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以市場化和國際化促進成渝地區 雙城經濟圈一體化發展

——基於“開風氣之先”的思考與建議

（常修澤）

摘要：從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史來看，當年的重慶及更大範圍的成渝地區，曾經站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列，尤其是在國有企業改革和中心城市改革方面“開風氣之先”。目前，川渝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尚未邁過“中等收入階段”而進入高收入國家相關指 標的“門檻”，離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量化指標還有較大差距。基於此，應以高水平的市場化、國際化來促進成渝地區實 現高質量發展：在市場化部分，基於重慶市與四川省市場化指數的實際，需要繼續進行 “基因再造”和“三層推進：構造新體制”的方略；在國際化部分，需要以開放的協調性 拓展西部陸海新通道，以開放的全球性思維拓展中歐班列，以制度型開放為“魂”貫穿成渝開放實踐之“體”，以防止相互脫節、“魂不附體”。

關鍵詞：市場化；國際化；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西部陸海新通道；一體化發展

作者簡介：常修澤（1945—），男，山東惠民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莫干山研究 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經濟學卷）》入選者，研究方向為人本論、產權論、轉型理論。

※本文是常修澤教授2023年12月9日在“成渝雙城經濟圈一體化發展論壇”上的主旨報告修訂稿，部分有刪節，為保持原味，本刊在編輯時儘可能保持學術發言的風格。

一、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開風氣之先” 和實現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發展目標論起

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上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在改革開放40周年和45周年之際，筆者先後在《學術界》 發表了《中國改革40年若干規律性問題認識》和《中國對外開放“四性”論——改革開放45年個人親歷的幾點體會》。正是在研究上述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經驗和若干規律性問題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並切身體會到，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在城市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四川（當時包括重慶及今天更大範圍的成渝地區）當時站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列，“開啟了所有制結構改革的先河”[1] 124-128。

有史料證明，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兩個月，即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就作出決定，選擇具有行業代表性的國有企業在四川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 率先進行試點的有重慶鋼鐵公司（第一家）、成都無縫鋼管廠（第二家），以及寧江機床廠、四川化肥廠、新都縣氮肥廠和 南充絲綢廠等國有工業企業。筆者在 《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 40年》一書中對此評價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聲炮響”[1]12。一個月之後，農 村“大包幹”就在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實行，18 戶農民在契約上按下手印，做出了“分田到戶”的壯舉。

正是基於以上兩次改革，筆者在 《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 40年》一書中寫道：“在中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四川省委和四川人民、安徽省委和安徽人民表現了可貴的歷史主動精神， 開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的風氣之先。”[1]12在此之後，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國的幾個中心城市率先改革，重慶也成為“開風氣之先”、領改革潮流的城市。

40多年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已經翻開新的一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開啟了更具歷史意義的新征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 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 的宏偉任務。為實現此任務，在經濟領域強調實現高質量發展，同時提出到2035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邁上新的大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發展目標[2] 。

筆者經過初步研究，得出一個比較形象的“五層樓”分析結論。首先，把中央確立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標定為“五樓”。按照國際上的相關研究， 目前“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按照人均 GDP 3 萬～4 萬美元——取其平均值 3.5 萬 美元計算，這是“五樓”，即中國 2035 年 要實現的目標。其次，“四樓”是“門 檻”，即進入發達國家的“門檻”，人均 GDP 達到 2 萬美元左右。再往下是“三樓”，即國際上所稱的“高收入國家”的 “門檻”。這裏要說明“高收入國家”與上 面講的“發達國家”是有差別的，即經濟學界常講的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邁入高收入階段後的“門檻”。按照世界銀行的標 準，2021年跨過“中等收入階段”的標準為人均GDP達到1.2695萬美元[3] 。但需要注 意的是，世界銀行關於“高收入國家”的 “門檻”標準是逐年提高的，2022年為人均 GDP達到1.32萬美元[3] 。中國的情況大體在 “二樓”。根據有關資料，2022年中國GDP總額為121.0207 萬億元 ， 人均 GDP 為 8.5698萬元①，按2022年平均匯率折算，人均GDP 大約相當於折算的1.25萬美元（如按 2023 年匯率折算，則不足1.2 萬美元）。即使按2022年平均匯率折算的1.25萬美元 來對照，中國也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 人均GDP 1.32萬美元的“門檻”。

重慶市和四川省的情況比較復雜，不能一概而論。就重慶市而言，2022年全市GDP總額約為2.91萬億元，人口為3213.3萬人①，人均 GDP 約為 9.07 萬元，按 2022 年平均匯率折算，人均GDP大約相當於1.326萬美元（恰好踩在1.32萬美元的“門檻”線上），但若按 2023 年匯率折算，則人均GDP僅約為1.26萬美元。四川省成都市 2022 年人均GDP約為1.37萬美元②，剛剛達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標準。但四川全省人均GDP只有0.95萬美元。如果把重慶市和四川省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就整個川渝地區來說，2022年人均GDP約為1.03萬美元。為此，川渝地區總體在“一樓”（成都市可以說在“二樓”，重慶市大體在 “ 一樓和二樓 ” 的臨界線上）。

通過對以上“五層樓”標準界定的分析可以看出，川渝地區與整個國家的情況大體類似：第一，未邁過“中等收入階段”而達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第二，沒有跨過發達國家的“門檻”（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左右）；第三，距離中央 確立的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人均GDP為3.5萬美元量化發展目 標）有較大差距。

研究發展目標及其差距，可以使我們客觀而冷靜地認識自己所處的歷史節點和未來發展空間。具體來說，這意味着成渝地區在未來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內，人均GDP要翻一番半到兩番，任重而道遠。分析到此， 不禁使人想起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一段發言：“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4] 基於此，必須在“兩個務必”的基礎上，以更高水平的市場化、國際化來促進成渝地區的健康發展，爭取使其成為中國西南地區經濟發展的“領頭羊”。

二、以高水平市場化促進成渝地區雙城 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總體分析與三層思路

（一） 總體分析：需要繼續進行“基因再造”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5] 。“消除論”的基本觀點認為，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是水火不容的，要社會主義就不能要商品經濟，而要商品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消除論”的實質是“反市場經濟”，因而主張搞計劃經濟。這個觀點對社會義國家影響很大，對中國的影響更是根深蒂固，因此中國要繼續推進“基因再造”，加快經濟市場化進程，同時也要防止“僞市場化”傾向。

（二）現實分析：重慶市與四川省的市場化程度

針對全國各省份市場化程度的不同，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團隊專門開展了跟蹤研究，緊緊圍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精神，對全國各省份市場化指數進行了評估和測算。其設計的“市場化指數”由五大指標系統組成：政府與市場關係 （即資源由誰來配置的問題）、非國有經濟的發展、 產品市場化、要素市場化、中介組織和營商環境。由此，他們把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分成前十、中十，後十一 “三個方陣”[6] 。

重慶市近幾年的市場化程度如何？從各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可知，重慶市近年大體上排在中國“第一方陣”的末尾—— 第 8 位至第 10 位之間。其五大指標中比較 不足的是“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即資本、土地、勞動力、知識、技術、管理、 數據七大要素的市場化指數比較低。由於四川省所轄的21個市（州） 的發展不平 衡，歷史原因造成的阿壩州、甘孜州、涼山州等地的市場化進程慢，以至於四川省在全國市場化進程中排在“第二方陣”的 中端——第14位至第16位之間。

在重慶市調研期間，筆者實地考察了重慶市與四川省相鄰的 “ 川渝高竹新區”①，目前川渝地區在建設中國統一大市場方面已經進行了有益探索。實踐表明， 川渝共建的“高竹新區”所實行的“五個同”，即同城共管 （組織架構）、同城共融 （規劃體系）、同城共建（基礎配套）、同城共育（產業根基）、同城共享（改革紅 利），在推進市場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方面 有了明顯進展。但從總體來說，川渝地區還是處在市場化進程的“第一方陣”與 “第二方陣”之間，下一步需按照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 總要求，繼續紮實推進市場化進程，進一步提高川渝地區的市場經濟活躍度。

（三）三層推進：構造新體制

1986 年，筆者曾經提出“新體制三層 構造論”，底下第一層是“企業放活”，中間第二層是“市場完善”，上面第三層是 “國家間控為主”（即以間接控制為主），其內在邏輯是 “ 企業放活 ” —“ 呼喚市場”—“市場完善”—“國家間接控制為主”[7] 。由此，筆者建議從企業、市場、國家（政府）三個層面展開工作。

1．企業層面：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 “長期並存，比翼齊飛”

1980年5月9日，《人民日報》理論版曾發表筆者 《長期並存，比翼齊飛》一文，筆者主張國有和非國有經濟應“長期並存，比翼齊飛”[8] 。2023年11月中央媒體在 《唯改革者進》 展示性報道中，引用了“比翼齊飛”這個40多年前的觀點。按此觀點，下一步改革應該是“兩條線作戰”：一條線，國有企業改革；另一條線，民營企業發展。

從全國着眼，就基本面而言，原則上國有企業和民營經濟都應做大做強，但對於東北地區和重慶市這類老工業基地來說，其國有企業比重較高且活力不夠，而民營經濟則相對不發達。筆者專門針對此情況，就企業主體問題提出了“十六字” 建議：“國有企業，增強活力；民營經濟， 做大做強”，並寫入專著 《中國東北轉型通論》[9] 。

中國老工業基地的國有企業當下最突 出的問題是“活力”問題。筆者初步了解，重慶市國有資產包括工商企業類、金融企業類和行政事業單位類三類（不包括資源性資 產和數據資產），總資產量10.4萬億元，淨資產4.2萬億元②。國有資本的效益有所提高，但要達到前面所述的“國有企業，增強活力”的建議目標仍要繼續“爬坡”。

老工業基地民營經濟主要的問題是 “不大不強”。重慶市作為中國的第四大直轄市，至今民營經濟仍然不發達。從2023 年中國民營企業排行榜看，前二十強中沒有一家企業是重慶市的，在“民營企業百 強”中只有唯一一家重慶企業——龍湖地產。從實際調研結果比較來看，重慶市國有企業規模較大，但民營經濟不夠大，也不夠強。

當前對於民營企業乃至整個經濟界來說，確實存在“預期不穩、信心不足”的問題，深層原因就是產權保護不到位、法治建設不夠完善。為什麼近年來民營企業似“驚弓之鳥”心神不定？因為頭上還懸着一把“利劍”：社會上時不時出現曲解馬克思原話，錯誤理解“消滅私有制”的聲音[10] 。2023年10月底，筆者應邀參加“第 89 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並以 《產權保 “飯鍋”法治去“懸劍”》為題作發言，建議國家務必從產權制度角度保住民營經濟的“飯鍋”，設法去掉它們頭上的“懸 劍”[10] ，以便讓廣大民營企業家放下心來，積極投身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去。

2．市場層面：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

下一步，要素市場化改革是市場層面改革的重點。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 《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 機制的意見》。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明確指 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2] 重慶 市、成都市與全國各地一樣，在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可把握以下六個市場。

其一，勞動力市場。勞動力是七大生產要素中最活躍、最重要的要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勞動力市場雖然有了長足進步，但仍需繼續培育和壯大。根據現有資料，2023年底全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48.3%[11] ，但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則是66.16%①，也就是有近18個百分點的中國人（即2.5億人，包括重慶市的一部分 “棒棒軍”）在城市沒有戶口，當然也就沒有完全享受城市的相關福利。應儘快破除這種“二元體制”，大力完善勞動力市場，以加快解決2.5億進城農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

其二，土地市場。在中國，發展土地 市場主要涉及“三塊地”。第一塊是集體建設用地。將來主要是把原來由政府徵地、政府“招拍掛”改為農民集體自己來“招 拍掛”，把這塊“蛋糕”還給農民，即賣地收入給農民集體；但這樣一來，地方政府每年將減少若干億元的“土地財政收入”。面對這些新問題，應堅決推進政府自身的轉型。第二塊是農村耕地。筆者曾去山東省調研“土地流轉之後怎麼辦”的有關工作，在棗莊市發現一個很好的做法，就是土 地流轉到企業集團之後，再“返購返租”給 新型農民，這很有創新價值[12] 。因此，建議重慶市在過去已有“地票”探索的基礎上， 進一步推進土地制度的改革創新。第三塊是宅基地。中國宅基地資源浪費突出，筆 者在東北地區調研時看見不少村莊的農民 在外出打工後，其宅基地基本被荒廢。當前宅基地“轉讓受限”，城市居民國有土地 的房屋可以進行交易，但農民在集體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不能交易，這就呼喚改革。

其三，知識與技術市場。重點是“職 務發明”成果產權問題。筆者在 2009 年《廣義產權論——中國廣領域多權能產權制 度研究》一書中主張“一分為二”，即給創新者/知識分子一部分職務發明的 “ 產權”[13] 。2020 年，科技部等9部門印發的《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提出即使是職務發明，也要給創新者一部分“產權”（所有權 或長期使用權）激勵，目前國家正在試點中。對於那些束縛人們創新性、積極性、創造性的體制，必須進行改革。

其四，資本市場。其主要是指股票、債券、基金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資本市場有了一定發展，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例如，證券市場運行機制不健全，上市公司質量有待提升；特別是常講的“利率市場化”進展遲緩，資本市場的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改革迄今尚未“破題”。最近一段時間，因國際局勢影響，全球資本市場動盪加劇。世界格局的變化和國內問題的凸顯，都要求推進資本要素市場化改革。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除了有標準型資本市場，還有非標準型資本市場，這就是中國的產權市場。根據筆者的調查和評估，重 慶聯合產權交易所與重慶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在該方面走在全國前列。1987年11月，受黨的十三大報告鼓舞，筆者曾提出 了“第一個構想”，即“建立企業產權市場 和經營權市場的構想”[14] ，2023 年又提出了“第二個構想”，即“‘全要素多資源’：產權交易市場新構想”[15] ，產權市場不僅僅是交易單一的企業產權，更是“全要素、多資源產權”。近日，筆者在成渝地區實地考察了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它們在“全要素、多資源”市場交易方面做了諸多探索，值得產權界借鑑。

其五，企業家管理市場。企業家作為 創建企業並擔任經營管理職責的指揮者，不僅是重要的人本要素，更是一種稀缺要素。當前值得關注的是，有關材料雖然提到管理要素，但未提企業家管理市場。這主要涉及在“黨管國企”的條件下，其經營者如何確定的問題。筆者曾經撰文建議：即使是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也可以在 “組織管住資格，嚴格市場把門”的前提下，建立大框架下的“企業家管理市場”， 然後由董事會從模擬市場上選拔經營者[3] 。至於民營企業家，更應該走向市場。總之，企業家管理市場不可或缺。

其六，數據市場。數據將成為一個新 的要素市場。隨着信息革命的爆發，數據的價值越發重要。數據問題涉及“兩條高壓線”：國家安全“高壓線”與個人隱私 “高壓線”。2023年，筆者考察了貴陽大數據交易所，這是一家國家級的數據交易機構。在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保護的前提之下，它們在促使數據有序運作方面頗有成效。當然，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尚有 許多“未知”待我們去探索。在數字革命新浪潮推動下“無論西東”，誰的敏感性強 並抓住機遇誰就有可能走在前面。對於中國西部地區來說，應該從中受到啟迪。

3．政府層面：“放管服”改革，關鍵在放權

政府的“放管服”改革，領頭的是 “放”字，關鍵是放權、削權，現在放得還不夠。因此，需要瞄準“權力鏈上端”，以“放”為第一要務，然後才是“管”和 “服”。另外，研究政府層面改革，還必須關注數字經濟浪潮。“當今風起雲涌的數字經濟浪潮，不僅僅是一個平台或具體業態問題，而是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態。它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開放性、公平性和自主性，影響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16] 它會不會帶來“去中心化”的問題？政府層面改革應研究新條件下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轉變問題。

三、以高水平國際化促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一體化發展：打好重慶市“三張牌”

（一） 以開放的協調性拓展西部陸海新通道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各有特色，而且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一直致力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對外開放中，怎麼協調地區之間的關係？這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戰略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對國家安全穩定有影響的政治問題。

重慶市是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的主要發起者、推動者和重要建設者，國家賦予其通道物流和運營組織中心的重要職責。以開放的協調性拓展西部陸海新通道，一方面是國內的協調，另一方面是國內與國 際的協調。

“開放的協調性”很值得探索。1988年 5月，針對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實施的“沿海開放戰略”，筆者與戈曉宇曾經通過新華社內參給高層提供過一個研究報告，主張“四沿—滲透型開放戰略”①，即“沿海、沿江、沿邊、沿線”開放發展，並向內地滲透的戰略[17] ，以避免造成中國東、西兩大經濟板塊之間的“板塊碰撞”。

今天，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是，2018 年 12 月 18 日即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報告中肯定了“四沿”開放發展的說法，但順序有所調整，新的順序是“沿海、沿邊、沿江、沿線”[18] 。這裏把“沿邊開放”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為什麼把“沿邊”放在“沿江”前面？筆者認為，首先與國內政治形勢有關。“沿邊”主要聚焦西南、西北和東 北地區，這些地區發展相對滯後，面臨較大困難。而這些地區又是少數民族聚集地區，需要有相應的“穩邊”“治邊”方略。同時，與中國外交戰略布局——“周邊是首要”有關。把“沿邊開放”提到更重要 的位置，就是要瞄準雲南、廣西、西藏、 新疆等邊疆地區。在這裏，中央調整順序的核心是尋求地域大協調。

重慶市位於中國西部地區腹地，作為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樞紐點”，北接陸上 “絲綢之路經濟帶”，南連“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東西協同銜接“長江經濟帶”， 在區域協調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下一步要用協調思維推進西部陸海新通道發展。

筆者曾到重慶市沙坪壩區團結村鐵路集裝箱中心站調研，這裏是“一帶一路” 中歐班列的首發站，也是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樞紐地。從2022年度重慶經西部陸海新通道鐵海聯運班列開行情況看，重慶—北 部灣港開行2543列，國際鐵路聯運班列開行542 列，跨境公路班車開行 3318 車次， 對內輻射國內16個省區市，對外通達輻射 全球113個國家和地區的338個港口，貨物品類增加至640 餘種，重慶市已成為沿線省區市中貨運量最多、貨值最高的城市 （累計運輸貨物 40.5萬標箱、貨值708億 元，運量、貨值均佔沿線總量的30%左右）①。

總體上看，西部陸海新通道是重慶市的一張“好牌”，建議下一步要抓住強化協調性這個關鍵點。特別是往南，往北部灣包括廣西的欽州、北海、防城港等，往雲 南到老撾萬象和緬甸的曼德勒等，要用國內的大協調思維和中國毗鄰國家的協調大思維，來推進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二） 以開放的“全球性思維”拓展中歐班列

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全球性”的，輻射東西南北全方位：往東主要是海上絲綢之路國家，特別是《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以及美國、加拿大等 太平洋國家；往西主要是陸上絲綢之路（上合國家等）以及歐洲國家；往南主要是海上絲綢之路特別是RCEP成員國；往北國家已經正式提出“中國向北開放”問題②。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慶市如何用好 “東西南北全方位開放”思維來促進中歐班列發展至關重要。2022 年中歐班列（重慶）穩定運行線路 33 條，輻射26個國家（71個城市），累計開行1.1萬列、運輸貨值 4400億元，貨量、貨值均居全國第一，干支網絡覆蓋亞歐大陸全境，成為全國開行時間最早、數量最多、貨值最高、結構最優的中歐班列；與此同時，中歐班列（成 渝）全年開行超 5000列，位居全國首位，在不斷壯大的“鋼鐵駝隊”中始終發揮着先行者和中流砥柱作用。③截至 2023年10月，中歐班列已累計開行1.4萬列，運輸貨物超125萬標箱，貨重近 1300 萬噸，運輸貨值達到 5000億元④ 。從貨源種類研究，“去程”覆蓋人工智能、整車及零配件、機械、輕工、日用品、家電、國際郵件、電子商務等產品；“回程”涵蓋整車、醫藥及 醫藥器械、木材、機電等產品。與此同 時，“定製化班列”包括進口藥品專列、進口紙漿專列、冷鏈測試運輸班列、跨境電商專列等。此外，2020年開行的全國首趟“中國郵政號”“運郵專列”，已經實現穩定運行。

接下來要繼續以重慶市為樞紐點，重點往西通過中歐班列向中亞、歐洲走；與此同時，要考慮往北走俄羅斯通道；同時不能忽視向東的“長江經濟帶”。長江既要 大保護，也要大發展。重慶市作為長江上遊地區的國家中心城市，規劃時要一併把 沿江經濟帶考慮進來，更好地服務和融入 “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

（三） 以制度型開放為“魂”貫穿成渝開放實踐之“體”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2] ， 而制度型開放則是中國開放的“魂”。對重慶市來說，應以制度型開放之“魂”貫穿三大實踐之“體”。

一是貫穿“五個流”之“體”。“五個流”即商品流、資金流、人才流、技術流 和信息流，制度型開放要滲透到“五個流”開放的各個環節，避免脫節成“兩張皮”，出現“魂不附體”問題。

二是貫穿倒逼“五改革”之“體”。中國政府於2021 年 9 月正式提出申請加入 CPTPP，這與中國改革開放大方向是一致的，儘管目前尚未成功加入，但其主要因 素將倒逼我們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補貼、公平競爭、知識產權、勞工權益以及綠色 發展環境保護社會責任等五個方面的改革。

三是貫穿重慶市與新加坡合作互聯互通之“體”。重慶市的中新戰略性互聯互通 項目是中國與新加坡政府間的第三個合作項目，重點在數字經濟、現代服務業、金融、物流等四個方面開展創新，應開展深入研究，切實推動重慶市具體項目展開落地，使制度型開放之“魂”切實貫穿開放 實踐之“體”。

“以市場化和國際化促進成渝地區一體化發展”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探索的問題 較多。上文僅僅是結合筆者的實際調查和理論探索，提出基於“開風氣之先”的思 考與建議，願與各界特別是西南地區學界以及經濟界各位學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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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改革與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