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育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家庭，父親作爲照顧者的角色往往被忽視，尤其在華人社會受傳統父權觀念影響，男性較不容易開放訴説家事和尋求協助。然而，他們在照顧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負面情緒會導致身心壓力，亦有機會影響到子女的成長和發展。

香港大學（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盧啓聰博士，進行了全港首項“父親道德情緒及參與照顧特殊需要子女的需求調查（下稱“調查”）”，藉以了解香港的狀況，希望儘早發現問題及提供應對方案。

現時，本港並無官方統計主力參與照顧2至12歲特殊需要子女的父親人口。根據本研究推算，截至2023年中，相關人數為12,554人。

研究於2022年5月至2023年9月進行。首階段質性研究，團隊對31位育有2至12歲（尤其依賴父母照顧的學前及小學階段）特殊需要子女的父親進行深入訪談 ，得出可能影響著父親照顧者的道德情緒有“羞恥感”和“內疚感”，透過外顯行為包括“迴避”和“補償”，表現於與有特殊需要子女的互動和教養方式中。

在質性訪談中，大部份父親照顧者曾在照顧特殊需要子女時產生羞恥感，因而引發迴避行為, 亦有大多數產生內疚感，因而引發補償行為。

團隊在次階段的問卷調查，針對有特殊需要子女的父親，共收集了437份有效問卷。結果發現：

1. 大部分的父親在照顧特殊需要子女的過程中經歷過負面情緒或行為。承認自己曾有負面經驗（“同意”或“非常同意”）： 羞恥感（65.7%）、內疚感（76.2%）、迴避行爲（50.6%），以及補償行為（95.2%）。
2. 以6分為最高評分，受訪者平均值為羞恥感（3.37分）、內疚感（3.7分)、迴避行爲（3分），以及補償行為（4.1分）。
3. 其中較明顯的是父親照顧者經歷的內疚感及從而引發的補償行為。
4. 社會方面。當有特殊照顧需要的子女在公眾地方例如交通工具、遊樂場、商場等出現情緒波動、逃跑等異常行為，被訪父親會因途人的奇異目光及負面言語等反應而感到羞恥，進而避免帶子女外出及參與社交活動。在量表中相關範疇的數值亦較整體平均值為高（羞恥感 - 自身認定外在失敗- 3.39分; 迴避行為 - 有保留地參與- 3.38分） 。
5. 家庭方面。男性照顧著管教子女多以嚴厲的語調及動作希望制止特殊需要子女的異常行為。受訪父親普遍對自己管教特殊需要子女時出現激烈的情緒反應感到十分內疚，進而希望透過持續補償行為令自己減少內疚。受訪父親在量表中相關範疇的數值亦較整體平均值為高（內疚感 – 情緒上失誤 - 3.86分; 補償行為 – 持續性補償- 4.4分） 。

盧博士指出，這些負面情緒和引發的負面行爲，對教養有特殊照顧需要的子女，往往適得其反。

“在質性研究中，有父親認為帶子女外出就像“把尊嚴放入雪櫃”，要面對旁人奇異目光，如非必要也不會帶他們到公眾地方，終日在家形成“困獸鬥”。”盧博士解釋說。

“有父親認為自己經常失控地打罵其特殊需要子女，其妻子亦覺得他太粗魯過火。冷靜過後，他覺得很內疚，於是不斷買東西及放鬆管教來滿足他，接著又與子女有更多衝突，形式惡性循環。”盧博士說。

針對有關情況，團隊提出下列建議:

1. 設立政府資助的男士/爸爸照顧者支援中心
過去數年，社會上曾發生不少殘疾人士照顧者因飽受壓力而發生的慘劇，當中也有不少為男士/爸爸照顧者。現時，針對兒童殘疾人士照顧者服務往往以女性/母親為主要服務對象，男士/爸爸的服務需要往往被忽略，例如：服務形式側重小組分享及服務時間多在平日日間。是項研究說明男士/爸爸照顧者的道德情緒影響參與照顧特殊需要子女的質與量， 政府需考慮資助非政府機構設立專門服務男士/爸爸照顧者支援的中心服務，提供切合男士/爸爸需要的服務回應策略，例如： 接納道德情緒介入理論、爸爸教養課程、玩樂/運動為本的親子活動等，並配合彈性開放時間與混合模式服務，強化男士/爸爸照顧者的支援網絡以有效舒緩照顧壓力。

2. 推動父職友好政策（Father-friendly policy）
父親在照顧特殊需要子女的角色無所取替，但社會對此的重視程度仍然不足。政府應推動實施“父職友好政策father-friendly policy”，並與不同持份者（如僱主、政策制定者、學校教育行政人員等）合作，透過彈性工作安排、爸爸親子奬勵金等，增加子女相處時間及參與照顧的程度，促進父親的家庭參與，也可增強公眾認同父親在照顧特殊需要子女方面的獨特角色。

3. 加強社區教育減少對特殊需要兒童的污名化
研究結果顯示，當特殊需要子女在公眾地方時出現異常行為時，父親會因途人的奇異目光及負面言語反應而感到羞恥，進而避免陪同子女外出及參與社交活動。如情況持續，將減少父親參與照顧子女的程度，甚至影響特殊需要兒童融入社會。此外，審視《殘疾歧視條例》（第487章）並制定宣傳接納特殊需要兒童的社區教育活動，可以消除對他們的污名化。最终目標是通過這些舉措，減少父親在面對社會反應子女異常行為時感到羞愧和內疚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