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劉兆佳

在中央全面、深化、大膽、進取、創新和睿智的改革方針下，“中國見頂論”提出的窒礙中國長期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將會得到妥善和有效的處理。中國的發展不但不會“到頂”，反而將會是屢創高峰。那些“孜孜以求”中國經濟走向衰敗並不斷“唱衰”中國的人將難免會徹底失望和沮喪，“中國見頂論”可以休矣。

過去幾年，美西方一些學者和政客提出一種“中國見頂論”（“peak China”）的悲觀觀點，內容無非是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過後經濟增長乏力，印證了中國的發展已經到頂，未來將要不可逆轉地走上下坡路。美國政治學家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和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有點幸災樂禍地於2021年在《外交事務》中寫道：“歡迎來到‘中國見頂’時代。中國正在走上一條常常以悲劇告終的弧線：令人眼花繚亂的崛起，隨後是出現嚴重衰退的幽靈。”這些人認為，中國發展到頂一方面會減少中國對美西方安全和利益的“威脅”，但同時也會削弱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所能作出的貢獻。這些人更為虛妄的看法，是中國領導人將會趁中國尚未嚴重衰落前用武力收復台灣，否則便會為時已晚。

持“中國見頂論”的人相信，中國日後的發展受到一系列 中國無法克服的“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也因此無法如不少新興經濟體般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宿命。然而，相信“中國見頂論”的人其實通常也是西方中心論者，總是認為所有不依循西方發展模式發展的國家最終都沒有辦法成為發達經濟體，反而陷入在中等發展水平上長期停滯乃至走向衰敗的形態，而曾經創造“經濟奇跡”的中國也難逃厄運。他們幾乎完全漠視西方發展模式無論在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早已被唾棄的現實。更令人慨嘆的是這些人總是從靜態和偏執的角度看待中國的發展，不明白中國發展成功是基於領導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擁有能夠從發展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敢於創新、膽量過人和持續進步的智慧和能力。

平心而論，持“中國見頂論”的人提出的窒礙中國發展的因素並非毫無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在長時間急劇發展後所面對的一些重大難題，但那些因素卻並非不可以通過改革和創新來克服。不久前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決定》）明確宣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通過全面和深化改革認真徹底處理那些“結構性”因素的決心、膽色、睿智和能力。

首先，“中國見頂論”認為，中國政府過度干預和控制市場對釋放經濟潛力和推進經濟發展不利。對此，中央決心在中國建構公平、有序和高效的市場體系，並讓它在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決定》提出：“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決定》提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加强公平競爭剛性約束，强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

第二，“中國見頂論”認為，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窒礙那些對經濟增長、促進就業、提升生產率和科技創新有利的民營和外資企業的發展。針對民營企業，《決定》提出：“堅持致力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深入破除市場准入壁壘，推進基礎建設競爭性領域向經營主體公平開放，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支持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向民營企業進一步開放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完善民營企業融資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弘揚企業家精神”。《決定》對外資也採取鼓勵和支持的政策，包括“深化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合理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落實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提高外資在華開展股權投資、風險投資便利性。”“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資機構參與金融業務試點。”今後，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將在推進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就業機會、促進科技發展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上擔負重要角色。

第三，“中國見頂論”認為，勞動力萎縮和人口快速老化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難以逾越的障礙。從長遠來看，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會降低中國的生產力和經濟成長潛力。為了應對這些問題，中國將會採取政策和措施提升國民的生育率，並更好挖掘老化中勞動力的潛力。《決定》提出要“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以應對老齡化、少子化為重點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有效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機制，建立生育補貼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兒童醫療公共服務水平，加大個人所得稅抵扣力度。加强普惠育幼服務體系建設，支持用人單位辦托、社區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點等多種模式發展。”為了應對勞動力減少，《決定》提出“健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從而減少勞動者因為年齡增長、原有的技能不符合市場需要而失業或只能從事低技術工作的苦況。更重大的舉措是“發展引發經濟，創造適合老年人的多樣化、個性化就業崗位。按照自願、彈性原則，穩妥有序推進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 我國目前的退休年齡是男性60歲，女性55歲。發達國家的平均退休年齡基本達65歲以上；一些發達國家更會為老年勞動力提供多種多樣的職業培訓。逐步提高勞動者的退休年齡有助於彌補因為人口老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事實上，應對人口老化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的最佳辦法是發展新質生產力，從而提升日漸減少的勞動人口的生產率。《決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特別發展那些“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生產力”。與此同時，要“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第四，“中國見頂論”認為，在美西方的持續遏制和打擊下，中國的國際經濟發展空間將會收窄。它認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特別是與美國的緊張局勢，可能會影響中國獲得市場、技術和資源的機會，進而影響其經濟成長。誠然，美西方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空間。為了擴大中國的發展空間，中國一方面加大地外開放的步伐，另一方面則銳意推動“一帶一路”、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擴容和發展。《決定》要求“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繼續實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加强綠色發展、數字經濟、人工智能、能源、稅收、金融、減災等領域的多邊合作平台建設。完善陸海天網一體化布局，構建‘一帶一路’立體互聯互通網絡。統籌推進重大標誌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項目。”新的“一帶一路”合作計劃更符合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實際情況，從而更有效能和可持續性。《決定》提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重大舉措包括“擴大自主開放，有序擴大我國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等對外開放，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包括“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建立同國際通行規則銜接的合規機制，優化開放合作環境”；也包括“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推進對外貿易的擴張。為了突破美西方對中國在科技上的封鎖，《決定》提出要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讓自主研發的科技成果成為中國發展的重要動力。《決定》提出要“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移升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生產力。”此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完善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戰略性產業發展和治理體系，引導新興產業健康有序發展。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支持企業通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第五，“中國見頂論”認定內需不足是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難題，尤其是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並指出中國的稅收、福利、醫療、教育和退休制度迫使老百姓要做好各種“積穀防飢”的部署，導致他們不願意也不敢積極消費，從而帶來內需長期不足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正從投資拉動型經濟轉向消費拉動型經濟。這項轉變促使中國必須加大力度提振內需，當中涉及到解決收入不平等、改善社會福利和促進國內消費等挑戰。為了提振內需，更為了防範通縮，《決定》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這些政策和措施包括：“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建立政府投資支持基礎性、公益性、長遠性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健全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體制機制……，完善擴大消費長效機制，減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費，積極推進首發經濟。”《決定》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機制。支持公益慈善事業。規範收入分配秩序，規範財富積累機制，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的制度體系。”所有這些舉措的目的是要讓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並減少他們對過度儲蓄的需要，讓中國的內需得以更多地釋放出來。

第六，“中國見頂論”强調中國的債務沉重，特別是地方債務過大嚴重牽制經濟發展，而高債務水平又引發各方面對中國成長模式可持續性的擔憂。因此中央決定出手減緩地方債務壓力，增加地方的財政收入和通過增加中央的責任來減少地方所需要承擔的責任。《決定》提出：“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張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推進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並穩步下劃地方。……授權地方在一定幅度內確定具體適用稅率。合理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支持範圍，適當擴大用作資本金的領域、規模、比例。完善政府債務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徑地方債務監測體系和防範化解隱性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加快地方融資平台改革轉型。規範非稅收收入管理，適當下沉部分非稅收入管理權限，由地方結合實際差別化管理。……中央財政事權原則上通過中央本級安排支出，減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財政事權。”展望將來，地方的財政和債務壓力會逐步得到紓緩。

第七，“中國見頂論”認為中國的快速工業化導致了污染和資源枯竭等嚴重環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大量投資，並可能影響經濟成長。對此，《決定》提出一系列强有力政策和舉措來改善環境，主要是要“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加快完善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體制機制”，其中包括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短期投放較多資源來改善環境將能為中國的長遠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打下更牢固的基礎。

最後，“中國見頂論”突出金融風險對中國發展的牽絆。它認為中國金融體系面臨影子銀行、不良貸款和缺乏透明度等風險。這些風險可能會導致金融危機，進而影響經濟成長。《決定》提出要深化金融體系改革，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防風險、強監管，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中央會制定金融法，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强化監管責任和問責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監督協同。這些舉措連同上面所講到的中央開闊地方政府收入來源的政策將讓地方政府減少依賴賣地和舉債來支付開支的需要，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過重的情況發生。長遠而言，這些舉措將大幅減少金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讓中國經濟得以在穩定和積極的金融環境中茁壯成長。

總的來說，在中央以全面、深化、大膽、進取、創新和睿智的改革方針下，“中國見頂論”提出的窒礙中國長期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將會得到妥善和有效的處理。如此一來，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會獲得無窮的澎拜動力。中國的發展不但不會“到頂”，反而將會是屢創高峰。那些“孜孜以求”中國經濟走向衰敗並不斷“唱衰”中國的人將難免會徹底失望和沮喪，而“中國見頂論”也就可以休矣。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4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