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 林東曉

7月10日，香港特區立法會三讀通過《2024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將散見於多部本地法例中的“女皇陛下”“總督”等陳舊殖民詞匯替換為“中央或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等符合香港憲制地位的表述。新規將於8月19日生效。此次修法被各界寄予推動香港“去殖民化”進程提速的厚望，引發廣泛關注。香港的“去殖民化”需放在全球視野、歷史眼光中去看，以更積極主動的姿態擁抱這一歷史進程。

香港“去殖民化”持續提速

香港市民和內地社會普遍存在這樣一個疑問：為何香港回歸27年仍未全部廢除過時的殖民法律術語？可見，各方期盼香港“去殖民化”進程提速。

實際上，香港法律“去殖民化”進程持續在推進。香港基本法明確指出，香港原有法律只有在不同該法抵觸的前提下，方可予以保留。顯而易見，首先不得抵觸的就是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因此，識別和修訂香港回歸前的原有法律表述，使之符合基本法並體現香港已回歸祖國的憲制地位，是最早被提上日程的工作。這項工作被稱為“法律的適應化修改”。

考慮到香港法例卷帙浩繁，為提高法律適應效率，回歸初期對大部分法律條文暫不作改動，而是通過“立法解釋”賦予其新涵義。1997年2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關於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明確原有法律名詞或詞句在解釋時一般需遵循的替換原則。隨後，香港特區制定《香港回歸條例》《釋義及通則條例》加以落實和細化。例如，法律原文中的“女皇”應視語境解釋為我國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總督”應解釋為行政長官、“英國樞密院”應解釋為特區終審法院，等等。這些尚不至影響法律的理解和適用。

回歸以來，特區設立專門的法律改革委員會，特區政府不定期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對法例進行“打包”修改，以新政權機關的規範表述正式“替代”原有殖民字眼，進一步推進法律“去殖民化”。近年來，這項工作明顯加速。與此同時，香港“去殖民化”實踐也存在一些誤區，形成歷史欠賬。在法律領域，突出表現為條文中仍保留殖民統治機關的名稱。從更廣的範疇看，殖民統治標識、制度、文化被混淆為“兩制”的組成部分，不加甄別地概括承受、照單全收，致使殖民勢力反撲風險演變成從意識形態到管治秩序的系統性現實威脅。

香港加速“去殖民化”是捍衛國家安全的需要。由於“殖民史觀”橫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殖民統治血淚史被包裝成自由繁榮的“王道樂土”敘事，成為打擊和否定特區新管治秩序的參照物。由於國民教育缺位，香港回歸後出生的激進分子出現“戀殖”心態，“懷念”甚至企圖恢復自己從未經歷過的殖民統治。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暴徒上街揮舞英國旗、“港英旗”，叫囂“歸英”主張，還有人幻想美國大兵登陸香港展開“新殖民”。香港安定下來之後，西方一些“教師爺”出於文化層面的傲慢和偏見，對香港國安法及其實施妄加攻擊和抹黑。香港終審法院個別海外法官“辭職”並對香港法治大放厥詞。

可見，當前香港“去殖民化”，仍有待在涉及主權與治權、憲制和法治、警察和法庭等“高政治”領域深入推進，在此基礎上還需要體系化地向社會各層面延伸。否則，難言已鏟除“亂”的土壤，築牢“治”的根基。特區政府強調，將持續修改或更新相關法例。近年來，特區紀律部隊以中式步操取代英式步操，以漢語口令“知道，長官”替代英語口令“Yes, sir”，以“更勝一籌”的國產警槍取代左輪洋槍。

全球“去殖民化”浪潮的啟示

自十八世紀下半葉起，世界“去殖民化”浪潮已激蕩兩個半世紀，不局限於政治領域，還深入思想、制度、文化等領域。各國“去殖民化”實踐的具體特點有所差異，但最終目標都是徹底清除殖民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完全擺脫殖民統治的影響，全方位築牢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社會根基。

“去殖民化”是必須闖過的歷史關口。美國作為最早掙脫殖民統治的國家，“去殖民化”鬥爭漫長而激烈。1765年，北美人民反對英國殖民者征收“印花稅”，引爆獨立戰爭。1776年《獨立宣言》發表後，紐約市民推倒英王喬治三世塑像，將之熔化並重鑄成1800公斤重的子彈，投入抗英戰場。36年後，美爆發“第二次獨立戰爭”，經三年苦戰，才比較徹底地解除英國施加的外部軍事威脅、瓦解內部親英勢力，鞏固國家獨立和民族意識。又過20多年，隨著“文化獨立運動”興起，美國文化才得以“脫歐自立”。再過20多年，經過四年“南北戰爭”，才清除殖民者留下的奴隸制。從抗稅到廢奴，美“去殖民化”經歷了三場戰爭，至少持續了100年。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網站指出，全球範圍內殖民統治的結束距今不過60多年，可見“去殖民化”進程遠未終結。

“去殖民化”必然繞不過去除殖民統治標識。2014年以來，印度為了“清除幾代人背負的殖民恥辱感”，推動了憲制層面的系列改革。如，將國名從殖民者命名的“印度”改為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婆羅多”；移除首都的英王喬治五世雕像並把 “國王大道”改為“責任大道”；公布去除英軍“聖十字標誌”並增加梵文格言的海軍軍旗；將刑事法律從名稱到內容進行印度化，以清除其中的“殖民奴役制度”；將主要城市的名稱從英語拼寫“正名”為印地語拼寫。印度學者指出，移除殖民標識的用意就是要擺脫“一切偉大的東西都是歐洲的”陳舊殖民心態。然而，印度的“去殖民化”也摻雜了政黨政治的現實利益算計，造成了政治、宗教等層面的社會撕裂。

“去殖民化”必然要求強化國家觀念。如，1945年，台灣回歸祖國之後，中國政府頒布《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按照大陸各省市的方位對台北的街道重新命名，使之儼然構成一幅微縮的中國版圖。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後，從公務員隊伍的改造入手，有機整合東西方優勢實行制度層面的“自主創新”，並在司法、教育、國防體系等方面推行徹底的愛國主義教育。坦桑尼亞長期致力於提升土著語言斯瓦西里語的地位，推動其取代英語成為學校的教學語言。近年來，仍沿用普通法的英國前殖民地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非等國，已不允許英國大律師到當地出庭。

“去殖民化”必然凸顯民族意識。如，澳大利亞1984年起不再沿用英國國歌，2020年則進一步修改國歌的歌詞，將對國家的稱頌從“年輕而自由”改為“團結和自由”，以反映原住民長期在此生活的歷史，推動白人與土著的融合。

近年來，新西蘭原住民毛利人推動國家更名為民族色彩濃厚的“奧特亞羅瓦”（意為“綿長白雲之鄉”），推動去除現有國旗上的英國米字旗圖案，代之以新西蘭國花銀蕨。1996年，韓國政府為了凸顯本民族的主體性，拆除了雖然氣派但象征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原“總督府”大樓。

“去殖民化”正在全球文化領域掀起新風潮。各國高校、學術界推動改變以西方為中心的教學大綱和研究方法。在西方，“去殖民化”也漸成政治正確。在英國，格拉斯哥博物館等在志願團體的推動下，主動向各國歸還殖民時代劫掠而來的文物。2017年，法國總統馬克龍也曾提出向非洲歸還文物。印度、馬里、貝寧等國要求前宗主國歸還掠走的文物和珠寶。

香港“去殖民化”是長期而系統的工程

香港法律“去殖民化”開啟了一個新的起點，可汲取世界“去殖民化”浪潮的豐富經驗，統籌規劃、體系化推進香港“去殖民化”進程。

一是確立發展眼光，打破“去殖禁忌”。“五十年不變”的對象是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而非殖民主義。事實上，香港的主權治權管治架構，從回歸之日起就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歷史趨勢看，這樣的變革必然向思想、制度、文化等領域縱深推進。殖民者強加於香港的文明觀、價值觀等意識形態必然解體。歷史在前進，需摒棄事事處處保留殖民時期原樣、照搬照抄前宗主國既有做法的“遺老”心態和教條思想。就算“去殖民化”是“漫長而激烈”的硬骨頭，也非啃下不可。“去殖民化”既為歷史潮流、必過關口，在言論自由的香港，就不應繼續被視為言論禁區。諸如修法、改地名、移除殖民標識、推動文化發展創新等問題，可允許理性討論、厘清輕重緩急並凝聚共識。

二是增強國家觀念，反對“區隔思維”。愛國是具體、現實的而非抽象、虛無的。香港“去殖民化”需要鞏固管治機構、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忠誠，依法全面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形成支持配合國家在政治、司法和文化等領域捍衛主權的強大合力，修復被歪曲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去殖民化”還需要堅決反對把香港視為“前殖民地”的錯誤傾向，反對由此衍生的“港獨”“本土”“香港民族論”和“大香港主義”等錯誤思潮。一些勢力曾以“解殖”為名企圖以“宗主國”的轉換來指代香港回歸，把中國看作香港新的宗主國，所謂“解殖”指向“港獨”，充當港版“顏色革命”的理論幫凶。這是需要堅決反對的。

三是鞏固文化自信，反對“殖民心態”。大力弘揚中華文化，擺脫“西方中心觀”和“殖民史觀”的影響。以法官佩戴假髮為例，2008年英國已修改規定，除了刑事辦案法官之外，大多數法官和律師在法庭上可以不再佩戴假髮。儘管該傳統已有300多年，但“法庭不是旅遊景點，保不保留傳統無關緊要”。香港也沒必要回避相關討論。法治需要與時俱進。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也可以探索發揮“調解”這一東方智慧的作用，闖出由香港特色的普通法發展之路。推而論之，香港需要探索構建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自主知識體系，為傳承中國民族的精神命脈作出應有貢獻。

四是堅持包容團結，避免撕裂封閉。香港“去殖民化”的底氣在於近30年“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帶來的自信。為此，需要保持對不同主張的兼容並包，維護社會的團結與和諧，穩妥推進“去殖民化”改革，避免出現激進舉措所導致的政治、宗教和族群撕裂。同時，“去殖民化”也不等於閉關自守。習近平主席指出，“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是香港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香港居民很珍視，中央同樣很珍視。”為此，香港需要保持開放胸襟，繼續增強“國際化”特色。同時，包容和多元是雙向的，各方也需推動國際社會尊重香港“去殖民化”的進程。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4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