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智鵬 |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大學拓展及對外事務）

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雙向橋樑的角色，這種雙向交流不僅豐富了中西方文化的內涵，也為全球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礎。澳門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為中華文明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在今天乃至未來，仍會以其獨特的文化融合魅力吸引世界的目光。

引言

剛剛過去的2024年是澳門的雙慶之年：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大慶，也是澳門回歸祖國懷抱的第25周年。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對澳門的發展以及「一國兩制」的實踐表示高度肯定，指出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取得的輝煌成就向世人證明「一國兩制」具有顯著制度優勢和強大的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好制度，是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好制度，是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好制度，必須長期堅持。

澳門開埠以來，在推動中華文明建設以及東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澳門位於珠江三角洲南端，南臨南海，雖然面積不大，卻在近現代中華文明建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澳門歷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已有人類活動。直到1152年，南宋香山建縣，澳門劃歸香山縣延福里恭字圍，隸屬廣州府。其時，澳門是香山縣海邊的一個小漁村。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借口進入和租居澳門，利用明代中國政府准許廣州口岸對外開放貿易的特殊政策，開展廣州對外貿易。澳門輾轉發展為中轉港，成為廣州的外港，推動中外貿易進一步發展，並逐漸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在經濟、政治、宗教、文化等多個領域，澳門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華文明的延續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澳門不但是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更是中國近代化歷史進程的見證者。在明清時期乃至近現代史上，澳門為中華文明的建設和傳揚貢獻良多。
 

政治領域：從區域重鎮到特別行政區

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葡萄牙人租居澳門後，明朝政府按照「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構想對澳門實施管理，並日益強化。澳門名義上隸屬香山縣，實由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管理。明朝廷在此設立關閘、徵收稅賦、派駐軍隊，並特別設立「守澳官」專責管理澳門事務。

以關閘為例，1574年，時任兩廣總督殷正茂在蓮花莖（今關閘馬路）修建關閘，派軍駐守。至1621年，駐扎的陸海軍隊已近2,000人。而「守澳官」則負責提調（查驗海商船舶）、備倭（緝捕海盜、倭寇）以及巡緝（巡查走私）等職責，不僅擁有軍事鎮守的權力，還具備高度的自主性。由此可見，儘管澳門當時並非獨立的行政區劃，但其配備的行政和軍事資源已使其成為一個「特殊區域」，堪稱今日特別行政區的雛形。

清朝時期，澳門的政治地位進一步提升。清廷設立香山縣丞和澳門同知，專門管理澳門事務，並制定相關法規，標誌著澳門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雍正八年（1730年），廣東總督郝玉麟奏請設立香山縣丞，專責分管澳門事務；乾隆九年（1744年），又增設澳門同知，專管「澳夷事務」。澳門同知不僅負責番禺、東莞、順德、香山四縣的海防，還需管理居澳洋人事務。至此，澳門在清代的行政管理層級上升至府級，相當於現今的地級市。對於一個當時面積狹小的澳門地區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葡萄牙租居澳門後，鑒於澳門重要的經濟價值，葡萄牙女王唐娜．瑪麗亞二世於1844年將澳門升級為海外省，並派遣總督常駐。1845年，葡萄牙宣布澳門為自由港，允許所有外國商船自由貿易。1917年，葡萄牙政府頒布《澳門省組織規章》，賦予澳門行政和財政自主權。這些措施進一步鞏固與彰顯了澳門的特殊地位。

澳門的特殊政治地位從明清時期一直延續至今。1999年12月20日，在闊別446年後，澳門終於回歸祖國懷抱。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澳門成為中國第二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澳門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保持穩定。

綜上所述，澳門在中華歷史文明中始終佔據重要的政治地位，其特殊地位為「一國兩制」制度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和範例，成為這一制度成功實踐的重要歷史基礎。澳門的歷史經驗不僅彰顯了其獨特價值，也為當代中國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經濟領域：從貿易樞紐到多元經濟中心

澳門長期以來一直是近代中國重要的貿易中心，為中國開拓市場、聯通國際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位於珠江口、毗鄰廣州的澳門，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中國與外國海上貿易的重要門戶。

自16世紀中葉起，澳門逐步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扮演日益關鍵的角色。作為國際貿易口岸，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連接中國與東南亞、印度、中東及歐洲。從明朝後期到清朝時期，澳門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之一，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通過澳門運往世界各地；西方的白銀、香料和工藝品也經澳門進入中國，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與文化交流。

16至18世紀，澳門更是中國與美洲白銀貿易的重要中轉站。葡萄牙人通過澳門將美洲白銀輸入中國，滿足了中國市場對白銀的需求，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貨幣化進程。這一時期，中國成為全球白銀的主要流入地，澳門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壟斷港口之一，澳門不僅是葡萄牙與中國貿易的基地，還與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歐洲列強展開競爭。這種國際貿易競爭不僅促進了澳門的繁榮，也進一步加強了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

澳門的貿易網絡橫跨東亞、東南亞、美洲及歐洲。以東亞的日本為例，澳門是日本採購中國商品的主要港口，尤其是生絲貿易為中國帶來了巨額白銀流入。嘉靖二年（1523年），因寧波之亂，明朝斷絕了與日本的官方貿易，澳門則成為日本採購中國商品的唯一渠道。據統計，在17世紀前30年，每年從長崎運往澳門的白銀高達200至300萬兩。此外，澳門還扮演著貿易樞紐和中轉站的角色，來自中國和日本的商品先運抵澳門，再經馬六甲、印度洋、好望角等地，最終沿大西洋航線抵達葡萄牙。澳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不僅推動中國聯通世界，更為中國打開了國際市場的大門。

回歸以來，澳門經濟持續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並積極推動多元化轉型。除了廣為人知的金融業、博彩業及旅遊業外，澳門還在會展業、文化創意產業等領域積極拓展。博彩業和旅遊業作為澳門經濟的核心支柱，吸引了大量國際遊客，帶來了巨額經濟收入。2024年，澳門接待遊客近3,500萬人次，這些遊客從世界各地慕名而來，感受和欣賞澳門中西交融的獨特文化和歷史遺產，同時也帶動了酒店、餐飲、零售等相關行業的蓬勃發展。此外，澳門積極開拓如會展業等新興產業，通過舉辦國際會議和展覽，吸引全球專家和企業家的參與。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等會議的成功舉辦，進一步提升了澳門作為區域會展中心的地位。這些商務旅遊活動不僅促進了知識與技術的交流，也為中華文明的建設提供了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平台。

從華南貿易樞紐，到多元化經濟中心，澳門的蓬勃發展不僅促進了自身的經濟繁榮，也為中華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持和國際合作機遇。澳門的經驗與成就，為中華文明多元發展和海外傳揚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與啟示。
 

文化領域：中西交融的橋樑與多元共存的典範

澳門自16世紀被葡萄牙人租居之後，逐漸發展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既是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門戶，同時也是中國文化向外傳播的起點。葡萄牙的管治不僅帶來了歐洲的知識、文化和宗教，也使澳門成為一個多元文化交融的獨特地區。這種文化融合在澳門的建築、語言、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都有所體現。

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踏足澳門，並迅速將這個小漁村發展成為東西方貿易的橋樑。大量的西方知識、技術和工藝品通過澳門傳入中國，在這一過程中，傳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將西方的宗教思想、科學技術引入中國，對中國的學術和科技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6世紀末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利瑪竇不僅精通宗教學，還掌握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等西方近代科學知識。進入中國後，他積極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深受士大夫階層敬重，被尊稱為「泰西儒士」。利瑪竇又通過學術交流將西方的科學知識引入中國。例如，他與徐光啟合譯的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就是首次系統傳入中國的西方數學經典，對中國的數學和科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此外，利瑪竇還繪製了《坤輿萬國全圖》，這是當時中國最完整精確的世界地圖。與此同時，傳教士們在澳門建立了早期的西式醫院，將西方的醫學知識和治療方法引入中國；澳門的聖拉斐爾醫院是亞洲最早的西式醫院之一。

除了學術和知識的傳播，西方的建築風格也在澳門與中國傳統建築風格中碰撞融合，澳門的建築風格融合了中西元素，成為文化交流的見證。例如，大三巴牌坊（聖保祿教堂遺址）是典型的巴洛克風格建築，但其裝飾中同時融入了東方的圖案和符號，如中國的獅子和漢字，展現了中西文化的獨特結合方式。

澳門不僅是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通道，也是中國文化向外傳播的重要起點。中國的儒家思想、文學、藝術和工藝品經澳門傳入歐洲，對歐洲的社會、文化和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傳教士在學習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將儒家經典翻譯成拉丁文和其他歐洲語言，介紹給歐洲學術界。例如，利瑪竇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使歐洲學者能夠了解中國的哲學思想，對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如伏爾泰和萊布尼茨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對中國的儒家文化和政治制度也表示讚賞。同時，澳門作為貿易樞紐，中國的瓷器、絲綢和茶葉等不斷從這裡輸出到歐洲市場，成為歐洲上流社會享用的奢侈品和收藏品。明代青花瓷傳到歐洲之後極受歡迎，甚至影響了歐洲的陶瓷工藝，引發了歐洲社會對中國文化的熱烈追捧。在17至18世紀，歐洲興起了一股「中國風」（Chinoiserie）熱潮，中國的藝術風格和設計元素成為歐洲藝術和建築的重要靈感來源，歐洲的宮殿和花園中紛紛出現了中式亭台樓閣和裝飾圖案。

此外，茶作為中國文化的象徵，也通過澳門進入歐洲。歐洲與茶的連結可以追溯到16世紀中葉。茶首次出現在歐洲文學中是在1559年，由威尼斯探險家吉安巴蒂斯塔．拉穆西奧提及，他將茶稱為「Chai Catai」，即「中國茶」。直到1615年，英國人才首次在書信中提到茶。駐扎在日本的東印度公司代理人在一封信中請教了當時在澳門的Eaton先生，並請他寄來「一壺最好的chaw」（「chaw」同粵音「茶」）。茶通過澳門進入歐洲後，逐漸成為歐洲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飲品，並引發了歐洲「茶文化」的興起。

時至今日，澳門仍然是世界各地文化和睦交融的中心。街道上隨處可見融合了歐洲巴洛克和東方元素的建築，展現了東西方藝術結合的精髓。以澳門歷史城區為例，城區融合了中西文化，包括大三巴牌坊、媽閣廟、聖保祿學院遺址等，這些遺跡見證了澳門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橋樑的獨特地位。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展現了國際社會對澳門文化價值的認可。

在語言方面，澳門的官方語言包括中文和葡萄牙文，促使澳門成為一個「兩文三語」社會。澳門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粵語、普通話和葡萄牙語，這種獨特的語言環境推動澳門成為一個文化多元的社會，也為澳門的國際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宗教方面，澳門的宗教多樣性也是其文化融合的重要體現。中國道教及民間信仰與天主教、佛教、伊斯蘭教等多種外來宗教在澳門和諧共存，各種宗教節日和活動豐富了澳門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華文明兼收並蓄，始終保持著和諧包容的人文情懷，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實現了文化融合，澳門正是中華民族兼容並蓄的最好例子。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雙向橋樑的角色：一方面，傳教士通過澳門將西方的技術、文化引入中國，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澳門也成為中國文化向外傳播的起點，儒家思想、工藝品和藝術風格通過澳門進入歐洲，影響了歐洲的社會和文化。這種雙向交流不僅豐富了中西方文化的內涵，也為全球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礎。澳門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為中華文明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不僅如此，澳門作為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在今天乃至未來，仍會以其獨特的文化融合魅力吸引世界的目光。
 

澳門角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民族偉大復興

縱觀近現代歷史，香港和澳門是中國重要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樞紐，不但是中國聯通世界的窗口，更扮演著推動中外交流的重要角色。回歸之後，澳門和香港同為特別行政區，同享「一國兩制」優勢。港澳兩地同根同源，應該繼續肩負好雙向橋樑的任務，「背靠祖國，聯通世界」，說好澳門和香港故事，更要說好中國故事。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澳門和香港依然面臨不少挑戰，任重而道遠。港澳兩地應該緊緊把握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機遇，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規劃下，兩地應該各展所長，發揮協同作用，推動高質量發展，助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共同為中華民族復興偉業作出貢獻。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1-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