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可強 | 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

本文梳理了香港市民對中華文化與國民身份認同的演進過程。在歷史中，香港市民形成了中華文化認同和中國國民身份認同（「兩個認同」）。隨著《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兩份文件的出台，香港市民對中華文化與國民身份的認同感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承和鞏固。我們應在歷史發展基礎上，考慮如何傳承和鞏固香港市民的「兩個認同」，保持與擴大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特質和作用，結合國家發展大局的需要和當前國際形勢，令香港能應國家所需，發揮香港在新階段應有的功能。

港英時期香港市民身份認同演進歷史

在港英時期，港英政府統治香港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服務英國的經濟利益。在此大前提下，港英政府需要維持社會安定，方便其統治，因此在政策上會尊重佔人口大部分的華裔居民的中華文化傳統、風俗和生活習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香港和內地的居民一直自由來往，沒有什麼限制，因而港人與在內地的家鄉可保持聯繫。他們來香港定居主要是為了謀生計，仍以中國人自居，並有強烈意識地去保存與傳承中國傳統文化，這在新界地區更為明顯。

由二次大戰後至1970年代，因戰亂、政治和經濟等原因，大量內地居民湧入香港，加上香港戰後一代的出生，香港人口增至四百萬。在這三十多年內先後移居香港的中國人仍然自視為中國人，並有強烈的中華傳統文化認同，而當時中國內地因各種政治因素未能對外開放，港人與祖籍的家鄉或內地聯繫與交往較為困難，故其同來香港或在香港出生成長的子女自然會視香港為「家鄉」，並逐步產生對香港的家鄉或本土情懷，也就是所謂「香港人」意識的萌芽。

港英政府在其長期的管治中，當然不會去培育港人對中國的政治認同，但它亦一直容許市民和社會團體按照他們的政治立場，可分別在每年的10月1 日和10月10日公開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或「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以及各自舉辦慶祝活動。這其實是在某種程度上默許民間有其不同角度的中國國民身份認同。1963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當中的新亞書院在1949年創辦時，是以保存和發揚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及溝通東西文化為教育宗旨。另一方面，在香港市民的不斷爭取下，尤其是1960年代中起由大專學生發起的「中文運動」，使港英政府在1974年接納中文為法定語文。不論是政府辦理的官校，或宗教和社會團體辦理的資助或私立中小學的校訓和辦學宗旨所反映的價值觀，很多都來自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例如各自以「好學力行」「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自強不息」「勤、儉、忠、信」「愛、敬、勤、誠」「明德唯志、格物為勤」等為校訓。

因為1960年代起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出於英國政府對香港回歸後的政治謀略考慮，港英政府也著重培育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和參與感。例如港英政府在1960年代中開始，擴展大學教育，提供助學金等資助，讓眾多貧窮家庭的子女可入讀本地大學，並藉此培養本地專業人才和中上層公務員。此時，港英政府在學校推動的公民教育是非國家民族化的，只著重培養對本地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要求年輕人了解香港的經濟發展與狀況，並遵守香港法律。但在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香港各界人士熱烈參與《基本法》的諮詢工作，眾多的工商界及專業人士又積極走入內地，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這些都反映了留下來的港人在重新建構國民身份認同。 1991年5至6月間，中國內地共有18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發生水災，經濟損失相當嚴重，波及數百萬人。 中央政府向全世界發出「救災緊急呼籲」，香港市民隨即掀起救災熱潮，演藝界更在跑馬地馬場舉行長達7小時的演唱匯演；短短10日間，香港賑災籌款總額達到4.7億多港元，加上港英政府的5,000萬港元，是當時境外捐贈最多的地方。香港民間如此廣泛熱烈的捐獻，反映了民族同胞血肉相連之情，亦表現出一種國民身份認同。

在港英管治時期，香港人的中華文化認同和中國國民身份認同（「兩個認同」）既同時存在，又有所發展。在華人佔人口絕大多數的香港，港英政府讓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傳承及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在語文教育領域亦是中英並重。1949年之後，港英政府也同時默許有兩個不同政治角度的中國國民身份認同的存在。雖然公民教育在任何國家都是從屬於國民教育，但公民教育的價值觀內容很多都普遍適用於不同國家；港英時期所推行的公民教育沒有國民身份認同（無論是英國或是中國）的元素，故其內容基本上可以過渡及適用於回歸之後。

回歸後推動「兩個認同」遭遇阻力和困難

由1997年回歸祖國後到2019年爆發社會動亂期間，香港特區政府主動增強「兩個認同」的工作方面，也曾有一些努力和進展。政府在2000 年前後推動教育改革，1999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改革諮詢文件《教育制度檢討：改革方案》強調學校教育首要推動德育、公民教育與中華文化，以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及勇於承擔的精神。2002 年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將德育及公民教育列為四個關鍵項目之一，提出香港需要培養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正面的價值觀，而學校教育應著重培育五項價值觀，包括「國民身份認同」等，並鼓勵學校把這五種首要價值與學校本身的辦學理念、德育宗旨結合。其後本地絕大多數的中小學都積極推動德育、公民教育與中華文化教育，但因教育局奉行自港英時期以來一貫的「校本管理」政策，任由各校的落實工作各有各做，未有成效評估和政府的統籌監督，結果並不理想。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香港市民的國民身份認同普遍較高，但其後因為一些事件的影響，包括外國勢力和激進反對派等的宣傳，令部分年輕人把本土意識與國民身份認同對立起來。2012年，特區政府建議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擬計劃將此學科列為必修科於當年9月新學年開展課程，以培育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傳承中華美德，培育普世價值。原本教育局已進行了廣泛的諮詢，並取得眾多教育團體和學校的普遍同意；但部分激進反對派藉個別新編教材的一些字眼，攻擊有關課程指引內容「偏頗」，反對當局強制學校推行，又曲解《基本法》是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在一股抗議浪潮中，剛上任的新一屆政府唯有在同年10月宣布擱置課程指引，由學校自主決定是否可開展國民教育科。到了2014年的非法「佔領中環」，其後發展到2019年的社會暴亂，除了因為有外國勢力和激進反對派的策劃推動之外，亦反映了在相當數量的市民（尤其是年輕人）之中，缺乏對國家主權、「一國兩制」、基本法及現代中國發展的正確認識。

2020年以來「兩個認同」工作取得積極進展
 

鑒於2019年社會動亂嚴重破壞香港的安定繁榮及威脅國家安全，通過頒布實施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2021年5月《完善選舉制度條例》、2024年3月《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法律，中央政府加強對香港落實全面管治權，協助特區政府恢復社會穩定，重新發展經濟民生。在中央的指引、督促、支援下，特區政府亦積極採取各方面的措施，向全社會推動有關憲法、基本法、國安法以及中華文化、現代中國、愛國主義等教育、宣傳和推廣工作。

在過去幾年，特區政府更著重加強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強化下一代的愛國情操及國家觀念。政府參考《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2008）而編定的《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旨在進一步支援學校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實踐良好行為，讓學生成為有質素的新一代，對社會有擔當，具香港情懷、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文件指出，在十個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當中，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立根於中華文化，因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是學校的應有之義。香港經歷大規模社會動亂後，必須加大力度推行國民教育的工作。學校應讓學生從小正確認識國家歷史，欣賞中華文化及傳統價值觀、學習尊重國家象徵和標誌（包括國旗、國徽、國歌），認識憲法和基本法，協助學生建立國家觀念和公民責任心，促進他們思考作為中國人可以如何維護國家安全和對國家作出貢獻。 
要探討在歷史新階段如何繼續傳承和鞏固香港市民對中華文化與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以及進一步實踐和創新發展，需要參考中央近年的兩份重要文件。

201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香港特區政府在新階段須認真學習及研究《綱要》和《決定》兩份文件，並在現有工作的基礎上，思考在文化教育和意識形態工作方面如何做得更有效。以下是筆者摘取、綜合及整理了兩份文件中的四個相關方面的關鍵語句及關鍵詞 ：

1、培養愛國之情、砥礪強國之志、實踐報國之行；香港要增強對國家的認同，自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要深入開展形勢政策教育，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了解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引導市民清醒認識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

2、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把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與擴大對外開放結合起來；香港要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

3、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闢廣闊前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深入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推動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4、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

由傳承、鞏固到實踐、創新
 

回歸前香港市民在民間積極維護及主動實踐「兩個認同」，而由1997年至2019年期間，特區政府和愛國團體也曾努力增強「兩個認同」。我們要在這個歷史發展基礎上，去考慮如何傳承和鞏固香港市民的「兩個認同」，保持與擴大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特質和作用，結合國家發展大局的需要和當前國際形勢，令香港能應國家所需，發揮自身在新階段應有的作用。

近幾年來，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團體與機構在推動「兩個認同」的工作時，積極協作，採取了各式各樣的辦法，成績是應予肯定的。只要堅定及持續地做下去，必定會有好的成效。本文著重探討以下的整體性概念、原則和策略，希望香港能站高看及向前看，不單要鞏固「兩個認同」，更應進而為協助及促進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建設、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知、情、志、行與香港的「中國性」
 

因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中國恢復其合法席位，其後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祖國的國際地位在港人心目中大大提高了，引致當時的香港大學生和年輕知識分子成為「覺醒的一代」，掀起了重新認識祖國的熱潮。由1980年代初開始，眾多港人參與了促進內地改革開放和基本法諮詢的過程，增加了對奮進的祖國的認識和感情，實踐報國之行。可以說，由1970年至2008年期間，港人都普遍有廣義的國民身份認同。但是後來事情有了變化，例如由2001年至2013年期間來港的「雙非」問題，影響了一些市民的日常生活，引起本地人不滿而出現排斥的情緒和行為。這情況就如近十多年來歐美的難民和移民問題一樣，與當地市民和國民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民生利益而表達不滿的情形類似。

香港經歷過近十多年來部分年輕人的政治認同迷失之後，現時除了要繼續進行有關「兩個認同」的教育宣傳工作之外，也要著重「增進建國之知」，即社會各方協作，幫助年輕一代和廣大市民增加對現代中國的發展、強國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等的認知，進而「培養愛國之情、砥礪強國之志、實踐報國之行」。正如港人參與內地改革開放和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過程一樣，要讓港人對祖國的奮發前進、積極向上、尋求富強等有一種對美好未來的想像和嚮往，才能凝聚民情；這是一個由認知、感情到立志、實行的必經過程。同時，要讓年輕一代通過參與社會服務和香港的新發展，令他們覺得有所作為，可以發展個人的才能和興趣。

在培養港人愛國之情的時候，要考慮香港市民的「中國性」特點。作者在之前發表的文章①中指出：「中國性」（Chineseness） 是一些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 （主要是海外）採用的一個概念，它在不同的學者筆下包含了中國或華人的文化特質、國民性、民族性格、價值觀念、社會結構等等。基於歷史發展、地理位置、資本主義制度以及作為國際開放城市等原因，長期以來香港華人的「中國性」較為接近海外華人族群，顯示出多重而複雜的身份認同和多元的文化認同。現時香港需要增強的，應是「一本多元」的「中國性」，即是以國民身份認同和中華文化認同為根本，保留面向世界和人類文明的多角度的身份認同和多元的文化認同。

改革開放與香港的「全球性」 

《決定》和《綱要》說明了中國式現代化、改革開放和愛國主義的密切關係，因此一定要保護和發展香港的「全球性」（Globalness）。作者在之前發表的另一篇文章②中解釋：用「全球性」一詞來描述香港的獨特性質，比起「國際化」和「獨特優勢」會較為準確，因為後兩個名詞較多是政策、方法和表徵的描述，並側重與世界各國的經濟交往方面，而「全球性」是深度、牢固和全面地嵌入香港的社會制度和運作、市民日常生活形態、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範疇的面向海洋世界和人類現代文明的特質。香港的「全球性」的核心要素和價值是自由開放、多元包容；東西方文明在香港得以交融和結合，而佔大多數的華人與佔少數的外國人可以長期融洽共處。這是香港賴以發展成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重要因素，是港人極為重視與珍惜的特質，也是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士評估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指標。所謂「香港人」的「本地意識」，實質上是反映大多數港人的「中國性」和「全球性」的一體兩面的特質，即不是單一的「中國人」的身份與文化認同，而是跨文明的多角度的身份認同與多元的文化認同。

2024年3月19日，國務院港澳辦就祝賀香港特區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發表文章，稱「香港的開放度、自由度將越來越高，聯通性、包容性將越來越強，香港將更好地成為中國與世界交往合作的重要橋樑紐帶」。可見中央至今仍然十分重視保持香港自由開放、多元包容的元素。

因此，在香港弘揚新時代的愛國主義精神，必須要同時維護及發展香港的「全球性」特質，尊重港人的本地意識、家鄉情懷和國際視野，並且結合同舟共濟、拚搏努力、靈活變通的「獅子山精神」或香港精神。

推動中華文化在香港創新性發展

《決定》和《綱要》指出了教育、科技、人才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性，以及要深入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推動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因此，香港在傳承、鞏固和實踐「兩個認同」時，要具備這樣的視野。即是說，增強港人的「兩個認同」不單是因為應該要這樣做，也是為了令港人更有意識、更有熱誠及更有能力地履行國民義務，參與國家事務，為中國式現代化、改革開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等目標積極奮鬥並作出貢獻。

香港因為其「中國性」、「全球性」和獨特優勢，是有條件在新時代作出這樣的貢獻的，正如香港在晚清至民國初期的「西學東漸」及自1980年代以來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所曾作出的貢獻一樣。香港應積聚和培育更多的人才，致力探討如何協助中國保持開放及「走出去」，繼續吸納其他文明的優點，並且不斷改革進步，符合國際規則、標準和管理，促進對世界和人類有普遍意義的現代化。  

如何在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中有系統性、有步驟地做到由認知、感情到立志、實行，為促進中國式現代化而作出貢獻 ?如何應對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的挑戰，繼續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和國際城市功能，為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努力 ?如何結合香港的「中國性」和「全球性」一體兩面的特質，為推動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而探索前進？這是香港市民需要和內地同胞一起研究的三大議題。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7-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