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雪嬌 |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深港融合發展研究所博士後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國家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要完善發揮統一戰線凝聚人心、匯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舉措。香港青年的政治認同，是事關國家安全穩定乃至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後繼有人的關鍵命題。隨著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刊憲生效，香港政治生態趨於穩定，但對青年政治認同的培育與強化遠非一日之功，需給予持續關注、久久為功，及時預警和預判才能確保國家和特區的長治久安，確保香港青年成為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重要力量。文章通過總結改革開放以來香港青年政治認同的演進歷程及其發展規律，構建起香港青年政治認同「質」與「量」分析的理論模型，為有效強化香港青年的政治認同提供切實可行的現實策略。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青年政治認同的演進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青年所呈現出的政治認同水平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會隨著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等因素發生變化。尤其是每當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恰逢重大歷史事件，都無疑會成為香港青年政治認同發生轉變的關鍵歷史節點。通過採用關鍵事件分析法，我們發現，改革開放以來香港青年的政治認同大體可以劃分為以下六個階段（見圖1）。

例如，第一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果斷擯棄極左路線，實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政策，得到了境內外各界人士包括香港社會人士的擁護，他們回到祖國故鄉投資興業，以實際行動支持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此時，香港青年的愛國熱情是高漲的，他們的政治認同水平也相對處於高位。第二階段：1989年政治風波給黨和國家造成巨大破壞，香港政治生態也發生重大變化，一些愛國愛港人士如司徒華和社團如教協走向對立面，變成反對派陣營的力量。開放的政策不僅加速了經濟的飛躍，同時也暗湧著諸多異於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思潮，盲目跟風和未及時施加正確指引使得這一階段的香港青年政治認同陡降。第三階段：回歸前港英政府的荼毒改制。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港急推民選制度改革，企圖把西方代議制扎根於香港，英國人在撤退之前埋下的「釘子」，嚴重干擾香港特區政治生態的重建，荼毒香港青年的價值觀念和政治認同。第四階段：回歸後的放權、自流與潛流。1997年回歸後，強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一國兩制」中的「一國」。中央駐港機構的大量撤併，對港澳事務儘量不發言、不表態等做法，並沒有換來中央權力應得的尊重，反而遭遇了抵制甚至毀謗。第五階段：21世紀的脫韁、狂飆和治亂。2003年香港的「七一大遊行」開啟了「脫韁」過程，中央管治香港的合法權力長期未能行使，便被某些別有用心之人扭曲為「中央對港不應有也不能有管治權」，這種觀念導致回歸前後出生的部分香港青少年參與了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和2014年非法「佔中」運動。第六階段：2020年至今，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2024年3月23日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刊憲生效，香港青年的政治認同逐步呈現出煥發生機的新樣貌。

香港青年政治認同發展變化的影響因素與生成機制

辯證唯物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決定精神」的基本原則，揭示著上述政治認同的演進歷程並不能脫離當時香港青年的社會現實孤立存在。反觀與政治認同有著密切聯繫的諸多主客觀影響因素，它們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呈現出社會關係反饋、制度路徑依賴、文化場域形塑以及個體需要滿足的四種機制（見圖2）。

一是社會關係反饋機制。香港青年政治認同的發展變化離不開這一群體所處的社會關係，不同時期社會的、學校的、家庭的環境和人際互動對他們政治認同的影響程度各有不同。具體而言，香港青年在不同階段參與的社團活動、學校教師講授的課堂內容和教材使用、家庭長輩對時事政治的態度和對中央政策的評判，在這些社會關係的交往活動中獲得的或正或負的反饋，都潛在影響著香港青年的政治認同。

二是制度路徑依賴機制。比如與香港青年切身相關的社會制度方面，港英政府在香港回歸前，一改過去的「雙借政策」（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而力推「扎根策略」，意圖延續英國在香港政治傳統的影響，而在這樣制度路徑的慣性作用下，香港青年逐漸產生了依賴心理和模糊的身份意識，對此階段香港青年的政治認同產生了較大衝擊。

三是文化場域形塑機制。文化氛圍的營造及其場域的形塑是英國殖民者擅長使用的手段之一。資本主義價值符號的標簽化和現代文明的加速席卷，使彼時的青少年逐漸迷失在殖民者虛構的伊甸園中難以自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和培育與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統化推進在香港青少年群體中刻不容緩。

四是個體需要滿足機制。提升香港青年的政治認同無法脫離他們生存和發展的現實環境空談，改革開放以來，香港青年有著契合時代發展需要的個體需求，應該得到更多關注、支持和引領，只有更好解決香港青年生存和發展的現實困境，才能喚醒他們政治認同的內生動力。而當其產生核心的情感價值認同時，政治認同便油然而生，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於他們所存在客觀世界中的客觀聯繫，循環往復形成閉環。

香港青年政治認同「質」與「量」分析的理論模型建構

綜上可見，不同歷史階段香港青年的政治認同是複雜的、有差異性的。因而，就此提出的強化策略不能是生硬灌輸、一刀切式的，而是應該在辯證區分「質」與「量」的基礎上針對香港青年不同階段的政治認同調整預期、有效施策。

通過對港澳台三個地區青年群體的類比分析發現，當前青年政治認同的方向，即在「質」的方面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同時也表現出由抗爭到認命、由認命到認同、由認同再到擁護的三個階段。那麼，在政治認同的程度，即在「量」的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8月23日出席西藏工作會議時，首次提出了「五大認同」，即增進各民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並在往後關於民族問題的講話中反復強調，由此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解釋框架。基於上述「質」與「量」兩個維度的分析，建構香港青年政治認同的理論模型如下（見圖3）。

由此可見，在政治認同不同的階段節點和內容維度上，香港青年有著不同的表現特徵。其中，對於祖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三個維度的認同，他們是更相對容易接受的，而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程度部分香港青年要明顯弱於其他三項。這不單取決於香港青年的個體意願，更多是由其背後的社會關係、制度和文化等客觀因素造成的，是在複雜時空作用下積澱形成的。因此，新時代開展香港青年愛國主義教育，不能一味地以「完全認同」的高標準，要求他們在「五大認同」方面都做到滿分。尤其是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我們或許需要樹立一種「底線思維」，首先將預期調整為正在成長期的香港青少年能夠尊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表現為理解、尊重和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實施的方針政策。在「尊重」與「接受」之間形成自在的張力，將「矯正糾偏」的高姿態逐步轉化為「長善救失」的包容心，才能更好地化育成人、更有效地立德樹人，爭取香港青年更多在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征程中人生出彩。

提升香港青年政治認同的現實策略

總結而言，香港青年的政治認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受國家發展狀況、社會生活環境和學校教育等多重因素影響的，必須多管齊下、內外兼修地開展提升香港青年政治認同的現實策略。

一是「發展為本」的頂層設計。關注香港青年切實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政策才能贏得青年人心。以幫助他們解決生存和發展問題為出發點，謀劃提升香港青年政治認同的頂層設計和整體布局，通過制定和實施相關政策，如鼓勵青年到內地學習交流、就業創業等，加強內地與香港之間在經濟上的互聯互通和交融協作，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進一步提升香港青年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二是「多管齊下」的政策戰略。建立「中央—特區—社會—家庭—學校」五位一體共同推進的長效機制，例如中央要把握、使用和加強話語和教育主導權；特區政府要貫徹中央方針，制定和實施適合本地區的具體方案；社會和家庭充分挖掘運用愛國主義教育資源，與學校相互之間形成配合；學校積極建立與「一國兩制」實踐相適應的大中小學一體化愛國主義教育體制機制。在多方共同推進的過程中注重對香港青年主流價值觀的引領，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先導。增強愛國主義精神，把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生培養成對國家有大用的人，對社會有擔當的人，對自己和家庭有責任的人。

三是「求同存異」的規範要求。制定「保底線」與「樹高線」相結合的差異化規範要求，針對香港青年的政治認同要對標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五個認同」，但同時也要結合香港青年的獨特性對五個維度的規範要求進行差異化的區分。例如對基本公民以守法為底線，對公職人員樹愛國愛黨高線，差異化因勢利導。

四是「風清氣正」的生態營造。數字化時代一定程度上構築起香港青年的信息繭房，媒體和輿論環境於他們而言變成最直觀可見的象徵世界。由此，建立健康、客觀的媒體環境，正確傳播國家形象，持續淨化輿論生態、為青年群體揭示客觀事實、幫助他們作出理性判斷，才能有助於香港青年樹立正確的政治認同。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7-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