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鄭培凱

中華文化在香港的傳承從來沒有斷絕，並不因港英殖民統治而成為昨日黃花，而是在社會的各個層面早已滲入每個中國人的血脈；而新文化與舊文化的衝突，只是中華傳統文化追尋新方向的爭論，屬文化傳統的內部矛盾，不礙長江萬古流。

香港族群演進對文化傳承的影響

香港進入世界歷史的視野，是鴉片戰爭之後。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讓英國在東亞獲得殖民主義的橋頭堡，亦使香港成為西方拓展世界霸權的重要基地。英國殖民管治香港一百五十餘年，一直宣揚英國文化創造了香港，把原本的小漁村發展成雄踞東亞的國際都會。從物質建設與政治制度的角度來看，英國人的自我誇耀，顯示的是基礎建設上工業文明的成果，同時傳入了資本主義的契約精神與法治運作，使得香港在全球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經濟貿易角色，為英國的繁榮作出極大的貢獻。但說到香港文化的發展與傳承，特別是長期歷史階段的認知，問題就複雜得多，並不像西方知識界的一貫宣傳，以現代化物質文明的表象為衡量標準而斷言香港文化的主脈是英美現代工業文明的延伸。

文化傳統的發展固然要依靠物質基礎，在短暫時段還會跟從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但在歷史長河中，文化傳統的歷史因素與生活其中的人群還是扮演著文化傳承中舉足輕重的終極角色。

從歷史地理的長期演變來看，聚居香港的人群大體上可分為三種：一是受嶺南文化長期熏陶的廣東人，二是晚清以來（也就是割讓香港以後）南來的其他地區華人，三是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受惠於港英統治的外國人（包括西亞與南亞印巴人）。前兩類華人佔香港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生活風俗與思想意識上傳承著中國傳統文化；第三類人是港英殖民統治者及追隨者，是高高在上的少數政治社會精英及其餘緒，提倡西方現代生活習慣與意識形態，以法治作為殖民統治的基本要義。

細分這三類人群，前兩類華人所傳承的中華文化有不同的面向：廣東本地人（特別是原住民）主要傳承中華習俗與信仰，也就是當前國際弘揚的庶民非物質文化傳承，屬於民眾的社會生活基本意識與信念。晚清之後南來的華人，則大多數深受西潮的衝擊，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之下，搖擺於華洋雜處的文化環境中，對中國文化傳統採取曖昧的態度，或如魯迅的極端批判，或如香港新儒家主張重新整合中西、提升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簡單二分思維，基本上都屬於文化精英對文化傳統的探索焦慮。第三類人是港英統治階級，並包括一些華人買辦，以西方殖民的意識形態指導香港社會，為香港帶來現代西方的價值系統，但隨著港英殖民統治的結束，對香港文化傳統發展所起的作用也會逐漸淡化。

值得注意的是一百多年來南來的文人學者及受其影響的文化人，一直夾在華洋文化交織的繁複之中，糾纏於文化與藝術思索的困惑與焦慮中。因而，他們在文藝領域，以敏感的藝術心靈，通過生活體驗的內化，探索著前人未曾觸及的思想感情，為傳統文化的綿延打開了一扇新的窗，使我們看到遠方不一樣的山崗，以及綿延崎嶇盤旋向上的山徑，從而走向復興文脈與傳統轉化的康莊大道。

香港傳承中華文化具有良好的庶民基礎

中華傳統文化在香港地區的早期發展，與南宋至明中原氏族南遷有關。如新界五大氏族（指的是新界原居民中的錦田鄧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及粉嶺彭氏），都是早先來到香港的漢族氏族，在清朝遷界政策之前，就已移居今天的香港新界。遷界令廢止之後，又再度回到原來的聚居地，並與其他南下的氏族擴展定居範圍，散布到今天香港的各個地區。由於這些香港原住民有其歷史傳承的生活習慣與風俗，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根”特別重視而延續至今，甚至配合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倡的非物質文化傳承理念，積極保護與發展生於斯長於斯的文化生活。這也是中華文化在香港傳承最重要的庶民基礎，是中華傳統文化深入廣大群眾心底的歷史證據。其實，我們日常風俗習慣有些也屬於文化傳承的範疇，如粵劇、食盆（盆菜）、太平清醮、天后誕等等。這些風俗習慣，與世界各地的非遺傳統一樣，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有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

對傳統文化的認受，作為本地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倚靠，展現了非遺傳統對日常生活的深遠影響，卻是港英政府政治經濟政策鄙視的領域。英國殖民精英階層，只著眼英國文化如何傳入香港，讓香港精英階層接受並以殖民統治者的價值取向馬首是瞻，對本地庶民的文化底蘊則採取漠視態度，只要不觸及反抗殖民統治這條紅線，任其自生自滅。

由於港英政府的漠視，香港民間的中華傳統文化通過家族與宗教信仰在香港現代化破舊立新的過程中持續至今。目前，經過香港非遺諮詢委員會的調查，立案的香港非遺項目共有480項。第一批列入國家非遺名錄的有10項：粵劇、涼茶、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大坑舞火龍、古琴藝術、全真道堂科儀音樂、西貢坑口客家舞麒麟和黃大仙信俗。其中，粵劇是粵港澳三地聯合申報的，已於2009年成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16年非遺委員會又推薦了10項進入香港非遺名錄：南音、宗族春秋二祭、香港天后誕、中秋節—薄扶林舞火龍、正一道士傳統、食盆、港式奶茶製作技藝、紮作技藝、香港中式長衫和裙褂製作技藝、戲棚搭建技藝。迄今，香港非遺名錄已經正式刊憲了20項，而香港天后誕及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也已於202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

從中華文化傳承來看，香港宗族的風俗習慣在新界地區保留得相當好，維繫著各宗族人際關係的和諧穩定。然而，宗族文化的發展有其歷史進程，有些脫離時代束縛個人發展，但有些卻經過歷史的淘洗，為我們留下了醇厚的道德家風，不見得都是壞事。宗族最講究血緣關係、親屬關係、人際關係，在中華文化中尤其重要，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人文倫理。香港新界宗族對族人的影響比較深刻，有些族群的人雖離開了香港，但每逢宗族重大祭祀的日子，都會從全球各地趕回來祭拜。還有各種儀式與表演，展示出一整套相關的傳統習俗，表達了“敬天法祖”的文化心理。在華人心中，認祖歸宗，不放棄自己文化的“根”，是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維繫族群紐帶，祭祀是很重要的儀式，因此也成了香港非遺的主要項目。

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香港特別是新界的宗族能夠和平持續，背後都牽涉到對中華文化的重新認識，且對於血緣紐帶的聯繫、社會發展的和諧都有重要意義。其次是與傳統宗教有關的非遺項目在香港也比較突出。佛教、道教和各種民間信仰保存得相當豐富，如黃大仙信仰、車公廟信仰，甚至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神佛都有信眾。

從長遠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宗教是一種個人保持心理平衡的選擇。香港在信仰方面的繁複多樣反映了香港社會的多元包容，除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特別在傳統民間信仰方面的繁衍持續，更是內地少見的現象。歷史性的傳統文化能給人力量，不是抱殘守缺，而是讓人感到生於斯長於斯的充實，而這種精神力量在香港很多非遺中得到特殊的展現，可以提供文化自信，為香港人奠定中華文化認同的基礎。

當前，社會發展比較穩定，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逐漸認識到文化傳統的認同與國家的長遠發展息息相關後，也就重視非遺保護，並強烈感到保護非遺的人相對較少。香港經濟起飛之後，有一些精英知識分子，對於文化傳統中精緻高雅的傳承，如書法、昆曲、茶道、香道、園林建築、傳統服飾等，開始有所追求。對潛藏在民間的文化傳承，認識與關懷還很不夠，而普羅大眾對民俗傳承缺乏弘揚的能力，使得經濟目的成了民間推動非遺的動力，也暗含著文化傳承的隱憂。香港很多基層的文化傳承，因為是跟宗教、宗族有關，有著深層文化意識的賡續，為香港市民重視中華傳統文化打下了基礎。

新舊文化的保守與創新之爭

香港割讓之後，從文化精英在香港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情況來看，不論叛逆清廷的改良派新式文人，還是緬懷清室的前朝遺老，他們通過漢字闡釋文化前景，在香港延續中國精英文化的傳承均作出歷史性貢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韜，他在1862年逃避清廷通緝，在倫敦教會的庇佑下，逃到港英殖民管治早期的香港，參與了理雅各翻譯儒家經典《十三經》的工作，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和走出去、“說好中國故事”，開風氣之先。

王韜還兼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為香港早期歷史呈現了直觀可靠的華文記錄。王韜買下英國倫敦會印務所的印刷設備，改名為中華印務總局，並在1874年印刷出版世界上第一份華資中文日報——《循環日報》。王韜在早期香港報業的影響極大，在《循環日報》上發表近千篇宣傳變法改良的政論，呼籲落後的清廷必須效法西方工業建設，影響了康梁後來的變法圖存思想。在歷史文化的脈絡中，王韜不僅持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更為中華文化傳統進行了改良轉化的啟蒙工作，使香港這一英國殖民管治地在近代中國文化傳統轉型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關鍵的推動作用。

辛亥革命之後，一批忠於傳統皇權的廣東前清遺老，以賴際熙（1865—1937）為主，不滿民國革命的衝擊，來到港英治下的香港，繼續宣揚他們的尊經忠君思想，與他一起移居香港的前清遺老也就在社會上統稱“太史派”。太史派在香港扮演了很特殊的文化傳承角色，專心弘揚經學傳統，並且投身於國學的教育工作，與香港大學早期傳播中文教學有關。

1923年，賴際熙與陳伯陶等同仁成立“學海書樓”，宏揚中華傳統文化，並聯繫香港富商何東、郭春秧、利希慎、李海東等人，出資購置圖書以表支持。香港當時還沒有公共圖書館，學海書樓擁有藏書數十萬冊，以供市民借閱，可算是香港第一間圖書館，在社會上傳播中華文化，其功厥偉。1925年在省港大罷工期間，漢學家金文泰就任香港總督，鑒於廣東軍政府革命思想甚囂塵上，有波及香港殖民統治生存的威脅，他便在香港宣揚儒家文化的“和”。

金文泰個人對中華傳統文化很有興趣，希望藉著儒家的保守和平思想維護殖民統治的穩定，積極推動中文教育。1926年，英國威靈頓代表團（Willingdon Delegation）指出，香港大學的漢文教育可以保留傳統的“經史之學”。賴際熙與區大典向港大提議改革中文科，得到港大校監金文泰的支持，獲得東南亞華僑捐款，在1927年成立了“中文學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由賴際熙這些遺老教授中華傳統文化。後來華人領袖周壽臣、羅旭龢與馮平山等籌款20萬元，並由鄧志昂捐資6萬餘元興建教學大樓（鄧志昂樓），馮平山捐款10萬元興建中文圖書館大樓（馮平山圖書館），在大學內正式開始中華傳統文化教學。1933年，香港大學文學院進行改組，將“中文學院”納入文學院，成為“中文系”，也就是後來許地山主持中華傳統文化教學的單位。

金文泰與賴際熙合手推廣中華傳統文化，在五四新文化精英的眼裡，是帝國主義與滿清遺老在香港進行的文化復辟，是阻礙中華文化向前發展的絆腳石。魯迅在香港青年會發表《無聲的中國》演講，提倡明白易懂的白話文，鼓動社會與政治革新，後又發表《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通過文學演進的現象批評中國的老派思想與文章。他特別針對港英殖民政府與滿清遺老，認為他們弘揚傳統文化的目的是要矇騙老百姓，維持殖民統治的合理性，繼續壓迫與剝削民眾。魯迅離開香港後餘怒未消，在《略談香港》（1927年8月13日發表於《語絲》周刊第144期）這篇雜文中，更是指名道姓，直接諷刺賴際熙、周壽臣與金文泰對國粹“大振興而特振興”之舉，令他發出“悲夫”的感慨。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思想，在抗戰爆發之前逐漸滲透進香港社會，為中華文化的改變帶來新機。最有代表性的倡導者，是1935年來到香港的許地山，他到香港大學任中文教授，主持制度改革後的中文系工作，對原來傳授四書五經的課程進行改革，灌輸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如現代婚姻觀、中國拉丁化新文字、通識教育觀念等等，不但衝擊了固有的保守文化建制，也引起賴際熙等太史派元老的不滿。

回顧民國初年香港文化與教育理念的衝突，香港大學首當其衝，實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的延伸。經過一個世紀的反思，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香港的文化根基從來就是中華傳統文化，新文化派與舊文化派的爭論只是爭奪中華文化前景的走向：是繼續閉關自守，還是創新轉化。所謂的“全盤西化”“俄化”“日化”，只是新文化運動崛起之後的過激思潮，經過一百年的擾攘，都成了過眼煙雲，而真正追尋的目標也在歷史煙雲中開始浮現，也就是中華文化的創新與轉化。在香港，中華傳統文化的承繼與變化，也不外如此。

南下文人對香港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貢獻

抗戰爆發之後，大量文化人南下避難，為香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許地山與南來文化人來往密切，不但協助他們在港從事文化、抗日活動，也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

內地文化人不斷南來，不僅改變了香港的文化生態，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與思想文化史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1937年到1950年間，南下香港的知名內地作家超過兩百人，郭沫若、茅盾、蕭紅、戴望舒、夏衍、蕭乾等等，都在香港居住過一段期間，為香港新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此外，如陳寅恪、張愛玲，也因戰事的阻隔無法赴英而滯留香港，成為香港學術界與文學界膾炙人口的美談。最令人唏噓的是戴望舒，他1938年來到香港，在日軍佔領香港之後被囚禁在香港中環的域多利監獄，寫下了《獄中題壁》和《我用殘存的手掌》，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中嚮往抗日大後方的勝利。

抗戰勝利後，南來文化人大多都回到內地繼續他們的學術與文化事業。內戰之後南來的文化人，則大多數留居在港，為香港文化傳統的轉化與創新作出貢獻。在文學創作方面，從早期的劉以鬯、徐訏、易文、南宮搏，到後來的金庸、倪匡、西西、李碧華、董橋、也斯、亦舒、董啟章等，都對漢字所承載的中華文化的創新有所提升。而在學術思想方面，香港從事教育的學者與新儒學運動，提倡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型可以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也從綜合中西思潮的角度，讓香港的中華傳統文化得到嶄新的闡釋，督促學者與社會精英進行中華傳統文化的探索。

關於抗戰與內戰之後南來文化人的研究，以及如何承繼並創新中華傳統文化，已經蔚為大觀。因此，以上論述主要是展示中華文化的傳承在香港從來沒有斷絕，並不因港英殖民統治而成為昨日黃花，而是早已在社會的各個層面滲入每個中國人的血脈；而新文化與舊文化的衝突，只是中華文化傳統追尋新方向的爭論，屬文化傳統的內部矛盾，不礙長江萬古流。

（作者係著名學者、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創始主任，本文刊發於《紫荊》雜誌2024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