃長遠！
向“新”而行 創新求變
細讀三中全會公報，一個“新”字引人注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
《決定》第8條對“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進行了詳細闡述：“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生產力。”
《決定》還有許多新提法。比如“一體改革”。《決定》提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過往，中央對教育、科技、人才的體制機制創新都有專門論述；現在，首次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這預示著“新型舉國體制”的內在邏輯被打通，將會釋放強大的新動能。
再比如“首發經濟”。《決定》提出：“完善擴大消費長效機制，減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費，積極推進首發經濟。”“首發經濟”是指國內外品牌在特定區域首次開設門店的經濟活動，這不僅是品牌的首次進入，還涉及到商業模式的創新和流程創新，推動消費升級。把“首發經濟”寫進《決定》，意味著我國將致力於成為經濟新業態、新模式的創立者、引領者。
“新提法”標注“新風向”。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給香港帶來巨大機遇。以“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為例，香港擁有5間世界百強大學和16間國家重點實驗室，在一些領域的科研水平處於世界前列。商湯科技、大疆科技等獨角獸企業都有“香港基因”。香港應抓住國家培育新興產業、布局未來產業的機遇，成為產業鏈條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環，推動香港產業迭代升級。
國家積極推進“首發經濟”，香港應捷足先登，有所作為。現在，香港本地消費不振，急需蹚出一條新路子。香港是舉世公認的“自由港”，貨物自由進出，貨幣自由兌換和進出，還是國際知名品牌的培育地，客觀條件十分優越，關鍵要以改革新思維來推動商業模式的創新。
學習三中全會精神，我們應深刻領悟到：向“新”而行，創新求變！
朝“深”挺進 以改促興
三中全會《決定》第27條闡述“優化區域開放布局”時專門提及香港：“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以上表述為香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划出了三個重點：一是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二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三是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
“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首次提出，這是中央對香港的新定位，另外兩個過往曾反復提及，這次寫進《決定》里，既說明其重要，也說明還需要“不斷深化”。這三個重點屬“香港所長”，也是香港在國家大局中可以發揮獨特作用的地方。
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問題導向。那麼，香港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問題呢？有！
以“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為例，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已暴露出“短板”“弱項”。國際航運研究機構Alphaliner公布的2023年全球港口吞吐量（TEU，標準箱）統計數據顯示，香港的吞吐量同比下跌14.1%至1,434.2萬TEU，已連續第七年下降，較2019年減少了21.6%。而一河之隔的深圳，去年集裝箱吞吐量接近3,000萬TEU。香港作為自由免稅港，擁有清關快、效率高的優勢，貨運碼頭的吞吐量為何每況愈下？應檢視癥結所在，以全面深化改革的視角創新發展。
全面深化改革是為了打造新優勢、匯聚新動能。香港有沒有可以突破的地方呢？有！
以“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為例，人才必須屬於“國際高端”，聚集地必須是“高地”，這個要求很高，香港過往吸引人才的套路已經不能適應新要求，必須以全新思維謀劃。
學習三中全會精神，我們應全面領悟到：香港必須朝“深”挺進，“以改促興”！
香港不能置身其外
7月23日上午，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了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一行。這是夏寶龍在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後，首次與香港特區政府官員談及落實全會精神。
夏寶龍表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對於面臨內外環境深刻變化的香港來說，同樣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深入理解和領會三中全會精神，把握機遇，銳意改革，主動作為，加快推進香港由治及興。”
細心體會夏寶龍主任的這番話，我們應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包括“香港的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包括香港的全面深化改革。香港不能置身其外，必須參與其中，履行香港責任、作出香港貢獻、抓住香港機遇，與祖國同奮進、共繁榮！
（作者係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4年8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