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飛龍

2024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發佈五週年，是香港23條立法完成和由治及興加速的關鍵之年，是澳門回歸祖國25週年，更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機遇期的黃金年份。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發揮自身優勢和特點，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統籌安全和發展，凸顯港澳在國家高水平改革開放與高質量發展新週期中的橋樑作用，聚焦粵港澳大灣區的互聯互通、規則銜接與創新發展，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為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區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已成為新時代“一國兩制”與國家發展的戰略共識和政策導向。

5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在內外挑戰和壓力下，按照規劃綱要的指引，結合港澳實際與國家發展的具體需求，實現了在區域性經濟社會整合與規則、技術創新發展方面的重要進展，相繼提出並推進了具有“發展引擎”作用的“橫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與“河套方案”。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並逐步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之間實現“雙向奔赴”，強強聯合。國際投資者和創新技術團隊對粵港澳大灣區表現出日益濃厚的興趣與意願，粵港澳大灣區正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在新時代的標誌性名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與新全球化的增長動力源，也成為全球性先進制度標準與技術標準的孵化之地。

粵港澳大灣區的初心與使命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頂層戰略，依託“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立足“一帶一路”倡議聯動的宏觀需求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創新需求，從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諸多方面全面規劃和設計了直到2035年的發展路線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條“動力線”。

這份規劃綱要體現了改革開放與民族復興的初心，其出臺具有深刻複雜的國際國內背景及遠大的使命追求：其一，國際層面的逆全球化與中美貿易戰，不僅導致全球化信心受挫，也導致中國對“卡脖子”威脅與自身技術短板的深刻反思。這些因素推動中國制定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發展規劃，對上述不利因素予以戰略性迴應；其二，國內層面，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兩個一百年”發展做出戰略性規劃，“一帶一路”建設深入發展，但核心的技術突破與制度創新需要國內基地作為載體，粵港澳大灣區是兼具國內改革前沿與全球化因素的最佳區域，適合承載這一戰略性改革引領的任務；其三，規劃綱要對“一國兩制”從側重“兩制”的初期發展向側重“一國”的融合發展的轉型，提供了具體願景和制度性安排，豐富了“一國兩制”實踐內涵及發展指向；其四，規劃綱要為港澳經濟轉型升級及參與和支撐“一帶一路”提供了直接的機遇和動力，也在政策保障與人員流動上做出了最為有利的安排；其五，規劃綱要面向民族復興的遠期目標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體系風險和中國責任，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抓手和試驗田，為自身和人類探索最為先進、文明及可持續的技術標準和文明標準。這些國內外的背景因素，是中國改革開放遇到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也是推動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動力來源。規劃綱要的出臺表明，中央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意志更加堅定，戰略更加成熟，自主性及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的方向更為明確。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尾隨西方的亦步亦趨，而是堅持在學習中批判，在批判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正是有着這種清晰的自主性邏輯，中國的改革開放才能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經受風險考驗，逐步走出一條自身的發展道路，為探索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中國貢獻。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對“一國兩制”實踐內涵的重大豐富和發展，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探索的深化擴展。“一國兩制”在改革開放之初成形，有着重大的國家理性內核與改革開放戰略意義：一方面，“一國兩制”是一種現實主義和包容主義的憲制方法論，通過合理容納不同制度元素促成國家統一和改革發展，將制度差異性勢能轉變為更高水平發展的動能，這就使得“一國兩制”成為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整體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國兩制”有着堅實的國家理性內核，即國家對港澳的高度自治權與港澳對國家的持續性貢獻的理性結合，這種共贏式憲制平衡顯然需要不斷尋找最佳作用方式，粵港澳大灣區就是“一國兩制”在新時代的最佳作用方式。粵港澳大灣區實現了支撐國家更高水平改革開放與持續保障港澳繁榮穩定的理性結合，因而從根本上迴應和解答了在新時代如何繼續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推動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切合了“一國兩制”的初衷初心。

更進一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還將推動探索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具體制度機制。因為大灣區的深度融合必然涉及內地與港澳的制度競爭、互動、交流與融合以及國家法律制度作用的結構性增強。這是一個良性的制度整合過程，不是“內地港澳化”，也不是“港澳內地化”，而是內地與港澳根據共同建設目標及各自制度優勢進行的“協作性制度創造”。爲了實際解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瓶頸而進行的這種制度創造與融合，是“兩制”向“一國”回溯性建構的理性化過程，所產生的具體制度增量與成果，不僅直接服務於粵港澳大灣區，而且對於內地其他城市的治理現代化都將具有重大的借鑑意義。

“軟聯通”與創新加速度

2019年規劃綱要發佈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客觀上受到香港修例風波、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以及港澳與內地“兩制”差異等內外因素的複雜影響，但中央堅定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政策槓桿的合理升級，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積極響應和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與澳門兩個特區政府在機構、制度、項目和具體對接機制上加大力度，共同克服發展困難和制度梗阻，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破冰、加速前行。

本人在2023-2024年曾多次利用去粵港澳大灣區講學和開會的機會考察過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以及香港的北部都會區，看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各主要城市都在“搶時間”，在尋找高質量增長的抓手和突破口，在積極主動對標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規劃以及中央相繼推出的關鍵性引擎方案（橫琴方案、前海方案和南沙方案，以及2023年提出的河套區深圳園區方案），開始從政策、制度、產業、項目上做深做實。2023年以來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以用“創新加速度”來加以形容。

基礎設施建設是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基礎性支撐，“要致富先修路”的改革開放經典哲學仍在發揮指引作用，傳統基礎設施的“硬聯通”和新型基礎設施的“軟聯通”有機結合，構成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增長的優良條件。2023年4月下旬，粵港澳三地在深圳共同公布110項“灣區標準”。打開這份標準清單，其中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類14項。2023年以來，“軌道上的大灣區”建設加速推進，基礎設施“硬聯通”日漸完備。2023年11月28日，國家重大工程、粵港澳大灣區核心交通樞紐深中通道主線正式貫通。深中通道不僅連通了深圳和中山、廣州三座城市，更是聯通珠江東西兩岸城市群的重要交通紐帶。深中通道與先前開通的港珠澳大橋共同構成了粵港澳大灣區內部高速互聯互通的基幹網絡，為人流、物流的暢通來往提供強大支撐。

硬件基礎設施的貫通化和網絡化，體現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中國式現代化特徵與中國對全球化及創新要素體系的深刻理解與運用。基礎設施是最關鍵的發展“平台”，不僅可以打通經濟社會諸要素的阻隔，更可以激發有效率的創意合作，以“軌道”加速度推動灣區建設加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充實和提升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內部循環效率和綜合性生活、生產服務水準，提升了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品質以及文化與生活方式多元化。

除了“硬聯通”，人文交流、技術、金融等“軟聯通”方面也在加速推進互聯互通，這些“軟聯通”要素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創新活力。“軟聯通”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僅有道路聯通還不足以成就一個創新有活力的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對營商環境與發展條件的綜合性理解和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化、制度、生活方式及資訊自由、金融服務等方面的“軟聯通”。如果說“硬聯通”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骨骼與框架，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的體量與體格之健碩，那麼“軟聯通”就代表了粵港澳大灣區的靈魂和智慧化程度，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在品質和創新發展潛力。粵港澳大灣區的“軟聯通”體現在若干重要方面：其一，從“要素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的結構轉型，通過規則銜接、授權立法、政策協調、服務業資質有序開放、通關程序便利化、居住證措施擴容以及就業創業具體政策的優化等，實現了粵港澳大灣區對港澳要素以及外部創新要素的有效吸納；其二，人文交流與國際化資訊、人才政策等方面的創新發展，包括粵港澳大灣區主辦的一系列人文交流高峰論壇、高等教育的融合發展、藝術與文創產業的政策引導、灣區人才政策的協調共享等；其三，在粵港澳大灣區5G基礎設施建設與資訊服務便利化、金融服務便利化方面有進一步的拓展與優化。

這些“軟聯通”是在“一國兩制”制度框架下進行的精細設計和精準對接，在文化、制度、技術與金融服務等方面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推動“一國兩制”融合發展，將“兩制”各自的合理要素和優勢加以結合，實現在粵港澳大灣區更開闊空間與框架內的良性互動，並始終堅持問題導向、發展導向、規則導向、創新導向和標準化導向。這些“軟聯通”要素的協調與標準化，以及“兩制”之間各自優勢的匹配互動，逐漸產生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在公共領域、文化認同、制度協調性和“一國兩制”創新活力的更好發揮。

在民族復興進程中的光明前景

粵港澳大灣區當前正處於“引擎化發展”的新階段，即由橫琴、前海、南沙、河套構成了互補有序的引擎方案的落地轉化階段。這些引擎方案與港澳的相向而行，包括北部都會區的創新發展以及橫琴深度合作區澳門要素的更深刻展現，構成了粵港澳大灣區面向未來的光明發展前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需要更加精準對標《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倡議，用好“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聯通世界的優勢，打造好港澳“超級聯系人”的角色。

以香港為例，“十四五”規劃綱要設定的“八大中心”的目標群，包含了香港的固有優勢和新發展優勢，這些目標群不僅構成香港新發展綱領，更是粵港澳大灣區範疇香港角色與優勢轉化的操作指南。香港必須通過高質量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才能更好實現自身繁榮穩定、由治及興並繼續譜寫“一國兩制”輝煌篇章。

在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中，粵港澳大灣區將繼續承擔起發展引擎的重要作用，在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規則銜接、標準引領及全方位、立體化的改革開放與高質量發展中更加絢爛多姿，活力四溢。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最關鍵增長極和21世紀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孵化之地，中國對自身文明復興與人類和平發展必將作出史無前例的原創性和引領性貢獻。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