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毛振華

2024年的中國經濟，在面對國內外一系列新挑戰下仍實現既定增速目標，來之不易。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面臨的一些困難和挑戰並沒有根本改觀，有些外部環境因素甚至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2025年，中央出台哪些政策組合開創經濟工作新局面，格外引人關注。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堅定信心、凝聚共識、做好2025年經濟工作至關重要。對於香港而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決策不僅有助於提振香港經濟信心，還為香港在金融、科技創新和區域合作等方面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有新突破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具有里程碑意義，標誌著中國宏觀經濟調控進入新階段。經歷三年經濟修復期，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良好成果，基本實現既定目標，但也應該看到，當前中國經濟整體仍處於周期調整階段，既面臨結構性、趨勢性、周期性問題，也面臨疫情等短期衝擊及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上升等新形勢、新問題。近段時間以來，社會各界圍繞中國經濟如何走出當前困局展開了一系列討論，國家在政策層面也進行了一系列嘗試。基於過往實踐經驗，此次會議對新形勢、新規律進行了深入研判和總結，指明當前宏觀經濟面臨的問題挑戰、未來需要實現的政策目標以及提出一系列具體的政策舉措。會議提出中國經濟行穩致遠要統籌好五大關係，意味著中央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進一步深化。會議要求2025年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守正創新、先立後破，系統集成、協同配合，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反映出中央打破常規、解放思想、理性客觀解決當前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內外挑戰的決心，也意味著宏觀調控框架會有所突破。

會議強調財政和貨幣政策“雙鬆”格局，要求打好政策“組合拳”，釋放積極信號。2024年12月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延續該基調，強調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是前所未有的力度。從歷史上看，2010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始終保持“穩健”或“穩健中性”，此次會議時隔14年再次提出“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釋放了非常積極的信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從1998年便開始提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除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但歷年“積極”程度有所差異，本次會議提出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也意味著當前宏觀政策框架有所突破，後續經濟工作重心將進一步向穩增長傾斜，調控工具更加豐富、操作力度更大，旨在通過“超常規”的政策刺激打破基本面的低迷。同時，會議強調打好政策“組合拳”，貨幣財政政策作為穩增長的重要抓手，應發揮出“1＋1大於2”的效果，預計2025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呈現“雙鬆”格局，且將繼續加強協調聯動，注重金融資源和財政資源在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配合。

會議明確消費需求的重要性，提振消費或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宏觀政策的發力重點。三大需求中，過去的政策更傾向於出口和投資，針對消費的政策力度略顯不足。投資方面，考慮當前投資效率較低，基建、房地產投資處於過剩狀態，加大投資的效率並不高。我們測算，2023年投資乘數僅為1.97，大幅度低於消費乘數3.66。投資是把“雙刃劍”，在短期屬於需求範疇，但從長期看，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決定了供給，可能引發產能過剩的壓力。出口方面，得益於過往政策的支持，中國現在依然保持著強勁的出口優勢。儘管近年來中國出口面臨重重困難，得益於中國自身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重構，在全球經濟市場規模有限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較高的出口增速。消費方面，過去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力度遠不如投資和出口。此次會議明確消費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並將“大力提振消費”置於2025年經濟工作九大任務之首，意味著擴大內需將成為2025年宏觀經濟政策發力的重點，也代表宏觀調控思路從“重投資”向“重消費”轉變。

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核心

是突破既有政策邊框

在當前居民消費疲弱、企業投資意願低迷、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持續收縮的特定歷史時期，我們不應被經濟上行期、經濟形勢較好時期制定的所謂政策邊界和傳統思維所禁錮。當前亟需大膽使用財政、貨幣等政策工具，加大宏觀經濟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特別是消費和房地產領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變經濟下行趨勢。

突破政府赤字率的約束，正確認識和利用政府債務，更好發揮財政穩定器功能。3％的財政赤字紅線是在經濟上行期、經濟形勢比較好的時候制定的，並不適用於逆周期政策。在當前形勢下，突破赤字率紅線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向市場傳遞清晰的信號。目前來看，我國中央政府的杠桿率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低的，僅為23.6％，加上地方政府的顯性債務以及隱性債務，政府部門杠桿率約為100％左右，低於英美等G7集團發達經濟體的水平。如果將政府部門杠桿率提高10個百分點，就對應著12萬億（人民幣，下同）左右的增量資金，中央政府杠桿率上行這一幅度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實際上，為應對特殊情況，個別年度是可以突破常規的，例如美國在2020年和2021年的財政赤字率分別達到14.9%和12.4％。同時，政府債務資金如何安排至關重要，關乎2025年經濟目標能否順利實現以及“十四五”時期各項規劃目標任務能否高質量完成。當前最重要的是解決政府部門拖欠企業賬款問題，拖欠賬款嚴重影響了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和投資活動，同時也損害了政府信用。根據測算，地方政府對於企業的欠款大約11-15萬億，如果能採取10萬億債務置換，一次性清償地方政府拖欠企業款項，不僅能讓企業恢復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同時也能維護政府信用。此外，由於是債務置換，也不會擴大地方債務總額，最終實現一舉多得。

提振消費是改善內需的關鍵，需花大力氣提升居民消費能力。供需失衡是當前經濟的主要問題，隨著經濟轉型步伐的加快，投資對內需的提振作用越來越小，擴大內需需要更多向依靠消費轉變。此次會議提出，“針對需求不足的突出癥結，著力提振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考慮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擴大消費需求的核心是擴大收入來源，因此直接從收入端提升居民消費能力至關重要。發放現金是最直接、最快速到達的居民部門的一種方式，可以向居民部門發放10萬億規模的現金和數字貨幣，規模約佔2023年GDP的8％，用以補貼居民消費，不僅能夠改善經濟運行效率，還是重啟中國經濟正向循環的標誌。

穩地產是穩經濟的關鍵節點，要從供需兩端入手，加快市場“出清”。房地產行業在中國是一個節點性的行業，房產佔居民資產的六成，房價下行將削弱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從而影響金融體系和整個宏觀經濟。會議首次提出要“穩住樓市股市”，將資產價格和商品服務價格的回升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考慮到當前房地產供過於求是房價下行的主因，因此“穩房價”需要從供需兩端入手。供給端要控制供給，暫停除了保交樓以外的新增供地和新開工項目，向市場傳遞“出清”信號；需求端要圍繞保障房做文章，通過10萬億的補貼或減免交易稅費促進保障房順價銷售，既可以增加住房需求，也可以消化存量商品房。

實現預期經濟目標重在抓落實

政策落實是實現政策目標的關鍵。面對外部壓力加大、內部困難增多的複雜嚴峻形勢，會議對2025年的經濟工作進行了全方位部署，儘管沒有直接公布經濟增速等具體目標，但制定了明確可行的政策路徑。會議召開以來，社會各界對2025年經濟工作充滿信心，我們有理由相信經濟目標將會順利實現。當然，完成經濟增長目標的關鍵還在於狠抓落實。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以來，多部門陸續出台了一攬子增量政策，政策效果逐步顯現，10月份之後宏觀經濟數據表現邊際改善，經濟運行的積極因素在持續積累，說明政策方向是正確的，但在政策力度上還有一定提升空間。一方面，有關政府部門需要深入理解會議精神，及時調整思路，突破常規思維，加大政策力度，敢於採用超常規政策工具，與中央決策保持步調一致。另一方面，花大力氣抓落實，將中央的各項決策落到實處，把政策目標實現作為2025年各地方各部門的工作基礎，及時跟進各項政策落地效果，並根據政策效果適時調整政策力度與方向。除了出台配套措施之外，還需要廣泛凝聚共識，在新的目標上匯聚合力、形成共振，共同推動經濟回升向好。

會議政策的落實為香港經濟帶來新機遇

香港的經濟發展與內地密切相關，中央部署的2025年經濟工作對香港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香港應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緊緊抓住政策“組合拳”帶來的機遇，不斷鞏固提升自身競爭力，將自身發展融入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大局。

其一，中國經濟的改善將為香港經濟提供更多的機遇和空間。香港本身也面臨著需求不足的問題，內地內需的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將直接促進香港的消費市場，尤其是零售、旅遊、餐飲等服務行業。對此，香港可以在供給側做好準備，通過消費供給調整滿足需求改善。另外，消費市場的回暖也有助於香港的貿易和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進一步增強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其二，在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中資企業出海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的大趨勢，香港可利用其在制度、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優勢，進一步發揮自身在引進外資和幫助中國企業出海中的關鍵作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時具備英文體系和獨立且完備的法律體系、貨幣體系、監管體系，這使其成為連接中國內地與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橋樑。香港的普通法體系與國際接軌，能夠為企業提供一個熟悉和信任的法治環境，有利於商業活動開展。香港的金融服務業非常發達，擁有成熟的資本市場，能夠提供融資、結算等多元化的金融中介服務，為內地企業“走出去”賦能。

其三，在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香港應加快北部都會區開發，以科創為中心布局產業發展。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積極吸引科創企業入駐，北部都會區有很大潛力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引擎。香港應大力投資科技創新，以此吸引科技公司，包括但不限於提供研發資金、建設科技園區、提供創業支持等。此外，面對日益複雜的地緣政治變化及可能加劇的地緣政治衝突，利用香港有別於內地的生活方式和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以及優惠的稅收、相對寬鬆的信息管理制度等，吸引國際人才特別是優秀的華裔科技工作者落戶香港，為國家解決高科技人才回國創業就業提供便利條件。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5年2月號，作者係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香港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