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飛龍

三中全會在黨和國家治理史上具有特定內涵與功能，即對改革發展路線與政策進行檢討和優化，吹響新改革的集結號。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新時代高水準改革開放和高品質增長的風向標，廣受國內各界及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政策的風吹草動早已不是國別意義的內部事件，而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重大事件。美西方對中國經濟進行制裁打壓，脫鉤斷鏈，本質上是對中國經濟之世界影響力的變相肯定與結構性遏制。美國指責中國「產能過剩」，是對中國溢出西方產業分工體系而對全球產業鏈產生定義性、方向性、結構性影響的焦慮、恐懼和迴應。中國經濟政策的全球影響效應決定了，此次三中全會之政策取向具有全球經濟治理的重大意義。

我們注意到在三中全會召開之際，國家統計局發佈了今年6月份及上半年國民經濟基本資料：經初步覈算，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約為61.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0%，其中一季度增長5.3%，二季度增長4.7%。上述資料顯示中國在貿易戰、新冠疫情及內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整體經濟增速面臨一定下行壓力，出現了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品質增長的顯著趨勢。這是中國經濟決策者明確判斷的預期內走勢，中國經濟經歷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高速度增長，客觀上存在轉向高品質增長的需求和壓力。中國經濟走向新階段，其本質內涵在於從數量本位的粗放經濟模式轉向品質本位的集約經濟模式，中國經濟必須走高技術內涵和高附加值發展道路，必須從全球產業鏈低端走向中高端，必須經歷經濟成年、強大的轉型適應陣痛和進步。在這一進程中，政府的宏觀調控理性、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國民工作倫理與外部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政治環境與制度條件就顯得非常關鍵。

三中全會聚焦的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和方向問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體制必然是公有制為主體，但又有着市場經濟的基礎作用和活力，是混合經濟性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中國憲法上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發展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具有創新性和實驗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一國兩制」制度一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沒有以意識形態和冷戰思維對待「姓資姓社」問題，而是以世界體系和發展主義思維處理改革開放的總體路線問題。世界體系思維是一種真正的大戰略思維，是從世界歷史演變的高度研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互動鬥爭及其發展趨勢，並注重把握其中的歷史發展機遇。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克服了社會主義傳統體制的計劃僵硬特徵，保留了政治領導力優勢，同時又吸收了市場經濟的私主體激勵優勢和活力。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保持高穩定與高增長並存的制度奧祕所在。「一國兩制」同樣得益於這種世界體系思維，以制度自信條件下的和平發展主義溝通處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二元體系對立問題，走出了中國融入世界主流經濟體系的新路，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道路的世界體系與世界市場瓶頸。三中全會必然需要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部規則、發展公平性與全球化策略進行周全的風險評估與發展方向的判斷，並制定出優化的政策措施。

「新質生產力」是新時代改革發展的概念凝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範疇，是分析經濟過程與經濟發展的科學方法論。「新質生產力」指向了中國經濟新階段的高品質增長的本質，也指向了中國與西方進行生產力標準競爭的真實戰場。西方對中國「卡脖子」，卡的就是中國對全球產業鏈的技術主權和標準制定權。從「中國製造2025」到「新質生產力」，中國走向製造強國和全球產業領導國的發展戰略堅定不移，中國人民的發展權利不容剝奪。中西方貿易戰，本質上是中國發展權與西方經濟霸權之爭，這一爭執過程中，中國具有充分的發展正當性，但承受著最強大的體系性制裁壓力。「新質生產力」指向了新興產業和高科技領域，特別是人工智慧、資訊技術、航空航天、新能源等核心領域，中美在這些領域都有着志在必得的國家競爭意志，雙方爭的就是「經濟天下」的定義權和標準制定權。華為與比亞迪的遭遇就是顯著例證，而美國制裁大疆最終無果，因對大疆的依賴無法取代，似乎是美國霸權露底的一個信號。美國制裁的真實基礎不是法理和道理，而是霸權和實力。美國制裁的盡頭是自裁，美國需要戰略思想家尋求適應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角色和新格局。

港澳在「一國兩制」制度框架下享有世界體系的經濟槓杆優勢和平台紅利，但也承受着中國與西方關係鉅變帶來的結構風險。三中全會對「一國兩制」下的港澳同樣是巨大機遇：其一，港澳要統籌發展與安全，在國安法制度建設基本完成的條件下，聚焦發展及尋找新增長點是港澳共同課題；其二，美西方制裁中國包括制裁香港，涉港涉外法律鬥爭與權益保護成為「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的新課題；其三，中國主體經濟戰略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倡議，是新全球化的希望和動力，港澳需要對標融入，需要及時轉化優勢，需要配合國家戰略走向全球化的新領域和新空間，切不可固步自封，蹉跎發展機會，更不可簡單迷戀西方體系而自縛手腳；其四，港澳要聚焦「新質生產力」，在國際創新科技範疇凝聚產業動能和政策、人才優勢，既要在本地產業體系中培植研發能力，又要錨定大灣區框架進行高科技專案合作，為國家高水準開放和高品質增長作出港澳貢獻，繼續釋放港澳在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進程中的戰略與制度槓杆作用。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