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兆佳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由於缺乏對西方全面且深入的認知、西方話語霸權長期存在及對西方的經濟依賴等多重因素交織影響，不少香港人形成了對西方盲目仰慕、尊崇的幻想心態。這種心態在香港回歸前後，從多方面實際妨礙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和準確實踐，致使香港在政治管治、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諸多關鍵領域問題頻發。近二十年來，國際局勢風雲變幻，美西方國家內部政治生態紊亂、社會矛盾激化、對外政策轉向，中西關係也隨之發生顯著變化，亦深刻重塑了香港人對西方的認知與觀感，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開始清醒認識西方，對西方的幻想逐步破滅。這一轉變為香港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實現長治久安與繁榮發展，帶來了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與新的發展契機。

香港人對西方複雜幻想心態的成因
 

長期以來，不少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精英分子，對西方抱有一種複雜的心態。這種心態包含了仰慕、膜拜、自卑，同時又會因為得不到西方人的「平等」和「禮貌」對待或接受而感到羞辱和憤怒。這種複雜心態在那些有較多機會接觸西方人的精英分子中尤其突出。產生這種對西方的心態的原因主要包括：超過一個半世紀的被一些人揶揄為灌輸「奴化」或「順民」思想的殖民教育，西方長期在國際上擁有的文化和思想話語權，西方在全球的政治、經濟霸權，香港在經濟上對西方市場、資金和人才的依賴，以及近代中國長期遭受西方欺凌、貧困落後等因素。

不少香港人對西方盲目崇拜，並非源於對其的正確與深刻認知。他們多通過西方媒體、文化作品等片面認識西方，認知流於理想化和過度美化，對西方真實情況了解不足，即便留洋精英也不例外。他們對西方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西方的全球霸權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不公平和剝削性質缺乏認知和批判，因此會在中西衝突時傾向西方，認為中國應「全盤西化」。隨著冷戰爆發，奉行資本主義的西方更竭盡全力詆毀和打擊社會主義，宣揚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更為優越的思想，而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更是成為備受眾多親西方或反共反中勢力抹黑和攻擊的對象。

作為「一國兩制」方針的的創造者和實踐者，中國共產黨對香港人的「親西方」傾向非常清楚。相反，為了以和平方式收回香港和讓香港平穩回歸，中國政府承諾香港在回歸後可以保留原有的帶有濃厚西方色彩的文化和制度，同時諄諄告誡香港人不能讓香港變成「顛覆基地」，因此香港人必須警惕和遏制對中國圖謀不軌的境外敵對勢力，並切實擔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如此一來，在香港人眼中，中央實際上通過「一國兩制」方針肯定了香港帶有西方特色的文化與制度的特殊價值。與此同時，中央又希望香港在回歸後繼續成為中國與西方溝通的橋樑和通道，因此保留香港的「西方特性」，尤其是香港與西方接軌的制度和規則，更能讓香港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發揮獨特和難以取代的作用。在這個背景下，不少香港人更加認定西方文化的優越性。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和外部勢力亦趁機更肆無忌憚地以維護源於西方的「核心價值」來慫恿香港市民抗拒中央、批評香港特區政府破壞香港原有的優勢、阻撓必須的制度與政策改革和創新。

對西方的幻想妨礙「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準確實踐

香港人這種對西方的尊崇和敬畏，在以下幾個方面妨礙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和準確實踐。

首先，香港人更願意相信西方對「一國兩制」的「錯誤詮釋」。之所以是「錯誤詮釋」，是因為這個詮釋與中央一直作出的詮釋在核心原則和主要內容上南轅北轍。在回歸前後，西方和中央在爭奪對「一國兩制」的詮釋權方面不斷交鋒，但令人惋惜的是西方的「錯誤詮釋」長期處於上風。事實上，西方對「一國兩制」不但「一知半解」，更多是刻意歪曲，還與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相互呼應，導致部分香港人覺得中央違反或者放棄了「一國兩制」方針中的一些重要承諾。這些「錯誤詮釋」的核心觀點包括將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認為香港享有完全（而非高度）的自治權，認為香港事務不容中央干涉，否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且因此認為基本法第23條便是不合理的「惡法」，是中央用來保衛政權的法律工具，也是中國共產黨用來鉗制香港人權和自由的手段，而因此拒絕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莫須有」的憲制責任。

第二，這樣的「錯誤詮釋」導致一些香港人認為既然香港是「獨立政治實體」，則國家憲法便不能在香港應用，而香港的唯一「憲法」就是基本法。中央依據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它的所謂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根本不存在，任何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權」的行為都是要控制香港，因此不能被接受。

第三，在一些香港人看來，「一國兩制」方針的主要目標是在香港推行「西方式」的民主發展，而香港成功的民主發展則會在內地產生「示範作用」。既然中央也肯定了「西方民主」的價值，則中央容許香港儘快推行民主改革，讓那些在香港和西方擁有廣泛政治支持的勢力（即「反中亂港」勢力）得以領導特區政權。中央任何「拖延」香港民主發展步伐的行為都違反了中央對香港人的「莊嚴承諾」。至於「一國兩制」在特區政權落在「反中亂港」分子手上後會否難以實施則不在考慮之列。

第四，在這樣的錯誤認知下，香港的制度和政策不能因應內外形勢的巨變而作出改革。當前，最大的轉變是國家的迅速崛起，而香港面對越來越複雜和險惡的國際環境、愈趨嚴峻的社會矛盾、單一的產業結構和持續下降的國際經濟競爭力等挑戰。不過，不少香港人仍然認為英國人留下來的制度和政策，特別是「公務員治港」「公務員政治中立」和「積極不干預」原則無需改革。那些因為擔心利益受損的人更加會利用「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項政策來搪塞、阻撓和破壞任何改革。如此一來，香港便難以快速通過改革創新來應對世局的丕變，而原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性問題也就越來越嚴重。

最後，「愛國者治港」方針難以實現。既然西方在各方面無比優越，則那些飽受西方文化熏陶和獲得西方厚愛和青睞的人便理所當然是治港港人的首選。在這種扭曲和偏執的心態下，「愛國者」被視為異類，他們作為香港與內地橋樑角色的價值不單被漠視，更甚者被視為中央插入香港、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第五縱隊」（泛指隱藏在對方內部的間諜——編者註）。

總的來說，導致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難以全面和準確實踐、特區政府管治困難重重、香港政治鬥爭此起彼落、「愛國者治港」無法落實、香港的產業結構過於單一、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不斷下降、民生問題愈趨嚴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香港成為了國家安全隱患等的原因很多，但這與香港人普遍對西方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有莫大關係。在內外敵對勢力的蠱惑和教唆下，不少香港人甚至相信西方才是香港人根本利益的「捍衛者」和「守護神」，特別是當中央對香港人「不好」或「背信棄義」的時候。因此，只要這些幻想繼續存在，香港的種種亂象便難以消除。

香港人對西方幻想破滅的原因

然而，過去十多二十年來西方國家和中西方關係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香港人對西方的觀感，磨蝕了他們對西方的幻想。

首先，西方出現了很多讓香港人感到失望和錯愕的現象。西方的政治亂局愈趨嚴重，民主素質每況愈下，政黨不斷弱化，右翼民粹主義強勢冒起，政府管治乏力，社會矛盾突出，種族和宗教衝突愈演愈烈，財富愈趨集中，中下層民眾生活停滯不前，源於西方但禍及全球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多次發生等。簡言之，香港人越來越看清楚西方所標榜的「民主理想」與西方的政治現實相去甚遠。香港人越來越清醒覺得那些不斷吹噓西方民主的西方政客、媒體和學者極為虛偽、陰險和「離地」。香港人普遍覺得西方正在走向不可逆轉的衰落，而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也肯定與西方的衰落有密切關係，甚至是西方衰落的主因。

第二，美西方的對外殺伐不斷。冷戰結束後，美西方口頭上雖然不斷強調世界和平、「普世價值」和人道主義，但卻不斷以不同名義對其他國家發動戰爭和侵略，如科索沃戰爭，兩次海灣戰爭，美西方對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朗動武，美國支持和歐洲默許以色列在加沙地區進行「種族滅絕」等。這些戰爭無不導致生靈塗炭、民不聊生、財富盡毀和基礎設施毀壞，嚴重破損了美西方在香港人心目中長期以來的崇高道德形象。

第三，美國一反過去積極推動全球化的立場，反而實行單邊主義、霸凌主義和保護主義，對全世界的經濟、金融和民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2008年源於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海嘯對世界各國所造成的損害迄今尚未消除。2025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上任伊始便悍然發動針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關稅戰和貿易戰，給全球帶來巨大的衝擊、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推翻了美國自身的典章制度，粉碎了其設計和主導的那個所謂「自由國際秩序」。

第四，縱使不少香港人懷有「反共反中」思想，但過去幾十年中國在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扶貧脫貧、尖端科技和國防軍事上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讓這些人難以視若無睹。更重要的是，中國所取得的驕人成就是在美西方無底綫打擊、制裁和遏制下達到的。即使不少香港人對西方仍有憧憬和景仰，但他們作為種族意義上的中國人，對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對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迅速提升，在感情上不可能完全無動於衷，總會感受到某種程度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並產生對中國共產黨的敬慕和感激之情。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國和其部分西方盟友在過去十多年徹底改變對港立場，將香港作為打壓孤立對象。 這與美西方對華戰略和政策丕變有莫大關聯。美西方長期企圖藉香港推動中國走向「和平演變」，實際上是希望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然而，即使中國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並急速全面崛起，卻並沒有走上西方的發展道路，反而別樹一幟，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美西方越來越認為中國成為了它們的戰略和安全威脅，而這一「威脅感」又伴隨西方的衰落而愈加嚴重。美西方因此斷定香港難以完成它們「記付」的「任務」，反而因為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而成為了助力中國崛起的「幫凶」，並因此認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不再符合美西方的安全和利益。大概從2010年開始，美國把戰略重心逐漸從歐洲和中東轉移到亞太地區，2017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更把亞太地區擴展到印太地區，企圖拉攏印度和澳大利亞一起對付中國。與此同時，美國和其一些西方盟友對中國的戰略便越來越多包含圍堵、孤立和遏制的成分，而這些成分又越來越成為它們對華戰略的核心。為了壓制中國的崛起，美國越來越把香港當作「棋子」，而最好的辦法是要讓「反中亂港」分子奪取香港特區管治權，退而求其次則是毀壞香港的繁榮穩定，讓一個動盪不安、經濟倒退和民生凋敝的香港成為國家的負累和麻煩來源，不再能夠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發揮獨特作用。所有這些都讓越來越多香港人對美西方的險惡圖謀醒覺，並改變了其對美西方的認知和態度。

早在十年前，筆者在《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2015）一書中已經預告美西方對華政策轉變將會在相當程度上令香港的國際環境變得更凶險。筆者認為：「美國和西方對香港的意圖也會越來越難捉摸，但估計它們傾向更多地介入香港事務。過去外部勢力一向支持主流的反對黨派，主要是那些意圖利用香港來影響內地的政局的黨派。今後外部勢力對近年來湧現的各式各樣的『本土主義』和『分離主義』勢力也會加以留意。」「中西方在香港的較量肯定會在香港社會造成政治分化。畢竟，幾乎所有香港的反對勢力都認同西方的信仰、依仗西方的支持和保持反共心態，任何來自中央或特區政府的意在排拒西方插手香港事務的行為都會引起香港反對派的不滿和反彈。相反，『愛國愛港』力量則肯定會站在中央和要求政府的一方。雙方原來的政治分歧會因為中西方的角力而加劇。反對派與『愛國愛港』力量在這方面的衝突又必然會加深反對派與中央的芥蒂。」

香港之後形勢和事態的發展的確被筆者不幸言中。美國和其一些西方盟友越來越公開和明目張膽地插手香港事務。美西方在2012年「國教風波」和2014年「佔領中環」事件中的角色雖然重要，但卻較為「隱蔽」「低調」和「克制」，當然西方媒體和一些西方政客公開表達了對「反中亂港」分子的支持。然而，隨著美西方對中國的遏制幅度和力度不斷提升，美西方插手香港事務的意圖和行動也越來越明顯。美西方一些擅長在其他國家搞「顏色革命」的機構，尤其是「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它的屬下機構，在香港積極物色、拉攏、資助、訓練和指揮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並通過西方政客和媒體的吹捧將他們打造為在國際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民運人士」和「人權鬥士」。過去十多年，美西方和「反中亂港」分子聯手在香港策動一連串動亂，破壞性最強的莫過於2014年「佔領中環」和2019年「修例風波」。這些動亂嚴重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治安、法治和國際形象，讓香港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最近幾年，通過對那些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反中亂港」分子的審訊，不少香港人才猛然得知香港自回歸以來的各種衝突和動亂背後都有美西方的插手。有了這種得來不易的認知後，越來越多香港人對美西方的嘴臉有了較準確的認識，也因此對西方多了一份反感、不安和警惕。

2020年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和2024年香港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後，美西方和 「反中亂港」分子再難在香港興風作浪，而不少那些過去不斷宣揚「西方優越論」的人士和機構不是鋃鐺入獄、潛逃海外，便是偃旗息鼓，充其量搞點「軟對抗」。愛國愛港力量則在思想、媒體、文化和教育陣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主導權，並有機會在香港推動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讓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國家和民族有更真實的認知，讓他們不再盲目迷信、相信和敬仰西方文明。

過去十年左右，美西方一改對香港的「友好」姿態，越來越敵視、歧視和詆毀香港。美國更不斷出台旨在打擊、抹黑和分化香港的法律，包括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和「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等。美國不再承認香港在中國國家中的特殊地位，把香港當作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美國對香港的官員施加「制裁」，禁止香港從美國取得尖端科技、阻止美國資金到香港投資、終止與香港的司法合作和削減與香港的文化與教育交流。2025年特朗普再度當選為美國總統後，美國更對香港進一步打壓，包括不承認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對香港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徵收重稅和制裁香港負責維護國家安全的官員等。特朗普政府的種種行徑的目的是要傷害香港，削弱香港在中國國家發展中的角色和貢獻。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動關稅戰，妄圖打垮中國。越來越多香港人包括部分「親美」精英對美國的所作所為甚感憤概。特朗普重新上台後，在美國和世界製造破壞和混亂，徹底背離了美國過去一直宣示的價值觀，放棄了作為超級大國的責任和承擔。美國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軟實力大幅下降、國際信用蕩然無存。凡此種種都讓不少原來傾慕美國的香港人瞠目結舌、驚慌失措、幻想破滅。在歐洲，英國脫歐、英國和歐洲政局混亂動盪、反民主和反移民的右翼勢力抬頭乃至歐洲經濟陷入停滯，都令不少「親西方」香港人感到難堪和失落。總而言之，西方過去在香港的美好與光輝形象正在迅速而難以逆轉地褪色。

今天，越來越多香港人對西方的好感、仰慕和幻想正在不斷滑落。美西方越來越無底綫地遏制中國的崛起，這讓不少香港人感到憤怒和困惑，更覺得西方歧視中國人，拒絕平等對待中國。這種感受在那些飽受西方教育熏陶的香港精英中尤其深刻和痛苦，摧毀了他們對西方的愛慕和膜拜，更在部分精英中滋生了反西方特別是反美情緒。

香港人對西方幻想破滅的正面效果

展望將來，隨著中國的崛起和西方的沒落，香港人對西方的幻想破滅對香港往後的發展會帶來不少正面效果。

首先，西方政客、媒體和學者對「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和中央對港政策的種種指控會越來越受到香港人的質疑。他們對「一國兩制」的「錯誤詮釋」在香港的市場和受眾會不斷萎縮。在對西方幻想破滅後，憲法、基本法和國安法教育將得以更順利和有效地開展。越來越多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初心和核心內容會有更清晰和正確的理解和掌握，「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和準確實踐也會更有保證。

第二，香港人對西方幻想破滅會讓他們對西方遏制中國崛起的意圖和行動有更確切的了解和警惕。香港人會更明白那個正在走向衰落的不歸路的西方，尤其是美國，正在負隅頑抗，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和孤立中國，阻撓中華民族的復興，而香港則會是它們用來對付中國的「棋子」，卻同時又是它們的「棄子」。各種美西方針對中國和香港的破壞行動都越來越會引起香港人對西方的反感，並提高香港人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香港人對國安法和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會有更深刻的體會，從而讓香港的各種國家安全法律更能獲得香港各界的支持和響應。

第三，香港人對西方幻想破滅有利於鑄牢香港人與內地同胞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美國和其一些西方盟友不再承認香港在中國享有獨特地位和高度自治，並把香港與內地大城市等量齊觀，實際上讓香港人更加意識到自己與國家和內地同胞已經是同命運、同利益和同呼吸，要說服西方人認同香港在中國有特殊地位不啻是緣木求魚。特朗普對中國貨品施加巨額關稅，卻又同時對一向實施零關稅和自由港政策的香港徵收同等關稅，這讓香港人猛然警醒，讓那些對美國和西方還存有不切實際幻想的香港人明白，香港的未來與國家的未來不能切割，香港必須與國家聯手反擊美國的霸凌行為，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對接國家的發展戰略。

第四，香港人對西方幻想破滅讓他們對「反中亂港」分子有新的體會和認識，明白他們原來一直以來是美西方用來遏制中國的「棋子」。他們會了解，「反中亂港」分子過去一直鼓吹的「政制改革」和為了爭取香港民主而發動的政治鬥爭，都是為了奪取特區管治權，讓香港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的「顛覆基地」，讓他們能夠更好地擔當美西方在香港的代理人。過去幾年，香港人對「反中亂港」分子的本質已經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對他們受到法律懲處和政治遏制不表同情，更遑論以實際行動支持。「支聯會」「職工盟」「公民黨」「民主黨」等「反中亂港」組織的解散、「47人顛覆政權案」的審判、「反中亂港」頭目黎智英的審訊等事態發展在香港波瀾不驚，反映了「反中亂港」分子在香港已經是窮途末路、人心盡失。那些潛逃海外並繼續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來抹黑香港，以及仍在香港進行「軟對抗」的「反中亂港」分子，即便在香港仍有少數殘餘「擁躉」，但他們的影響力早已今非昔比了。

第五，經過超過一個半世紀英國人的管治，香港政府的公務員中不乏崇尚西方的人。他們往往把西方和港英政府的管治思想和模式奉為「金科玉律」，並把中央的「五十年不變」作為拒絕改革的「尚方寶劍」。不過，回歸以來香港內外環境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領域的深層次問題又不斷顯露，越來越多人感覺到香港已經到了不能再「以不變應萬變」來蒙混過關的時候，必須推行必要的改革和創新才能開拓美好將來，包括重塑政府的心態和思路，扭轉香港人的因循守舊思維。對西方幻想破滅的人也包括不少政府公務員，他們當中的有些人早已對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教條開始動搖。越來越多高層公務員對西方幻想破滅會減少政府體制和政策改革創新所遇到的障礙。

最後，香港人對西方幻想破滅有利於增強香港人的團結。過去，香港的精英階層乃至普羅大眾對西方和中國的態度存在明顯的分歧，而「親西方」的精英和群眾則在社會上是多數。近年來，越來越多香港「親西方」精英和群眾對美西方的對華和對港政策乃至它們對「反中亂港」分子的支持和包庇感到不滿。不少人因為西方亂象頻生和禮樂崩壞而產生了對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反思和反省，對過去的「西方優越論」作出修正，並對悠久的中華文化和締造了舉世矚目成就的社會主義中國有了新的認識和欣賞。日後，所謂「親中」和「親西方」的思想隔膜將會加快消除，從而讓香港那些存在已久的相關政治和社會矛盾加快緩和。

總而言之，不少香港人對西方的頂禮膜拜是眾多香港問題的主要來源之一，而香港人對西方幻想破滅則為香港往後「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和香港的穩定和發展帶來勃勃生機。當然，這並不表示香港人需要敵視和排斥西方，或者在香港推行「去西方化」，但卻需要對西方有更全面、深刻、客觀、真實和帶批判性的認識和警惕，並以「平等」和「平視」心態對待西方，如此一來香港方能更好地擔當聯繫中國和西方的橋樑角色。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4-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