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沁
剛知道自己要去香港參加一場AI相關的會議時，我的第一反應是：香港有AI嗎？
畢竟，目前香港的大模型公司不是很多，可以查到的有：幾家高校聯合創辦的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一位海歸博士創辦的Weitu AI等。
訓練大模型耗錢耗算力。業內人士常說，沒有上千張卡，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搞大模型的。互聯網大廠買英偉達GPU，往往一出手就是幾十萬塊芯片、數十億美元。
AI更容易紮根於有廣闊土地、有更多財力雄厚的科技與互聯網公司的地方，而非寸土寸金的香港。
但等我真的來到現場，我意識到，搞基建不是香港的強項，但可以搞文化娛樂呀。
與其說這場會是關於AI行業，不如說是關於entertainment+AI，更多是討論在音樂、影像、VR中用AI來創作，以及AI如何改變了我們的內容生態。
在文娛產業上加上AI，沒有搞AI基建的耗錢耗財，反而有AI的降本增效，直接到應用場景中盈利，輕盈而事半功倍。
香港的演唱會行業自不必說，GenZ世代的小孩大多都有去香港趕演唱會的經歷。香港特區政府統計，2023年平均每月約有兩名國際知名歌手舉辦觀衆人數過萬人的大型演唱會，且大多舉辦不止一場演唱會。
香港往往是歐美、日韓流行明星登陸中國辦演唱會的首選之地，如Coldplay、Conan Gray、宇多田光等等，不勝枚舉。
電子音樂起源於歐美，Ultra電音節往年多在邁阿密、弗洛裡達等美國城市舉辦，今年首次登陸香港，也是得益於香港連接中西方的稟賦。不少遊客從東亞各個城市趕來，也有人坐十幾小時飛機從美洲趕來。
演出當天9月14號，即使已經開場幾小時（演出是從中午持續到晚上），在閒魚上，一些轉讓Ultra門票的帖子仍然很火，一張帖子下面仍有三五十人標記“想要”。
美國電音歌手“Marshmello棉花糖”，是電音界的頭部歌手，有着標誌性的漫畫風格頭套，借此次Ultra香港音樂節，第一次來到中國，“沒想到可以聽到中國粉絲大合唱Happier，震耳欲聾”。
音樂節不是一門容易的生意：如何判斷歌手是否能帶票、在幾線城市開、城市所在的文化土壤是否匹配、如何定價、如何選擇場館、如何管理觀衆、如何搞定安審和消防等等，都需要身經百煉的實操運營經驗，而且文化產業多少帶有運氣的願賭服輸成分。
香港Ultra電音節現場 湊巧的是，筆者的朋友圈裏，一位在香港看Ultra的朋友發出電音節現場燈光秀的視頻，在同一天同一刻，另一位在另一個城市看演唱會的朋友，剛好在去的路上遇到演唱會因為不可抗力而取消，照片裡街上人群擁擠到難以通行，說“地鐵是無法呼吸的”。沒有拉踩的意思，但這確實從側面說明香港在舉辦文化活動上，有長期積累的經驗。
此次Ultra電音節的組織方Zebra Labs的創始人李岱Scarlett Li，也是一位身經百戰的音樂節老手。李岱在2008年創立了Zebra Media，並在中國一手操辦了多場大規模音樂節，如斑馬音樂節、電子雛菊嘉年華等等。
李岱在2021年創辦了Zebra Labs，結合了元宇宙和AI虛擬角色。李岱原本打算退休，復出後創辦Zebra Labs。一位投資人說，無論李岱復出後的新項目是做什麼，他都會投，因為他信任創始人本人，以前李岱在內地開音樂節，辦一場賺一場，而且跟各方打交道的麻煩事務，她都能搞定。
電音與AI，也是巧妙的搭配。如果說像民謠這種重人聲的音樂，可能會因為加上AI而讓觀衆產生“虛假”的感覺，但電子音樂（EDM，Electronic Dance Music）一出生便有虛擬、賽博的元素，加上AI音樂片段，反而合適。
在9月13號聲動活潑與Zebra Labs聯合舉辦的AI圓桌會上，電音樂手陳瑜Lona分享了自己用Ace Studio、Udio、Dance Diffusion等AI工具製作音樂的方法，並提及AI音樂如何在無聲中改變了人們消費音樂的習慣：唱片公司開始購買由AI生成的15秒的音樂短片段，在抖音上大量分發這些短片段，來測試能不能火，如果某個短片段火了，再投入資金製作整首音樂。
中西交匯的香港，擅長學科融合。在這場AI圓桌會上，香港浸會大學的潘明倫教授說，他所領導的跨學科實驗室，橫跨了電影、音樂、視覺藝術、藝術科技、商業等幾大學科。在現場，他演示了如何帶隊到廣西，對瑤族舞蹈進行動態捕捉，再用AI生成虛擬人物進行舞蹈。
而聲動活潑與Zebra Labs聯合舉辦的這場AI交流會本身，與其說是會議，不如說更是一場party晚宴，一場歡聚。
內地的AI行業會議，大多商務風，上面演講發佈，下面一排排板正坐好記筆記。而這場交流會更加藝術風，禮裙西裝是標配，更亮眼的是有樂手穿着金黃龍紋漢服配上小黑裙、十字架項鍊的混搭風，跟中西交匯的香港很搭。
同樣是爲了social，內地飯局往往是十幾個一開始就不認識的人同時在大圓桌上坐定一兩個小時，吃完後跟大多數人還是陌生的。而Soho House的空間設計巧妙：五六個很小的圓桌，不適合坐着吃席，而適合每桌2-4個人站着聊天，隨機碰撞，自發熟悉起來，再流動去下一個round，盡最大可能讓互不相識的人有一對一接觸或三四人小團體的機會。
AI圓桌會結束後的party，地點在Soho House 這是我第三次來Soho House。
第一次是研究生畢業的party上，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晚宴風。同學裡有很資深的New York Times的老編輯，在接近退休的年齡重返校園。
第二次是去年在香港的一個活動，一群來自歐美澳的couple們，分成十幾桌，流水席一般車輪戰，四川麻將/香港麻將/臺灣麻將各式各樣，一位中國香港本地人現場畫圖教一位意大利先生如何打麻將。
然後這次，是看着一群東亞面孔（大部分是華人）的嘉賓，用英文討論AI，即使大多數人會說中文。
這在中國香港並不奇怪。畢竟，臺下既有美元基金投資人，也有來自美國、瑞士、日本、韓國等國的從業者。
一位投資人告訴我，美元基金降低內地市場投資熱度後，不少外國投資者想投內地的AI公司但沒法投，於是有些美元投資人會在中國香港活動，通過中國香港的公司來投資內地企業。
除了金融制度造就的資金優勢，香港在地理上毗鄰深圳，也有一波科技人才的流動。2023年8月，關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規劃發佈，河套坐落在香港與深圳交界的落馬洲地區，方便兩地科技人才融合。今年6月開園，中國科學院、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高校都有院所入駐。
而且，寸土寸金的香港，也有自己的AI基礎設施建設。目前香港的數據中心，大多是為金融、虛擬貨幣而建，例如“將軍澳工業邨”的Global Switch數據中心，面積約7萬平方米，臨近香港證券交易數據中心。
不過，一位家辦人士告訴我，一家國資背景的機構，正在商談在香港科學園建一個數據中心，用於AI大模型訓練。香港也快有用於AI大模型的數據中心了。
也有國資背景的機構，商談在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建數據中心，國內可以輸出建設電力設施，“東南亞是後花園”。
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有個共同之處，都利用超強的冷氣，在有着荒蠻芭蕉葉的溼熱地帶，在室內創造出可以西裝革履的溫度，爲了一種精英商業氛圍。
當室內的商務結束，香港的夜生活開始了。在港島的很多酒吧，夜生活如此熱烈，以至於酒吧裡座位滿了，酒吧窗臺外也站滿了人，香港典型的狹窄坡道上還聚集了成群的歐美白人年輕人。
在超強冷氣室裏西裝革履的精英們，此刻迎面浸在香港的溼熱海風中，不得不脫下西裝，搭在臂上，另一手拿酒杯飲冰。
一位投資人笑談自己只有一個隨身行囊、坐飛機全世界出差、在疫情期間封在辦公室日日醉酒的生活。一位出生在東北亞、童年時期跨國來到中國、讀國際學校、又待過歐洲的年輕人，一直體貼地為身邊人拿揹包、遞酒水。我問他在哪個地方會feel at home（有回家的感覺），他說沒有，他也困惑於自己的身份認同。
在中國香港，即使談科技，常常也沒那麼硬、而是更“飛”。一位穿着花襯衫、意大利美國混血的老哥告訴我，他的公司主打tech meets fashion（科技遇上時尚），在廣東生產時尚配飾，再賣到美國。
香港與AI的相遇，不是高舉高打型，而是像羽毛一般輕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