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永樂
近來，大學與社會的關係愈來愈密切。大學不僅是追崇探究學術真理的“象牙塔”，也對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中大校董會是學校的最高管治及行政機構，負責管理和控制學術及行政事務、以及大學的財產及財政事務。建立一所國際高水平院校，大學領導層的組織運作非常重要。從長遠的大學發展看，我們需要一個有效的制度，確保大學能夠提供一個安穩、寧靜及多元的學習環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師生專注地探索學問，並將實踐所學貢獻社會。  

然而，香港社會自2014年起逐漸受“政治化”影響。中大校園的多處設施及環境更在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受到嚴重損毀，遺下大量汽油彈、弓箭等武器，不少師生更緊急離開校園及香港暫避。從2014年及2019年兩次重大政治事件看，中大校方的管治架構無疑有不足的地方，並受到社會廣泛批評。這既不利於大學聘任教職員及吸引各地優秀學生來港學習交流，同時令真正關心學術自由及傳道授業的人士感到痛心。  

國際化環境是香港高等教育的明顯優勢，香港社會的資源豐富，匯聚社會賢達慷慨支持香港的大學發展。但穩定的大學管治才能吸引學術人才及財政資源。中大校董會改革如未能令大眾重拾信心，這無疑會令中大的日後發展受到影響。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每年透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出巨款支持香港中文大學的運作，大學接受公帑贊助，代表接受政府的監督與管理。在大學管治架構及重要政策制度的過程中，政府有責任確保資源用得其所，教育資源能夠為香港培育人才精英，配合社會經濟發展。  

大學的管治制度並非一成不變。歷史上，哈佛大學成立初期，大學董事會組成人員大多數是牧師及在校導師。但後期大學捐款來自波士頓工商界人士不斷增加，原來的牧師更漸漸讓位於商人、律師等專業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大學成立初期曾出現內部問題。1642年，哈佛大學根據法例成立監事會（Board of Oversees），包括任命總督、副總督及地方官員，以外部治理機構在學院管理上擁有更大及直接的權力監察，直到1865年才將監事會的成員資格改為擁有哈佛大學學位的人士出任。每間大學都具特色，歐美著名學院在其漫長的歷史中亦經歷不同改革。今年剛好是中大成立60周年，大學需要因應社會的變化而作出改革，確保大學未來發展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書院制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特色之一，但若然在大學治理架構上不斷膨脹，中大日後在設立新書院時將會面對諸多問題。中大校董會架構的順利改革有利中大在國際展開學術研究及發展，擴大香港在全球學術界的影響力及聲譽。

（作者係華人學術網絡成員，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橙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