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莊 |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前教授、紫荊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統部署，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當前，需要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讓世界共享中國機遇、實現互利共贏光明前景的故事，進一步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了解和認識。

中國貿易依存度與內外雙循環實現轉換

貿易依存度是經濟學家描述外貿與GDP比例關係而提出的概念。一般而言，如外貿額佔GDP的40%，意味著經濟以內循環為主；佔60%以上則以外循環為主。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中國經濟以內循環為主。1980年，中國GDP約2,000億美元，外貿額約200億美元，外貿額佔GDP比重僅10%，這說明外循環嚴重不足。中國不實行改革開放，經濟有可能就是死路一條。

加入WTO以後，中國外循環的潛能逐漸發揮出來。外貿增長速度遠高於GDP增長速度。到2002年，中國外貿額已達6,000億美元，加上服務貿易額，外貿依存度接近40%，中國經濟進入了以外循環為主的新格局。到2006年，中國外貿依存度已達到67%，實現了更大範圍、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是中國加入WTO後採取出口導向的結果。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國對中國長期奉行限制有科技含量產品出口的政策，在改革開放以後仍然如此。但就服務貿易而論，美國優勢很大，中國仍處於劣勢。中國需要增加服務貿易在外貿中的比重，實現一般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中國加入WTO後成為外循環經濟體，發揮了第一外貿大國的比較優勢，獲益於發达國家製造業利潤的大轉移。除加強服務貿易外，中國應當注意逐步實現高質中速發展以及內外雙向循環的動態發展。外貿依存度的數據可以引領本國內外雙循環的協調發展，應對不期而遇的外來制裁。

中國有效應對西方轉嫁經濟危機和本國經濟難題

一些西方國家不時發生經濟危機。狹義地說，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再生產不完全是有序的，有可能是無序的，有發生周期性過剩生產危機的可能。在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中，大量產品賣不出去，許多企業倒閉，生產下降，失業增多。廣義而言，擴大債務、濫發鈔票、濫發金融衍生產品、量化寬鬆等也會引發金融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非資本主義國家；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不發达國家；不管是生產過剩，還是生產不足，都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特別是某些發达國家，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就企圖向其他國家轉嫁危機，甚至不惜採用非法、非常規方法，製造貿易摩擦，制裁他國。

2007-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違危機從而引發全球金融海嘯，中國遭受的負面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中國電器產品訂單大量被取消，有出口缺口轉內需市場的需要。本來家電出口可以享有出口退稅，因次貸危機造成外國電器產品訂單被大量取消，中國是受害者。中國政府因時制宜，實行家電下鄉政策，鼓勵農民消費。對農民購買彩電、冰箱、洗衣機、手機、空調、電腦、熱水器、微波爐、電磁爐等家電產品作出補貼，中央財政負擔80%，地方財政負擔20%。前後實施五年，可謂一舉多得。

二是美國採用「量化寬鬆」政策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轉嫁次貸危機。美國應對危機手段過於簡單化，讓雷曼公司破產，並讓雷曼公司及其客戶自己承擔損失。對受牽連的各種經濟活動，美國以鄰為壑，採取「量化寬鬆」政策，向其他國家轉嫁。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中國實體經濟將會發生足以危害健康的金融「水腫」，百姓大量儲蓄將被金融衍生工具所稀釋，並轉移到美國金融「大鱷」手裡。如果中國不願意分擔美國的虧損，中美就會出現各種摩擦和矛盾。為此，中國政府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中國高速公路從2008年的6.03萬公里增加到2012年9.62萬公里；高速鐵路則從1,035公里增加到9,463公里，基建工程對GDP可以發生3的乘數效應。中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十年來效果正在逐步體現。

中國深化自貿試驗區改革 大力推動自由貿易
 

有國際輿論認為，中國在推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後出現「產能過剩」， 大宗產品在本國賣不出去，致使企業倒閉，失業增多，以此推銷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明顯是個偽命題。

任何國家都有「剩餘產能」，折舊後但仍繼續生產的產能、加班加點生產的產能，也都可能被理解為「剩餘產能」。但剩餘產能未必造成生產過剩，觸發經濟危機。有剩餘產能不等於生產過剩，無序擴大再生產，才可能造成生產過剩。中國過去實行計劃經濟，後來實行市場經濟，並施以宏觀調控，能夠及時發現和有效糾正危機。

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在東部沿海城市先行，隨後逐漸拓展到全國。近年來，中國開始試點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2013年，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最先掛牌成立；到2023年，共有8批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含新疆）已有22個被批准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體現國家推動自由貿易、維持多邊主義的決心。 

中國房地產不會重蹈日本覆轍
 

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2021年商品房銷售額達到18.2萬億人民幣（下同）的歷史峰值，2023年下降至11.6萬億，兩者有6.6萬億的缺口。目前來看，中國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板「新三樣」的年出口量約1萬億，替補不了6萬多億的缺口。但再過3至5年，加上出口增長，「新三樣」的替補功能才有可能更加顯現，中國的新質生產力也可能湧現。

6.6萬億的缺口確實是一個難題，但並非不可處理。對造成房地產泡沫的、進行欺詐性借貸的房地產商和借貸失控的貸款銀行，應按照相關法律處理。中國城市化進度和城市規劃也應適當調整。對中國的商品房，可以開拓租賃和買賣兩個市場，國家嚴格評估兩類市場，按照成本價，並給予一定折扣，由國家發行國債承接，進行嚴格審計，該賣的賣，該出租的出租，以符合本地城市的規劃。不接受政府條件的地產商按破產程序處理。對于有欠債的個人、家庭或者公司，如果是投機性的，由債權人按破產程序處理；如果是自住房屋，貸款銀行對房貸的年期可以作適當的延長。由當地政府制定政策、形成規定，按司法程序處理。

面對房地產問題，中國不會重蹈日本覆轍。中國人口和經濟規模巨大，工具箱的應對方法很多。但也不能掉以輕心，涉及房地產問題的地方政府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做好應對，防止「泡沫」擴大。

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憲法》第六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中國多種所有制的存在，是處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積極因素。西方媒體經常炒作所謂中國「國進民退」問題，這與炒作中國「產能過剩」一樣，都是「偽命題」。對於影響國計民生的產業，國有企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不排斥民營經濟。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一些行業和領域，民營企業的稅收、產值、研發、就業人數的佔比較高。

妥善應對和反擊美國挑起的貿易戰科技戰
 

戰後，國際貿易體系是在美國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的基礎上形成的。數十年來，一個龐大的、包含國際貿易、國際經濟、國際金融、國際投資、國際商法和國際銀行等學科的法學體系也由此滲透到世界各國。美國是制度的制定者，中國是「後學者」；在法學學科上，中國也還未能居上。但美國卻要以中國為頭號假想敵進行貿易對抗和科技競爭，特別是對非高科技產品徵稅，背負以老欺少的罵名，如還佔不到便宜，就是一場鬧劇。

美國強徵關稅的普通商品，大部分不在本國生產，並無保護本國產業的說法。如果中國貨沒有競爭力，沒有人買，美國並無逆差。如果中國貨物美價廉，應當讓美國人民有所選擇。如果增加了關稅還是有人買，越加關稅，貿易赤字就越多，價格越貴，民怨越多。只有美國自家也生產，或勞駕近鄰幫著生產，或以民粹主義立法禁售，才有可能消減貿赤，但本國要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加稅減赤，也是天方夜譚。否則，加稅只能加價，增加通膨。到消費者購買力疲軟，就會進口過剩，觸發經濟危機。美國這樣做只會自食惡果。

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頭，限制芯片對華出口，醉翁之意就不在減赤，而在於打壓中國高科技芯片發展。目前，1納米的芯片可容納更多的集成電路元件，算是最先進制程。但據「摩爾定律」，集成電路元件數量每18個月翻一番，中國從5納米趕上來，估計只要3年多時間。但也有說法，追上1納米需時更長。面對技術難題，中國可以兩條腿走路，一方面繼續提高先進制程，另一方面提高封裝技術。歷史已經證明，中國人的鬥志和智慧是激發出來的，在芯片問題上也必然如此。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7-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