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嚴  剛 |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2025年2月，美國以「對等關稅」為名，實質性取消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將其納入對華貿易戰的打擊範圍，此舉導致香港對美出口當月驟降18.5%；4月7日，因美國對華關稅戰加碼，香港恒生指數單日暴跌13.22%，暴露關稅戰對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系統性衝擊。面對如此挑戰，香港的轉型機遇源於「一國兩制」下的制度韌性與區域協同能力。本文聚焦兩大命題：其一，關稅戰如何通過非對稱傳導機制重塑香港的經貿功能？其二，香港如何通過制度創新與區域協同構建系統性抗風險能力？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關乎香港的繁榮穩定，更為開放型經濟體應對保護主義提供實踐範式。香港的實踐揭示，制度優勢與戰略主動性的結合，可在地緣壓力下催生治理動能，為全球經貿秩序重構提供關鍵支點。

全球經貿治理的範式轉變與香港的戰略定位

21世紀以來，全球經貿治理體系正經歷從「規則導向」向「權力導向」的重構。世界貿易組織（WTO）多邊框架的弱化與區域貿易協定（如RCEP、CPTPP）的興起，標誌著傳統貿易秩序往碎片化發展。美國對華發起的關稅戰已突破傳統貿易摩擦範疇，演變為涵蓋技術封鎖、供應鏈脫鉤的多維博弈。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長期承擔著中國內地與全球市場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其轉口貿易規模達本地GDP的1.4倍。然而，關稅戰正重塑香港的經貿功能：其一，轉口樞紐地位被削弱，供應鏈加速向越南、墨西哥等國轉移；其二，通過金融市場震盪傳導系統性風險；其三，侵蝕其作為單獨關稅區的制度優勢。

香港的轉型機遇源於「一國兩制」下的制度韌性與區域協同能力。零關稅政策、普通法體系及資金自由流動構成抵禦風險的核心屏障。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和非美市場拓展，則為供應鏈重組提供戰略縱深，這種協同效應驗證了區域整合對單邊主義的能力。

關稅戰的經濟邏輯與香港的傳導機制
 

關稅作為貿易保護工具，其經濟後果可通過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得到解釋：對稀缺要素密集型產業實施關稅保護，雖可短期內提升特定群體收入，但長期必然導致資源配置扭曲與整體福利損失。美國對華關稅戰恰似當代「以鄰為壑」的典型案例：製造業回流政策雖使美國部分藍領工人獲益，卻推高消費物價，削弱企業競爭力。歷史經驗更揭示其破壞性——1930年美國《斯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生效後，短短三四年，美國的對外貿易暴跌64%，並引發全球貿易量萎縮66%。

而當前中間品貿易佔比超60%的全球化背景下，關稅戰的連鎖反應呈更大範圍的網狀擴散。香港案例印證了這種傳導的非對稱性。2025年2月美國對華（包括香港）商品加徵10%關稅後，儘管香港製造業佔比不到GDP的1%，以及香港產品出口佔整體出口的約1%，但香港出口至美國的商品下降18.5%，主要源於香港轉口中國內地商品去美國大幅減少；香港葵青貨櫃碼頭重箱吞吐量是國際集裝箱貨物經香港轉運的指標，當月減少6.7%。

關稅戰對香港經貿的衝擊呈現三重特徵：

一是轉口轉運樞紐功能弱化。香港對美貿易比重從2015年(特朗普首次當選總統之前)的7.2%降至目前的約5%，供應鏈向越南、墨西哥等國家和地區轉移，不僅導致轉口轉運附加值流失，更引發物流、金融等高端服務業需求減弱。主要從事國際轉運的葵青貨櫃碼頭的集裝箱吞吐量，2024年比2015年下降了34%，反映出其航運中心功能的結構性轉變。這樣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對華發動關稅戰所造成的。

二是金融市場呈現風險聯動和傳導。關稅戰主要從三方面衝擊金融體系：地緣風險溢價推升市場波動，體現在恒指波動率攀升；行業估值體系重構，貿易及關聯板塊（航運、物流等）受關稅成本轉嫁影響，市值蒸發幅度遠超市場平均水平；融資環境惡化，企業信用利差擴大，發債成本上升。值得關注的是，內地資金通過港股通流入香港股市，體現「一國兩制」下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對沖功能，有效緩衝市場極端波動。

三是制度優勢遭遇規則重構挑戰。美國將香港納入對華關稅體系，實質是挑戰其作為單獨關稅區的法律地位。此外，美國海關2025年4月份啟動新原產地核查系統，使得第三方對來自香港轉口轉運的貨物有額外原產地證明的要求，導致香港清關時間延長，行政成本增加。

香港的案例表明，關稅戰對小型開放經濟體的衝擊已超越傳統貿易範疇，演變為涵蓋供應鏈、金融定價權與制度成本的多維博弈。其傳導機制的非對稱性要求政策應對必須短中長期兼顧，創新與協同驅動並舉。
 

香港的韌性基礎：制度優勢與區域協同

香港經貿韌性首先是制度韌性，源自三大支柱：自由港政策、普通法體系及資金自由流動機制。制度優勢在與區域協同效應疊加後，形成抵禦外部衝擊的複合型屏障。

一是三大支柱的制度紅利。香港的自由港政策、普通法體系及資金自由流動機制共同構成抵禦關稅戰衝擊的核心制度優勢。作為全球極少數實行「零關稅+簡單低稅制」的自由港經濟體，香港可在貨物進出口、轉口及轉運業務中展現出其競爭力：其簡化的通關程序與高效的營運效率，使經香港轉口轉運至東盟、中東、南美等新興市場的商品流量持續攀升。以2025年首季為例，輸往東盟的出口額同比激增22.4%，顯示香港正將傳統歐美貿易網絡加速重塑為連接亞非拉新興市場的戰略通道。

普通法體系為跨境商事活動提供了可預期的法治保障。香港國際仲裁中心2024年受理503宗案件，提交的案件有76.4%為國際商事仲裁，凸顯香港作為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的地位。國際企業愈發將香港作為其區域總部駐扎地與商事糾紛解決平台的優選。

資金自由流動機制則為實體貿易注入金融活力，同時也強化了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2024年香港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日均交易額達3萬億元（人民幣），佔全球離岸人民幣支付的75%，這一體系為跨境貿易融資提供了關鍵流動性保障，更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向實體經濟領域深度延伸。

二是大灣區供應鏈協同的「雙循環」效應。香港2024年與內地修訂CEPA下的《服務貿易協議》，進一步深化與內地的經貿合作。香港依託全球領先的金融服務與高效物流平台，構建跨境合作橋樑，為內地企業提供了靈活對接國際市場的窗口，助力其在全球貿易中降本增效。

在這樣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融合更加深入，為香港供應鏈重組提供戰略縱深，推動香港發揮「雙循環」樞紐作用，保障經濟長遠發展。硬件層面以先進物流、數字平台及跨境設施驅動供應鏈高效聯動；軟件方面依託金融創新、科技研發和制度對接，構建內外循環互動機制，提升經貿韌性與競爭力。

這同時催生了「香港—大灣區—東盟」貿易模式：香港企業承接歐美訂單後，通過大灣區完成研發設計和關鍵部件生產，最終在東盟完成組裝等中後期環節，並獲取原產地資格。這種價值鏈重構不僅規避關稅壁壘，更推動「中國製造」向「全球製造」轉型，香港在其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規則轉換器角色。

三是國際區域貿易協定的戰略杠杆。香港通過多邊與雙邊協定構建國際經貿合作的制度性保障。香港至今與20個經濟體簽訂了8份自貿協定，亦與33個海外經濟體簽訂了24份投資協定。此外，已提交加入RCEP的申請並得到東盟成員國的積極回應和支持，加入後有利於香港對RCEP成員的出口、轉口和轉運。

數字貿易規則領域的參與將進一步強化競爭力。香港與內地探討便利數據跨境流動安排，同時主動參與國際社會就數字經濟發展的討論和貿易協議磋商，包括WTO《電子商貿協定》的談判，以推動數字貿易和跨境電商發展，促進貿易創新。
 

挑戰與政策選擇：從被動適應到主動塑造

香港在關稅戰中展現的經濟韌性，構成了其參與全球經貿治理體系重構的轉型基礎。而要實現這種戰略轉型，需要突破結構性瓶頸，更要以主體身份介入國際規則重塑過程，最終形成「短期穩盤、中期重構、長期突破」的政策閉環，達至從規則適應向主動塑造的角色轉變。

目前，香港主要面臨三大結構性矛盾，制約其應對關稅戰的戰略主動性：一是香港產業空心化引致價值鏈脫鉤風險。製造業佔GDP比重長期低於1%，導致研發設計環節缺乏產業載體，形成價值鏈多頭在外的懸空鏈條，供應鏈調節能力不足、關稅成本轉嫁受限、產業升級動能被鎖定。二是金融地產依賴形成結構性枷鎖。作為支柱產業，金融業佔GDP比重達25%（相關就業僅佔7%），地產業雖經歷調整，但房價租金仍高踞全球前列。這種過度依賴導致財富集中效應壓縮實體投資空間，高昂運營成本擠壓高新產業布局，路徑鎖定效應弱化經濟韌性。三是人力資本錯配加劇轉型困境。2024年，勞動參與率降至57%，勞動人口僅約380萬，整體勞動力不足。而且，產業結構單一化導致人才配置扭曲，人才集中於前景較有保障的傳統行業，創科和高新產業的人才嚴重不足。疊加人口高齡化加速，未來人力資本缺口將持續擴大，將削弱關稅戰背景下的經濟韌性。

建議從以下三個階段探索戰略轉型，優化政策路徑：

短期穩盤：金融穩定與市場突圍。需構建「金融維穩—實體紓困—市場突圍」的立體防護網。金融維度，通過專項信貸工具與外匯對沖機制，為受關稅衝擊企業提供流動性保障、鎖定匯率風險，以穩定企業財務預期；同時，把握IPO市場階段性回暖窗口，強化企業資本補充能力。市場維度，對內加速北部都會區開發形成區域增長引擎，一方面增加土地房屋供應緩解樓價房租壓力，另一方面對接大灣區內地市場；對外深化東盟、中東及南美新興市場布局，並依託跨境電商業態構建全球銷售網絡。

中期重構：供應鏈重構與技術創新。在供應鏈維度，適度放寬引進人才和勞工政策，以強化供應鏈和價值鏈的本地環節；支持企業構建區域化物流網絡與海外組裝基地，通過關稅規避策略實現供應鏈彈性優化；同步搭建全鏈條數字化平台，整合關稅規則、物流動態及原產地認證數據，提供實時風險預警與合規解決方案。在創新維度，以新型工業化為核心，通過資本引導機制加速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戰略領域技術突破，同步激活綠色經濟、數字經濟的創新生態，形成傳統產業升級與新興業態培育的協同轉型路徑。

長期突破：制度創新與規則輸出。構建「三位一體」規則塑造框架，實現從「規則跟隨者」向「規則塑造者」的躍遷。在制度創新層面，深化政府決策架構改革，整合港航、海關、貿易數據形成政策仿真平台，以規則透明度提升市場效率，降低關稅戰引發的合規成本。區域協同層：依託大灣區供應鏈整合與市場一體化機制，以及深化與新興市場經貿網絡聯結，強化規則銜接，構建「標準互認—數據互通—監管互助」的協同治理範式。在國際輸出層面，主動參與數字貿易、綠色金融等方面的國際標準制定；設立「一帶一路」商事法庭並提供中英雙語仲裁服務，利用普通法確定性優勢構建跨境爭議解決方案，逐步形成以香港為樞紐的國際商事規則網絡。
 

香港經驗的全球治理啟示

香港應對關稅戰的實踐為全球開放型經濟體提供了重要啟示，揭示了開放型經濟體在複雜國際環境中的生存邏輯與戰略路徑。

制度嵌套強化抗風險能力。依託「一國兩制」下的自由港政策、普通法體系與資金自由流動，香港構建起抵禦外部衝擊的「制度護城河」。這證明特殊制度安排能夠有效增強經濟韌性，為WTO改革提供了重要參考。

區域協同重塑價值鏈韌性。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深度協同以及通過國際多邊與雙邊協定，重塑了區域價值鏈韌性。制度的韌性又使得區域價值鏈韌性得到進一步強化，顯示出區域整合對沖單邊主義的有效性。這種區域合作經驗表明，強化南方國家間的協同，是平衡權力導向型貿易體系的核心路徑。

規則輸出掌握治理主動權。從長期的戰略思維出發，綜合採取技術賦能、標準引領、法律創新等舉措，將制度優勢轉化為規則話語權。這種策略為小型經濟體指明方向：通過精準政策措施替代傳統關稅對抗，爭奪國際規則制定權。

香港的實踐表明，開放型經濟體需以制度供給能力為核心，通過「制度韌性—區域協同—規則輸出」三維路徑，主動將地緣壓力轉化為治理動能。這一經驗不僅為香港抵禦保護主義提供戰略支點，更通過技術標準引領、區域規則協同等創新，為重構包容性全球經貿體系貢獻實踐範本。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4-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