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將於本月30日出席在香港舉行的《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這一消息迅速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作為首個以調解為核心職能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國際調解院成立不僅是中國外交的里程碑式突破，更是全球治理體系從“西方主導”向“多元共治”轉型的重要信號。從香港國際地位的提升到發展中國話語權的強化，這一事件背後折射出國際秩序演變的深層邏輯。

國際調解的“中國方案”：填補全球治理體系空白

當前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深陷“訴訟霸權”困境——WTO上訴機構停擺多年，國際法院（ICJ）常被詬病程序冗長且政治化，而私人仲裁則因高昂成本與透明度問題飽受爭議。國際調解院以“和為貴”的東方哲學為根基，通過非對抗性、靈活高效的調解機制，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種“低成本、高包容性”的新選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調解院創始成員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但參與方涵蓋近60個國家和20個國際組織，這種“南南合作+南北對話”的架構，直指現行國際法體系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失衡。正如上世紀“萬隆會議”推動不結盟運動一樣，調解院的成立或將成為發展中國家集體重構國際規則話語權的關鍵一步。

香港的“法律樞紐”角色：普通法優勢賦能全球治理

香港作為調解院總部所在地，其戰略價值遠超地理意義。一方面，成熟的普通法體系、高度國際化的司法人才儲備，以及全球第三大法律服務中心的地位，為調解院提供了專業保障；另一方面，香港背靠內地、面向全球的“超級聯繫人”屬性，使其成為連接發展中國家與發達經濟體的天然橋樑。

在西方頻繁炒作“香港法治衰落”的背景下，國際調解院落地恰是對此類論調的有力回擊。香港憑藉其獨特的制度韌性，正從“國際金融中心”向“國際法律服務中心”拓展新維度。未來，隨着調解案件積累和規則制定參與度提升，香港或將成為與海牙、日內瓦比肩的全球治理地標。

超越法律功能：調解院的地緣政治溢出效應

國際調解院的意義絕非僅限於法律技術層面。在經濟民族主義抬頭、地緣衝突頻發的當下，其“協商優先”的運作邏輯暗合全球對“去風險化”的迫切需求。例如，在“全球南方”國家債務糾紛、跨國基建合作爭端等議題上，調解院可成為避免矛盾升級的“減壓閥”。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文化價值觀輸出。與西方“零和博弈”思維不同，調解機制強調“共情共贏”，這種東方治理哲學的國際化，或將軟化當前國際關係中的對抗性敘事。若調解院能成功處理幾起標誌性爭端，其模式可能向氣候變化、數字治理等領域延伸，形成對聯合國框架的補充。

從機制創新到規則重塑，全球治理的“和合”新範式

當然，調解院面臨的核心挑戰在於如何建立公信力：既要避免被貼上“中國主導”的標籤，又需確保調解結果能被大國接受。參考亞投行（AIIB）的發展經驗，其成功關鍵在於“專業中立性”與“普惠性”的平衡——前者依賴透明規則設計，後者需通過解決中小國家的實際訴求積累口碑。

長期來看，若調解院能與現有機制形成互補（如與ICSID合作投資爭端、與WTO共享貿易糾紛案例），甚至推動形成“調解-仲裁-訴訟”的階梯式解決鏈條，則有望成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催化劑。特別是在美國頻繁“退群毀約”的背景下，中國以“體系補位者”姿態參與規則制定，這種務實策略比直接挑戰西方霸權更具可持續性。

國際調解院的成立，標誌着中國從國際規則的“接受者”向“塑造者”轉型進入新階段。香港作為這一進程的支點，其“一國兩制”的獨特價值再次得到驗證。對於世界而言，這一機制能否成功，不僅關乎爭端解決效率，更是一次對“強權即公理”還是“對話促和平”的文明選擇。在百年變局的十字路口，東方智慧或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新的精神座標。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粵港澳大灣區聯合調解研究院跨境法律顧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