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鳴

上周五晚上，一則新聞引起了全港市民的關注。行政長官李家超當日下午就粉嶺皇后山邨、山麗苑居民食水水質事件親自召開高層督導會，提出四點指示、十項措施，力保供水安全。會後，發展局實地調查導致食水有瀝青等物料的供水喉管，加緊溯源工作；水務署馬上布署皇后山邨及山麗苑的管理公司檢查內部供水喉管、清洗水缸；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立即召集區議員、北區三會成員及北區六個關愛隊小隊，聯同房屋署人員探訪居民，成功接觸超過850個住戶。僅過一天，大部分居民反映水質在加強清洗水缸及加裝過濾網後已有顯著改善。

民生無小事，化解危機須及時。行政長官李家超及本屆政府就任近3年來，一直致力提升地區治理水平。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曾率隊到內地學習“楓橋經驗”，在香港的地區治理中積極實踐，已經取得令人關注的實效。

在內地廣為人知的“楓橋經驗”，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其核心是發揮社會調解的作用，實現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把矛盾和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歷經60餘年發展，“楓橋經驗”巳從地方實踐昇華為全國性治理範式。

筆者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在調研中發現，近三年來香港地區治理出現明顯變化，沒有昔日的“疾風暴雨”、“風颮電擊”，呈現出“風平浪靜”、“春風化雨”的和諧景象。和諧的背後，引入“楓橋經驗”功不可沒。

香港是國際大都市，社會階層多級、文化背景多元、利益訴求多樣，社會治理的難度很高，特別是地區治理非常複雜。用好社會調解的手段，打造“楓橋經驗”香港版，無疑是地區治理的一條新門路、新途徑。

社會調解，帶來“三減一升”

筆者在調研中發現了不少典型案例，其中以下兩個發人深思。

第一個是處理“垃圾屋”的案例。一名獨居長者囤積雜物成癖，令家中雜物、垃圾堆成山，長年傳出異味。鄰居困擾多時，但礙於“垃圾屋”屬私人財產，未經業主的同意根本無法入內進行清理。區議員接到投訴後，與“垃圾屋”業主反復溝通，說服其允許關愛隊進屋清理垃圾，成功解決了長者家居衛生問題，改善了鄰裡關係。

第二個是離婚人士贍養糾紛的案例。一對離婚五年的夫婦，因贍養費問題多次對簿公堂。男方在破產後經濟困難，無法繼續支付法院判決的金額，女方獨自承擔撫養女兒的壓力，關係惡化，影響到孩子的情緒。後來，在法官的建議下進行調解，雙方同意調整贍養費金額，化解了糾紛。

第一個涉及“獨居長者”，用法律方式解決顯得“小題大做”；第二個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且已對薄公堂仍未有效化解矛盾。以上兩件事情用調解的方式則效果最好。

民青局局長麥美娟巳成為基層問題的“調解專家”。她向筆者介紹，社會調解已給香港帶來“三減一升”的明顯效果。

其一，減少“大衝突”。鄰裡之間的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多種多樣，但大多是雞毛蒜皮的小事。若衝突雙方恢復到理性狀態，各讓一步，社區工作人員再用好資源，幫雙方一把，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了。社會調解作用發揮得好，就能避免“小矛盾”演化“大衝突”。

其二，減少“硬傷害”。社區居民同處一個空間，今天不見明天見，地區治理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大家和諧相處，多用調解的手段化解矛盾，可以減少彼此之間的“硬傷害”。“相逢一笑泯恩仇”，從此心無塊壘，長期相處更和諧。

其三，減少治理成本。用法律方式解決矛盾糾紛，必須支付訴訟成本，除了金錢支出，還有時間和精力，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往往搞得人心力交瘁。香港的司法資源也非常寶貴，無論多麼細小之事都對薄公堂，也嚴重耗費司法資源。採用調解方式，不僅可以減少當事人的成本，也可以減少社會治理成本。

其四，提升了“治理溫度”。地區治理應該是“有溫度”的，多用調解方式解決社區居民之間的矛盾，令居民感受到“有事好商量”的氛圍，可以“融冰化雪”，令人春風拂面、喜上眉梢。

治理架構重塑，“四心”效應凸顯

“調解”並非一個新概念，為何過往效果不彰，而現在立竿見影呢？筆者在調研中發現。用好調解這個法寶，地區治理構架非常重要。

眾所周知，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香港的地區治理主要依靠區議會，而區議會在政治風波中越來越偏離服務和諮詢的功能，一度成為“亂港平台”，不是化解社會矛盾，而是製造和激化社會矛盾，這樣的地區治理架構，當然無法行使調解職責。

行政長官李家超及本屆政府就任後，重塑地區治理模式。先是在香港18區成立了452個關愛隊，每隊由8-12人組成，由民政專員統籌，形成“政府+社區”聯動樞紐。此後，特區政府公布了區議會改革方案，令區議會回歸《基本法》規定的“非政權性諮詢組織”定位，並強化監察機制。

2023年11月，新一屆區議會成功選舉，470名議員通過委任、選舉、當然議員等多元渠道產生，確保愛國愛港人士主導；2024年1月，新一屆區議會正式履職，區議會、地區“三會”和關愛隊共同構成了香港地區治理的基本架構。

改革後的地區治理發生了巨大變化，可以用四個關鍵詞來概括：專心，愛心，耐心，善心。

所謂“專心”，就是心無旁騖地服務市民。一方面，及時把市民的訴求上報給政府，並提出建議方案；另一方面，把政府的惠民措施落實到社區，並徵詢居民的意見。地區工作人員真正成為居民的“服務生”、政府與市民之間的“聯絡人”。

所謂“愛心”，就是主動為市民排憂解難。在華豐大廈火警事件中、東湧大規模停水和黃大仙大規模停電等事件中，區議會和關愛隊迅速協助疏散居民，持續多日逐戶探訪，提供情緒支援和應急物資。除了在緊急事件中積極作為，常態化的服務更是“精耕細作”，贏得居民的普遍認可。

所謂“耐心”，就是面對矛盾不迴避，而是“剝繭抽絲”，找準癥結，持續用力解決。比如，一些社區居民反映的巴士線路規劃不足、康文設施不夠等事項，民政專員和區議員三番五次地實地查看，爭取政府投資建設。

所謂“善心”，就是凡事與人為善，兼顧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統一。比如，過往涉及“跨選區協作”事宜很難辦，現在則協作順暢。灣仔區10名議員聯合推動巴士路線優化，處理個案效率提升30%；沙田區議員以區域整體利益為重，推動13組“人人暢道升降機”工程，解決了無障礙設施缺失問題。

未來發展，聚焦重點促升級

“楓橋經驗”的香港版初見雛形；未來，還須不斷豐富其內涵，與時俱進、不斷升級。依筆者之見，應聚焦以下三個重點：

其一，法治與德治並重。任何一個人都在法律規範和道德規範下生活，“楓橋經驗”所用的手段是調解，調解需要講法律，也需要講道德，最終是讓當事人規範自身行為。因此，民青局應更加重視對民政專員及地區工作人員的培訓，練好內功，提升調解的整體水平。

其二，突出家風建設。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細胞好”則“肌體健”，應提煉家庭核心價值觀，借鑒內地評選“最美家庭”的做法，探索開展類似的活動，為社區居民樹立“好家庭，好家風”的標桿，讓大家學身邊的人和事，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形成預防矛盾糾紛的氛圍。

其三，強化“數字賦能”。化解矛盾糾紛，不僅可以在線下“面對面”進行，也可以在線上“鍵對健”進行。隨著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廣泛運用，地區治理要善於利用新技術、新平台、新場景，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溝通方式，提升調解效能。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即將來港考察調研。他每次來港調研都與民政機構負責人員、社區治理工作人員交流溝通，並實地查看地區治理的創新成果，鼓勵大家拓寬思路，做實地區治理工作。

“楓橋經驗”香港版，正是香港地區治理的新亮點、新抓手、新思路，應在現有的基礎上分析總結，明確下一步的突破重點，讓“楓橋經驗”在香港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長盛不衰。

（本文作者爲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