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新中國成立75周年，我們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在香港，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來討論國家所取得的成就，但所有的成就都離不開「一國兩制」制度安排這一核心。「一國兩制」概念的提出和其在香港、澳門的應用無疑是建國以來所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際層面，「一國兩制」的意義更為重大，這一中國實踐在世界範圍內為那些需要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國家提供了一個可以參考的「中國方案」。

從鄧小平作為戰略家的角度深刻認識「一國兩制」

為了解決國家統一問題，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政策概念。這裡的問題是：為什麼是中國的鄧小平？

在世界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以來，國家統一的問題是最難解決的，大都是通過戰爭來解決，無論是內戰還是世界性戰爭。遠的不說，冷戰結束以來，國家統一最成功的例子便是東西德國的統一。儘管這一過程並沒有發生戰爭，但也是相當血腥的，因為它是以東德政權的解體為前提的。其它更多所見的也不是國家的統一，而是國家的分裂，例如前蘇聯的分裂和前南斯拉夫的分裂。迄今，世界上很多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還存在西方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國家統一問題。在這些國家，若不解決國家統一問題，衝突與戰爭便是常態。

儘管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政策概念是為了解決國家統一問題，但如果僅僅停留在國家統一層面，很難認識到「一國兩制」的偉大戰略意義。我們需要從鄧小平作為一個偉大戰略家的角度來深刻認識「一國兩制」的意義。

鄧小平這一代偉大的政治人物不少，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說，「一國兩制」是集體的智慧。不過，離開了鄧小平這個政治核心，那麼人們也很難理解「一國兩制」戰略概念的提出和成為現實。

概括地說，鄧小平是從國家改革和發展的總體戰略來思考國家統一問題的。

實際上，當人們把國家的統一和國家改革開放關聯起來，研究作為戰略家的鄧小平的時候，就會發現鄧小平在這兩個領域的思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統一性。人們也會看到，這種思維的一致性和統一性也適用於鄧小平對其它重大問題的思考和決策。

無論在什麼領域，鄧小平的戰略思維都包括兩個重要和不可分割的部分，即目標和實現目標的工具。

生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長於貧困和戰亂的年代、年輕時期在法國勤工儉學、經歷漫長的中國革命、在中國政壇上「三上三下」的經驗，所有這些因素決定了鄧小平的思維與眾不同。

鄧小平的戰略思維由幾個要素組成：第一，使命感；第二，對時代的判斷能力；第三，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第四，領導力；第五，行動力。這裡，「使命感」意味著確立執政黨所追求的目標；「對時代的判斷能力」就是要明了執政黨所處時代的大趨勢，順勢而為；「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是基於理性之上的、追求目標的工具和手段；「領導力」意味著執政黨的政治責任擔當；「行動力」則是知行合一完成從理念到政策和政策落地的全過程。

鄧小平國際戰略思維體現在對國際大趨勢的判斷

鄧小平首先是一位偉大的國際戰略家。他的戰略思維體現在其對國際大趨勢的判斷。當他第三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國際形勢出現了對中國有利的趨勢。當時，冷戰還沒有結束，美蘇對立如故。儘管中蘇兩國同屬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蘇聯也幫助中國搞建設，但兩國關係從來就沒有穩固的基礎，矛盾和衝突不時浮現出來，至1969年「珍寶島之戰」正式演變成為對抗關係。1972年中美建交。鄧小平對國際局勢的戰略判斷是：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作出這一判斷並不容易，因為當時依然處於冷戰狀態，中國和蘇聯的交惡狀態依然存在。儘管和美國建交之後，中國和整個西方的關係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這種國際「和平」的局面如何轉化成為國內「發展」的紅利依然是一個未知數。尤其重要的是內部環境。當時意識形態桎梏嚴峻束縛著人們的思維，建國以來長期的被「孤立」狀態和多年的反美浪潮造成了人們對外界的「無知」，甚至「敵視」。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在國際層面追求「和平」，在內部追求「發展」？這就需要領導人的戰略。戰略的核心涵義就是追求可能性，變不可能為可能，變可能為現實。鄧小平做對了，也做到了。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實現了國際和平。有人認為，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成功在於和美國結成了「准同盟」。這個說法並不確切。中國和美國友好，但並不針對當時的蘇聯，中國反對的是蘇聯的擴張主義。在蘇聯改變其外交政策，開始改革之後，在1989年就實現了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訪華。即使在蘇聯解體之後，中國也一直和俄羅斯保持友好關係，並且解決了兩國之間的領土邊界問題。在亞洲，中國更是成為塑造和平的主角。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亞洲地區成為了世界上發展最快也是最為和平的區域。儘管亞洲國家存在著諸多歷史上的恩恩怨怨，但大家都通過各種方式來管控衝突或者解決問題。中國和越南解決了陸地邊界劃分問題，並在南海問題上和東盟國家進行共同行為準則的談判。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10+1）不僅促成了雙方緊密的經貿關係，更促成了日本和韓國各自和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並且在三個「10+1」機制的基礎上形成了「10+3」機制。可以說，在過去的數十年時間，和平與發展兩股力量在亞洲是相向而行的，互相促進和強化。今天，國際社會普遍認同「亞洲經濟奇跡」，但這一奇跡背後有鄧小平的功勞。

鄧小平國家發展戰略基於兩個判斷
 

鄧小平的國際戰略是為實現其內部戰略服務的。在內部發展方面，鄧小平不僅體現為一位堅定的共產黨人，更體現為一位具有濃厚現實主義色彩的共產黨人。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人們對共產主義的理解還具有烏托邦色彩，那麼經過毛澤東時代的實踐，到了鄧小平時代，人們對如何實現共產黨的理想具有了現實主義的思考。這個轉變是巨大的。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但他的理想受其所受教育和那個時代的影響，具有理想主義者所常有的烏托邦色彩。鄧小平的思維轉型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實踐反思的結果。

作為一個現實主義的共產黨人，鄧小平的國家發展戰略是成功的。在國家發展上，鄧小平的領導力在於其兩個簡單明了的判斷，一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二是「發展是硬道理」。

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譜系中，資本主義是追求財富的，而社會主義是追求公平的。這樣就把追求財富和追求公平對立起來，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鄧小平首次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解決了這個問題。在鄧小平的認知裡，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社會主義也要追求財富；並且，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較之資本主義更能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較之資本主義更能追求富裕，社會主義較之資本主義更能實現共同富裕。這就解決了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此前，人們總是把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而把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鄧小平認為，市場機制是一種創造財富的機制，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因此他創造性地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了。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和理論的來源。1992年的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在此基礎上，今天，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了「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

一個基本事實是，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中，中國可以說是唯一一個轉型成功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解體了。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演變成寡頭經濟並形成了其基於寡頭經濟之上的寡頭政治。東歐國家中，除了少數幾個和西方密切的國家（確切地說，它們本來就是西方國家）的轉型較為成功之外，大多數還處於困難的轉型之中。亞洲國家中越南的改革和發展深受中國的影響。學術界普遍認為，越南實行的基本上是中國模式。

鄧小平的成功更在於用現實主義的方式促成改革開放戰略的落地。今天我們所說的「鄧小平理論」更多的不是體現在鄧小平的文本（即由文章、報告、講話等組成的《鄧小平文選》）上，而是體現在鄧小平的政策實踐上。在政策落地方面，鄧小平的戰略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一個演變和發展的過程。這不難理解。所有的戰略如果要具有可行性，必須與時俱進。

鄧小平改革戰略的三個關鍵概念
 

鄧小平的改革戰略由幾個關鍵的概念組成，一是分權，二是均衡，三是非均衡。

分權戰略就是要激發社會的活力。改革開放前實行的計劃經濟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社會活力。社會活力，一方面是不同個人和群體的活力，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活力。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改革開放政策之前，農村改革已經在安徽和四川等地開始，只不過還缺乏合法性而已。鄧小平看到了這個大趨勢，順勢而為。同樣，在城市體制改革之前，鄉鎮企業的發展也已經在全國各地鋪開。鄧小平也是順勢而為。實際上，在整個鄧小平時代，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經濟改革就是一個分權的過程。「鬆綁」一詞普遍見於大眾媒體。分權就是「鬆綁式發展」。而此前的計劃經濟是「捆綁式」發展，一切由計劃說了算。任何一個個人在計劃經濟體制裡面只是一個符號或者數字，沒有差異性，更沒有能動性。而「鬆綁式發展」是中國古老的智慧，最早見於西漢的「黃老學派」，當時提倡的「休養生息」用今天的概念來表述就是「賦權於民」。

地方政府的活力同樣重要。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很快導致了鄉村一級的改革。為了激發各級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中央地方關係也經歷了深刻的改革。在上世紀整個八十年代實行財政地方包幹制度，在1994年之後實行的是「分稅制」。這一過程也同樣是一個賦權地方的過程。

均衡戰略發生在1980年代。當時圍繞著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關係展開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討論。鄧小平認為，要用政治體制改革來推動和促進經濟改革，也要用政治改革來保障經濟改革的成果。這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少，主要表現在農村基層自治體制的建立、「依法治國」原則的確立和方方面面的幹部體制的改革。

非均衡戰略發生在1990年代，主要發生在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解體之後。如果說均衡改革意味著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推進，那麼非均衡改革指的是經濟改革為主，政治改革為輔。蘇聯和東歐事件發生之後，鄧小平對當時的國際局勢再次作了重要的判斷，認為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解體主要是因為那裡的政府沒有能力發展經濟，為老百姓提供所需要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服務。因此，發展是硬道理。要實現發展，那麼就必須以經濟改革為主，而輔助於其它方面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

從均衡戰略到非均衡戰略轉型的轉折點是鄧小平的「南巡」。「南巡」之後，無論是內部改革還是外部開放都加速進行。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從中央到地方修改和修正了1萬多條法律、法規和政策。加入WTO之後的很多年裡，中國實現了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應當強調的是，在鄧小平時代，在賦予經濟改革最優先地位的同時，並沒有忽視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不過，其它方面的改革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為經濟改革和增長服務。

鄧小平時代所進行的所有這些改革都為今天所進行的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今天，國家從非均衡發展重新回到均衡發展狀態。2012年，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今年，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的核心就是均衡發展，要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國家治理等領域的目標。

偉大的戰略源自對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一個戰略家如果能夠對人性有深刻的洞察，那麼並不難找到變革的動力。變化的動力來自人性，因此，符合人性的改革往往是事半功倍，大概率會趨於成功，而違背人性的改革往往是事倍功半，大概率會導向失敗。

如何改革？很簡單，揚善抑惡而已。在鄧小平時代，一方面通過分權，激發社會活力，但同時另一方面也通過打擊各種犯罪和非法活動來遏制人性的惡。對地方政府也如此，一方面提供物質激勵，同時也要遏制地方官員不利於發展戰略的行為。這方面，改革開放初期安徽個體戶年廣九「傻子瓜子」的事例很是典型。當年廣久的商業行為被地方官員視為「非法」的時候，很快就引起了當時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關注，並在高層會議上點名年廣九。當時，很多地方官員思想不解放，不能正確對待民營企業，高層領導人的關注成為了對民營企業最有效的保護。

鄧小平在香港問題上的「一國兩制」戰略
 

在理解了鄧小平國際和平和國內發展戰略思路之後，就很容易理解他在香港問題上的「一國兩制」戰略。在鄧小平那裡，就思維而言，如何實現國家統一與如何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獲得國家發展是有機統一的。或者說香港問題本身或者國家統一問題就是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部分。香港對於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意義怎麼說都不為過。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之一，是亞洲繼日本之後率先實現現代化的經濟體之一。實際上，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內地本身如何像日本和「四小龍」那樣獲得發展，促成國家快速擺脫「貧窮社會主義」的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是中國內地學習的樣本。同時，香港自變成殖民地以來，不僅已經高度融入西方體系，而且發展出了融合東西方因素的特殊的制度安排。

考慮到這些因素，對回歸之後香港對國家發展大局所能起的作用就很明了了。一是必須保障香港本身的繼續穩定和發展。因為正是香港的現存制度支撐著香港過去的發展，那麼也就沒有必要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現存制度安排。二是繼續發揮香港在連接西方世界方面「超級聯繫人」的作用。三是香港制度對於中國內地的參照意義。中國的現代化不僅是物質意義上的，更是制度層面的。香港的制度融合了東西方要素對中國內地具有參照意義。在這方面，鄧小平的思考走得更遠，即中國共產黨要通過香港學會如何駕馭資本主義體系。

很顯然，鄧小平選擇深圳作為經濟開放特區是這一戰略考量的結果，就是深圳要利用香港，為國家發展探索一條新的路子。早在回歸之前，大量深圳人湧入香港，學習香港經驗。鄧小平「南巡」之後，向香港學習更是成為全國性現象。

而香港所能扮演的這些角色和所能起的作用必須在一個可靠的制度安排下實現。這一制度便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意味著香港是主權的移交，而非制度的移交。從思維的根源來說，「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中國古老智慧基礎之上的再創造。作為一個建立在「和而不同」原則之上的文明，中國在一些歷史階段表現為「一國多制」的存在。在清朝，西藏有自己的制度，新疆有自己的制度，雲南、貴州和廣西等都具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建國之後，原來的制度體系演變成為後來人們所見的少數民族自治制度。香港的「一國兩制」更豐富了國家統一的途徑。

香港的獨特性是國家非均衡發展戰略最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國家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面臨挑戰和困難，人們更需要學習鄧小平的戰略思維。

一是在國際層面，一方面絕對不要低估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敵視，另一方面更不能停止思考如何在日益惡化的國際局勢下繼續追求和平與發展。和平與發展不僅僅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所需，更是世界各國所追求的目標。在這方面，我們需要的是鄧小平式的定力和理性，即化不可能為可能，化可能為現實。

二是在內部發展方面，一方面需要通過分權重新釋放社會活力，另一方面需要實現均衡發展。如前所述，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核心思想是均衡發展。但必須意識到，均衡發展依然需要找到突破口。儘管目標必須是均衡，但均衡並不意味著所有改革需要一步到位。均衡這一目標依然需要通過非均衡的方法來實現。在這方面，鄧小平的非均衡思維依然具有現實參照意義。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再次強調了「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這是上述鄧小平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延續，也是在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時代實現可持續發展最有效的政策選擇。

三是繼續發揮香港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變化了，香港也變化了。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香港的獨特性依然使得其繼續是國家非均衡發展戰略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直到今天，香港的優勢依然使其不同於內地所有其他城市。香港的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不僅是國際化的，更是高標準的。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有效途徑便是高水平的制度性開放。因此，與香港的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全面對接無疑是最有效的途徑。在基本法第23條立法實施之後，全面與香港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對接的安全障礙已經消除。

第二，香港需要重新定位，確立自己在新國際形勢下所能扮演的「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具體而言，香港需要在「一帶一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RCEP、CPTPP、DEPA等領域找到自己獨特的定位，並主動作為。實際上，在所有這些領域，香港的優勢是顯見的。香港傳統上就是國際商貿中心，無論是香港所擁有的商貿網絡還是商貿經驗，都是這些領域發展所需要的。

第三，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需要鞏固和強化。近年來，一方面因為美西方國家的打壓，另一方面因為來自本區域一些經濟體的競爭壓力，香港在金融發展方面遇到了嚴峻的困難與挑戰。有效應對困難和挑戰，就要求香港一方面融合國家發展大局，通過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務來穩固自己的金融基礎，另一方面需要主動地大踏步「走出去」與其它金融中心競爭國際資源。這不僅僅是香港本身發展的需要，更是國家發展的需要。

第四，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統一市場方面，香港要發揮作為中心城市的領頭羊作用。建設國家統一大市場已經提到國家的議事日程上來了。什麼是「國家統一大市場」？一個市場如果擁有了統一的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就是統一市場。如前所述，這方面正是今天香港最大的優勢，也是香港最寶貴的財富。香港需要系統地梳理其方方面面的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包括自由貿易港、國際金融中心、知識產權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食品安全、國際化教育、科研體系、醫療、社會治理等等。系統梳理香港經驗，主動對接內地城市。新加坡在這些方面的經驗非常值得香港學習。新加坡把自己的經驗推廣到中國內地城市，並且有效地轉化成為經濟利益。香港擁有最便利的地理優勢，相信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第五，更為重要的是，面臨困難和挑戰，香港更需要系統梳理自己的短板，採取有效的舉措補上這些短板，在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城市的整體升級。這方面，香港需要向新加坡和首爾等亞洲城市學習。

實際上，有祖國作為堅實的後盾，如果香港能夠理解和發揮鄧小平戰略思維中的「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優勢，那麼沒有什麼問題是香港不能解決的。香港不缺什麼，只缺香港解決問題的思想、思路和手段。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7-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