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東北大學經濟系的學生袁承業作了一個決定,退學重新備考化學專業。
半年前,18歲的袁承業以第一名的成績取得東北大學化學系的保送名額。為了檢驗自己的學業基礎,他又參加考試,考上了當時最難考的經濟系。沒想到,由於學校突然取消了保送名額,袁承業沒有被心儀的化學系錄取,而是來到了經濟系。但他始終割舍不下對化學的熱愛。
1944年,袁承業考上了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中國藥科大學前身),終於成為一名化學系的學生。往後的時光裡,盡管偶有幾次偏離路線,但袁承業堅定地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專註化學研究的路。他帶領的研究小組為提取原子彈所需的鈾-235作出了重要貢獻,並為國家開創了萃取劑化學研究領域。
2018年1月9日,中國科學院院士袁承業因病去世,享年94歲。2024年9月12日,是他的百年誕辰。
宵分廢寢
1951年夏天,作為我國首批公派留學生之一,袁承業前往蘇聯,在莫斯科全蘇藥物化學研究所從事抗癌藥的研究。
在此之前,即將出國深造的全體留學生到北京集中,並聽取了國家領導人的報告。報告中提到,培養一個留學生,每年要花費的費用,大概要好幾百個農民一年的生產才能夠供養。這句話給袁承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臨出發前兩天,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專門為留學生舉行了餞行冷餐會,勉勵大家安心在蘇聯讀書,不用擔心國內的事情。
感動於國家的支持和關懷,在蘇聯的4年間,袁承業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學習和工作。袁承業每天都是最後一個離開實驗室的,有時候要到淩晨兩三點。那時公交車早就停運了,他只能走回住處。
由於實驗室絕對禁止吃東西,袁承業深夜回到宿舍後,還得自己燒飯。他把牛肉切成一塊一塊,和麵條一起煮上一大鍋,就這麽吃了幾年。
在蘇聯養成的工作習慣,袁承業堅持了一輩子。
丹心許國
1956年9月,袁承業被調入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上海有機所)工作,很快在藥物研究上取得了系列進展,包括多肽合成、電離輻射防護藥物、防毒浸漬劑等。這時,他已小有名氣。
1960年前後,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援建協議,撤走了專家,並帶走了所有的技術資料,建設中的廠礦處於全面停工狀態。在現場,袁承業和同事們只看到一些萃取塔,誰都不知道到底要用什麽萃取劑。
製造原子彈需要用到一種鈾的同位素鈾-235,但其在天然鈾中的占比僅為千分之幾,因此需要先把鈾從礦石中冶煉出來,再通過連續擴散,把氟化鈾-235與氟化鈾-238進行分離和濃縮。這個過程,必須通過合適的核燃料萃取劑進行萃取。
「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責任!」袁承業毅然從已取得良好進展的氨基酸與多肽合成藥物研究中抽身,組建並領導核燃料萃取劑研究團隊。最初,上海有機所的多數研究員並不了解萃取化學。為此,袁承業帶領團隊進行了系統的文獻調研和梳理,並專門邀請中國科學院院士、被譽為「中國稀土之父」的徐光憲到上海進行為期10天的系列講座,介紹與萃取機理相關的各類知識。
為確保研究工作有序進行,袁承業提出「仿中有創,趕中有超,先易後難,專業配套」,將團隊分為幾個小組,多路同步探索幾類萃取劑的研製,很快研製出P-204、N-235和P-350等萃取劑。
但這些只是實驗室的產品,是否有用還需要經受實際應用的考驗。在袁承業的帶領下,研究團隊奔赴全國各地的礦山、工廠進行萃取法實驗,從東北到內蒙古、從雲貴高原到甘肅戈壁,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
「我們到東北做實驗一待就是幾個月。那時提倡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睡在樓上,四五個人一間,冷得要命。吃飯和住的地方相距很遠,要爬過一個山頭,走半個鐘點才能到。」袁承業曾回憶說。盡管如此,研究組成員仍舊充滿了工作熱情和幹勁。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攻關,研究組完成了核燃料萃取劑的研究任務。1964年1月14日,我國順利生產出符合標準的濃縮鈾-235。
中國科學院院士錢三強曾說:「提取鈾的萃取劑研究,在當時是對國防建設起關鍵作用的,沒有它,就提不出鈾。」
袁承業一直強調,核燃料萃取劑的研製工作離不開團隊的共同努力。多年後說起以前的工作,袁承業仍習慣用「我們」而不是「我」。他說:「近代科學研究已是一個很龐大的社會活動,需要集合很多人的專長及才智。」
踏遍青山
在多年研究生涯中,袁承業逐漸確立了「立足基礎,著眼應用」的原則。1972年,袁承業所在的研究室隨著核燃料萃取劑國防任務結束而「閑」下來。
面臨轉型,袁承業思考,如果國家經濟建設需要萃取劑,能否走出一條軍用轉民用的研究新路?在他的建議下,上海有機所抽調6名科研骨幹,組成南北線兩個調查組開展社會調查。
1972年5月17日至7月9日,袁承業帶領北線調查組,歷時54天,走訪了多個省份的51個單位,總行程9227公里,得出了「國家建設很需要萃取劑」「萃取劑研究大有可為」的結論。兩個月後,南線調研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國家在單一稀土生產、鎳鈷分離及銅的濕法冶煉等領域都需要萃取劑。
以此次調查為基礎,研究室最終確定以稀土、鎳鈷銅及貴金屬的分離與生產為課題,開展民用萃取劑的研究。
研究方向確定以後,袁承業全身心投入新的研究工作。在20多年的時間裡,他經常帶領課題組人員深入生產一線。通過實踐考察,袁承業了解了生產中的大量信息,親自設計並領導課題組開展新型萃取劑的研究工作。他們通過幾百個化合物的合成和萃取實驗,找到了一系列性能更優良、品種更齊全的萃取劑,其中有11個品種實現了批量生產。
這些新型萃取劑在冶金等行業得到廣泛應用,在取得極大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同時,也為我國有色金屬資源保護和綜合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
晚年的袁承業仍時刻掛念著我國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問題。85歲時,他甚至還考慮去海拔3000米的青海鹽湖進行實地考察,後因身體原因才作罷。之後幾年間,他親自參加座談調研,參與編寫了《青海鹽湖資源綜合利用報告》,推動了我國鹽湖工業產業結構的調整。
紅燭照人
袁承業先後培養了40多名碩士、博士研究生。他總說,為國家培養合格的建設人才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這樣,我們國家的事業才能薪火相傳。
對於研究生的培養,袁承業有一套頗具實踐性的理念。袁承業十分反對將研究生當作勞動力使用、只讓他們分工完成某個大課題中的一小部分,因為這樣只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強調,要培養研究生獨立從事科學研究的工作能力,就必須讓他們完整、獨立地完成課題研究的全過程。
從確定選題到撰寫論文,在每一個環節,袁承業都把多年的研究經驗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學生,並對他們做人、做學問提出嚴格要求。
「袁先生很快就能指出哪些地方不錯、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該批評的馬上指出來,非常嚴格。」袁承業的博士研究生王國洪回憶說。
但在學生的生活方面,袁承業則盡顯「慈父」本色。在物質缺乏的年代,袁承業經常邀請學生去他家中「加餐」。他出國交流訪問時,就把鑰匙給學生,讓他們住到家裡。
有一次,袁承業還「多管閑事」,促成了一段姻緣。當時,袁承業發現一名學生的心情不太好,便馬上詢問緣由,原來是這名學生的身高有些矮,他女朋友的父親不同意兩人在一起。袁承業就給女方的父親寫了信,信中提到:「這個男孩子在我這裡表現很好,品行很好,工作非常努力。」最後,這位父親改變了主意,兩人結婚後也一直非常幸福。
袁承業常常和學生說,科技工作者應當把自己做小、把事業做大,使自己成為國家事業的一部分。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上海有機所原黨委書記胡金波說:「袁先生為這些國家重大項目付出了很多心血,卻堅持名字不出現在項目書中,如此不計名利、一心為國的精神,為科研後輩在面對社會紛繁蕪雜的影響時,點亮了一盞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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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東北大學經濟系的學生袁承業作了一個決定,退學重新備考化學專業。
半年前,18歲的袁承業以第一名的成績取得東北大學化學系的保送名額。為了檢驗自己的學業基礎,他又參加考試,考上了當時最難考的經濟系。沒想到,由於學校突然取消了保送名額,袁承業沒有被心儀的化學系錄取,而是來到了經濟系。但他始終割舍不下對化學的熱愛。
1944年,袁承業考上了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中國藥科大學前身),終於成為一名化學系的學生。往後的時光裡,盡管偶有幾次偏離路線,但袁承業堅定地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專註化學研究的路。他帶領的研究小組為提取原子彈所需的鈾-235作出了重要貢獻,並為國家開創了萃取劑化學研究領域。
2018年1月9日,中國科學院院士袁承業因病去世,享年94歲。2024年9月12日,是他的百年誕辰。
宵分廢寢
1951年夏天,作為我國首批公派留學生之一,袁承業前往蘇聯,在莫斯科全蘇藥物化學研究所從事抗癌藥的研究。
在此之前,即將出國深造的全體留學生到北京集中,並聽取了國家領導人的報告。報告中提到,培養一個留學生,每年要花費的費用,大概要好幾百個農民一年的生產才能夠供養。這句話給袁承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臨出發前兩天,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專門為留學生舉行了餞行冷餐會,勉勵大家安心在蘇聯讀書,不用擔心國內的事情。
感動於國家的支持和關懷,在蘇聯的4年間,袁承業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學習和工作。袁承業每天都是最後一個離開實驗室的,有時候要到淩晨兩三點。那時公交車早就停運了,他只能走回住處。
由於實驗室絕對禁止吃東西,袁承業深夜回到宿舍後,還得自己燒飯。他把牛肉切成一塊一塊,和麵條一起煮上一大鍋,就這麽吃了幾年。
在蘇聯養成的工作習慣,袁承業堅持了一輩子。
丹心許國
1956年9月,袁承業被調入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上海有機所)工作,很快在藥物研究上取得了系列進展,包括多肽合成、電離輻射防護藥物、防毒浸漬劑等。這時,他已小有名氣。
1960年前後,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援建協議,撤走了專家,並帶走了所有的技術資料,建設中的廠礦處於全面停工狀態。在現場,袁承業和同事們只看到一些萃取塔,誰都不知道到底要用什麽萃取劑。
製造原子彈需要用到一種鈾的同位素鈾-235,但其在天然鈾中的占比僅為千分之幾,因此需要先把鈾從礦石中冶煉出來,再通過連續擴散,把氟化鈾-235與氟化鈾-238進行分離和濃縮。這個過程,必須通過合適的核燃料萃取劑進行萃取。
「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責任!」袁承業毅然從已取得良好進展的氨基酸與多肽合成藥物研究中抽身,組建並領導核燃料萃取劑研究團隊。最初,上海有機所的多數研究員並不了解萃取化學。為此,袁承業帶領團隊進行了系統的文獻調研和梳理,並專門邀請中國科學院院士、被譽為「中國稀土之父」的徐光憲到上海進行為期10天的系列講座,介紹與萃取機理相關的各類知識。
為確保研究工作有序進行,袁承業提出「仿中有創,趕中有超,先易後難,專業配套」,將團隊分為幾個小組,多路同步探索幾類萃取劑的研製,很快研製出P-204、N-235和P-350等萃取劑。
但這些只是實驗室的產品,是否有用還需要經受實際應用的考驗。在袁承業的帶領下,研究團隊奔赴全國各地的礦山、工廠進行萃取法實驗,從東北到內蒙古、從雲貴高原到甘肅戈壁,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
「我們到東北做實驗一待就是幾個月。那時提倡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睡在樓上,四五個人一間,冷得要命。吃飯和住的地方相距很遠,要爬過一個山頭,走半個鐘點才能到。」袁承業曾回憶說。盡管如此,研究組成員仍舊充滿了工作熱情和幹勁。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攻關,研究組完成了核燃料萃取劑的研究任務。1964年1月14日,我國順利生產出符合標準的濃縮鈾-235。
中國科學院院士錢三強曾說:「提取鈾的萃取劑研究,在當時是對國防建設起關鍵作用的,沒有它,就提不出鈾。」
袁承業一直強調,核燃料萃取劑的研製工作離不開團隊的共同努力。多年後說起以前的工作,袁承業仍習慣用「我們」而不是「我」。他說:「近代科學研究已是一個很龐大的社會活動,需要集合很多人的專長及才智。」
踏遍青山
在多年研究生涯中,袁承業逐漸確立了「立足基礎,著眼應用」的原則。1972年,袁承業所在的研究室隨著核燃料萃取劑國防任務結束而「閑」下來。
面臨轉型,袁承業思考,如果國家經濟建設需要萃取劑,能否走出一條軍用轉民用的研究新路?在他的建議下,上海有機所抽調6名科研骨幹,組成南北線兩個調查組開展社會調查。
1972年5月17日至7月9日,袁承業帶領北線調查組,歷時54天,走訪了多個省份的51個單位,總行程9227公里,得出了「國家建設很需要萃取劑」「萃取劑研究大有可為」的結論。兩個月後,南線調研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國家在單一稀土生產、鎳鈷分離及銅的濕法冶煉等領域都需要萃取劑。
以此次調查為基礎,研究室最終確定以稀土、鎳鈷銅及貴金屬的分離與生產為課題,開展民用萃取劑的研究。
研究方向確定以後,袁承業全身心投入新的研究工作。在20多年的時間裡,他經常帶領課題組人員深入生產一線。通過實踐考察,袁承業了解了生產中的大量信息,親自設計並領導課題組開展新型萃取劑的研究工作。他們通過幾百個化合物的合成和萃取實驗,找到了一系列性能更優良、品種更齊全的萃取劑,其中有11個品種實現了批量生產。
這些新型萃取劑在冶金等行業得到廣泛應用,在取得極大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同時,也為我國有色金屬資源保護和綜合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
晚年的袁承業仍時刻掛念著我國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問題。85歲時,他甚至還考慮去海拔3000米的青海鹽湖進行實地考察,後因身體原因才作罷。之後幾年間,他親自參加座談調研,參與編寫了《青海鹽湖資源綜合利用報告》,推動了我國鹽湖工業產業結構的調整。
紅燭照人
袁承業先後培養了40多名碩士、博士研究生。他總說,為國家培養合格的建設人才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這樣,我們國家的事業才能薪火相傳。
對於研究生的培養,袁承業有一套頗具實踐性的理念。袁承業十分反對將研究生當作勞動力使用、只讓他們分工完成某個大課題中的一小部分,因為這樣只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強調,要培養研究生獨立從事科學研究的工作能力,就必須讓他們完整、獨立地完成課題研究的全過程。
從確定選題到撰寫論文,在每一個環節,袁承業都把多年的研究經驗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學生,並對他們做人、做學問提出嚴格要求。
「袁先生很快就能指出哪些地方不錯、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該批評的馬上指出來,非常嚴格。」袁承業的博士研究生王國洪回憶說。
但在學生的生活方面,袁承業則盡顯「慈父」本色。在物質缺乏的年代,袁承業經常邀請學生去他家中「加餐」。他出國交流訪問時,就把鑰匙給學生,讓他們住到家裡。
有一次,袁承業還「多管閑事」,促成了一段姻緣。當時,袁承業發現一名學生的心情不太好,便馬上詢問緣由,原來是這名學生的身高有些矮,他女朋友的父親不同意兩人在一起。袁承業就給女方的父親寫了信,信中提到:「這個男孩子在我這裡表現很好,品行很好,工作非常努力。」最後,這位父親改變了主意,兩人結婚後也一直非常幸福。
袁承業常常和學生說,科技工作者應當把自己做小、把事業做大,使自己成為國家事業的一部分。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上海有機所原黨委書記胡金波說:「袁先生為這些國家重大項目付出了很多心血,卻堅持名字不出現在項目書中,如此不計名利、一心為國的精神,為科研後輩在面對社會紛繁蕪雜的影響時,點亮了一盞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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