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夢瑤

當東極島的海浪第N次拍打著岸邊的礁石，當香港維多利亞港的海浪第N次遙遙與之共鳴，一部名為《里斯本丸沉沒》的電影，將深海之下沉睡的往事輕輕托起。這不是一場戰爭的複刻和解讀，這是無數被命運揉碎的家庭，在時光裏拼湊出的人性拼圖。導演方勵帶著他的地球物理學專業知識和勘探儀器，以及一顆柔軟善良的心，用八年時間完成了一場跨越世紀的打撈——打撈沉船，打撈記憶，更打撈那些在戰爭硝煙中從未熄滅的人性與溫情。

這是“七七事變”八十八周年的前一天，南方影業在香港銅鑼灣影藝戲院舉辦了隆重而簡單的電影首映禮，我再次觀看了《里斯本丸沉沒》，並採訪了導演方勵。

座標之外：當科學家遇見未被標注的苦難

30°13＇44.42 "N，122°45＇31.14 "E。這組冰冷的數字是方勵導演的執念。作為地球物理學家，他習慣了用精密儀器解讀這個世界。但2014年那個偶然的午後，一組被歷史遺忘的座標，將他引向了一處已被記錄但又似乎是完全未知的勘探方向。“大家都沒找到，我把它找到了。”方勵說這話時，眼裏沒有征服的驕傲，反倒像個孩子捧著心心念念發掘到的貝殼，驚喜又珍貴。1942年，滿載1816名英軍戰俘的里斯本丸在舟山海域被魚雷擊沉，日軍的封鎖令讓這段歷史在硝煙中褪色，只剩東極島老人們口耳相傳但逐漸模糊的記憶。

當方勵的儀器第一次潛入30米深的海底，探照燈照亮的不僅是銹蝕和長滿寄生生物的船板，更是八百多個年輕生命驟然凝固的瞬間。他的眼神仿佛透過渾濁的海水和清晰的時間軸，看到了過去：“我撤離海面的那一天，突然意識到腳下三十米的地方有八百多個生命被遺忘了。”那些被日軍記錄錯誤的座標，像一道數學題的錯誤答案——“日本的記錄是錯的，座標是錯的，座標錯的但它不是故意的，當年的技術是用航海的天象、用星座比對，所以這個誤差太大了。”而他的專業知識，在多年之後的多年之前，成了打開時光密室的鑰匙——不是為了證明技術的精准，而是為了幫那些在時光中沉默了許多許多年的人們，回答那些從未有機會被問出的問題：我的親人在哪里？他們最後的時刻是怎樣的？

方勵導演至今記得撤離海面時那種深深的觸動，“我第一次找到這個沉船完全是出於探索的好奇心，大家都說找不到這艘沉船，我就不相信了。所以，當我找到它的時候，我離開海面。然後我想到，光是聽說有八百多個人在這，並不知道他們的故事，所以才開始尋找，調查這裏面的人物。”也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情感，推動了他要完成這部電影，要記錄這些故事。而Tony Banham博士宿命般走進了方勵這部電影的製作。Tony Banham是英國歷史學者，擔任《里斯本丸沉沒》的歷史顧問，基於他25年的研究成果，其著作《里斯本丸沉沒:英國被遺忘的戰時悲劇》構成影片的史料基礎，為影片提供許多關鍵資訊。看著兩人在訪問中不時對視一笑，就像看見子期伯牙的知音之誼。

當被問及為何總能敏銳捕捉到這些需要被銘記的瞬間，方勵用具有審視感的第二人稱來講述自己的想法：“因為你從小經歷了這個大的時代，你看到了很多苦難民生，看到大家的這個遭遇，所以你天生的就會產生憐憫之心，因為你是人。人是很善良的，所以你對窮苦的、遭遇了災難的家庭，本能的就是有一個很強烈的憐憫的同情心。”方勵頓了頓，再次強調並續說：“這就是人的本能。就是所以你看金雞獎我上台領獎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感謝中國給了我一顆憐憫的心。這算是我的一個‘訣竅’（This is my trick）吧。”

《里斯本丸沉沒》在2024年底舉辦的第37屆金鸡奖，獲得了最佳纪录/科教片奖，是給方勵導演和團隊多年努力的重要肯定，更是對方勵導演這種本能的善意的嘉獎。當一艘船沉沒在海底，當科學家遇見未被標注的苦難，這就是答案。

大銀幕上的家譜：兩千個家庭的沉默與呐喊

在英國、美國、加拿大的某棟老房子裡，當方勵和團隊扛著攝像機敲開這一扇扇門，老人們顫顫巍巍地摸著泛黃的照片和皺巴巴的信件，指認著裡面穿著軍裝的年輕人，說起那些年幼時見過或者從未見過的親人。這些老人傷心又感激：八十年來，第一次有人問我是否想說說他。這樣的場景，應該在380多個家庭中重複了380次。

當我問起方勵導演，怎麼想到要做這部電影時，他說：“一開始的時候也沒有想過做什麼，只是因為聽說這些老人都要沒了，所以要去跟時間賽跑，去‘搶’人證。”大概是方勵導演跟時間拼命搶人的倔強勁頭感動了上天，他從三位在世的老人，逐漸發掘了更多的故事。“我第一次去英國群訪的時候才發現有這麼多故事可以說。這是我沒想到的，所以我才決定去打廣告。結果我這一打廣告，找到380個家庭，還找到還在世的老兵！”最初只想搶救老兵記憶的方勵，卻在世界的不同角落，意外闖進了一座座被遺忘的情感博物館。

“我不是來提問的，我是來聽您說的。”他總對開門的人說這句話，像個虔誠的傾聽者，捧著攝像機等待那些積壓了半生的淚水與思念。方勵導演說：“其實有很多人問過我，你有沒有擔心太突兀，有沒有擔心去觸動人家的傷痛。我說，你們剛好講反了，因為他們被這個世界遺忘了八十年沒有人關心過。結果一幫中國人扛著機器就來敲他們的門，告訴他們，我替你們找到了你們爸爸失蹤的地方。他們很驚訝，然後我再告訴他們，我沒有什麼問題想問你們，你們想告訴世界什麼，你們想說什麼話，我替你記錄。”方勵導演補充道：“我是一個傾聽者，就像一個樹洞，然後我是個記錄者。我告訴他們，我沒有臺本，沒有採訪提綱，沒有任何目的，就是來替你們傳播給世界。因為你們的家庭受了這麼多委屈，受了這麼多傷痛，我有能力的時候，我想替你們轉達給世界。”

從最初想做紀錄片到最後以電影呈現，這種轉變，在他看來不是形式的妥協，而是情感的必然選擇：小螢幕是講述，大螢幕是共情。“電影它更有更大的衝擊力和時效性，也讓更多人有機會看到。而且電影最大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大螢幕營造出的沉浸式，對於細節的品味、對於情感的濃度，對於營造情緒和氛圍都是很豐富的，這是電影的魅力和能量。”

當被問及為何執著於將這些故事搬上銀幕，方勵的答案樸素而堅定：“情感，人的情感！人性的情感是這個電影的最核心的價值。因為對這些人，對這些家庭的情感，讓我放不下來。”

跟方勵導演對談，會在他侃侃而談的時候，感受到他身上的慈悲，慈悲的人會心懷眾生。方勵說：“我一輩子沒有遇到這樣一件事，是面對兩千零七十一個家庭和他們的故事。我想要為這兩千零七十一個家庭，把他們的先輩的遭遇記錄下來。這兩百五十五個東極島救人村民的義舉，一千八百一十六個盟軍戰士的家庭，在被所有人遺忘的時候，我有機會把他們記錄下來，傳播給全世界，我非常幸運，自己有這麼個機遇，能為歷史，能為世界，能為這麼多家庭做一件事情，我是很有幸的。”付出了八年時間，投資了八千萬，耗費的人力物力難計其數，大家都覺得方勵虧了的時候，他說了好幾次，自己是幸運的。

這些歷史煙雲裡四散八方的碎片，最終被他細心用心地聚攏在一起，那些曾經並肩作戰的戰友們，在大銀幕上重聚。當盟軍戰士的後代戴著老花鏡讀著寄回的家書，當光影將東極島漁民劃著小舢板沖向沉船的畫面放大，觀眾看見的不再是歷史事件，而是親情與溫暖。戰爭會改變生命的座標，卻改不了思念的方向。

歷史的接力棒：從東極島到維多利亞港

香港首映會定在7月6日，“七七事變”紀念日的前一天。這個日期是特意選定的，像一個溫柔的提醒：苦難需要銘記，但銘記的目的，是讓維護和平的信念代代相傳。“就像接力賽跑，Tony Banham博士傳了第一棒，我傳第二棒，你們傳第三棒。方勵導演在首映會後與觀眾對談時說，滿懷期許。

採訪中，方勵不時看向身旁Tony Banham博士，兩人眼裡是知己間的默契。Tony Banham博士考證出1816名戰俘的姓名與軍號——“1816個英軍戰俘，每一個人的軍號，每一個人的部隊都得準確”，方勵轉向Tony Banham博士，笑著補充，“I mentioned that every POW you verified. Everyone!”Tony Banham博士溫和地笑笑，帶著學者的儒雅和睿智。

方勵則帶著這些名字潛入人海，去打撈、去拼湊出他們的故事。這種傳播的意念帶著驚人的力量。2018年，賓夕法尼亞州的一位老奶奶，通過報紙得知方勵的拍攝，讓孫子發來三封郵件：“她爸爸就在里斯本丸那裏沒能出來，她特別想傾訴。”方勵當即帶著團隊飛越太平洋，“聽她講對她爸爸的懷念”。後來方勵導演邀請了當年的盟軍後代，在東極島為他們的親人舉辦安息儀式。方勵特意替這位96歲高齡無法親臨的老人獻了一個花環，“就是幫老人家還她的心願”。

歷史不是博物館裏的文物，是活著的記憶。這種記憶的傳承，在東極島漁民的講述中尤為動人。他們的祖輩當年冒著生命危險救人，卻從未將其視為功績。“我們去訪談，採訪他們的事，沒有人覺得自己有多驕傲或者輝煌的。都是說，對呀，我們的先輩看到這麼多的遇難的人，他們去救是很本能的呀。”方勵理解這種樸素的善良：“漁村裏的家庭跟其他地方的人是不一樣的，家家戶戶大多有過這樣的家族歷史，都有出海遇到海難沒回來的人。所以跑海的人就有這個傳統，見到別人遇上海難，都會馬上去救人，仿佛他們刻在基因裡的。”

那些沉睡的往事正在大屏幕上醒來，正在影院之外傳播，不是以仇恨的姿態，而是以“我們曾互相拯救”的溫情。

做一次人：在利己的世界裏種下利他的種子

“做一個人多難得啊！”方勵在采訪裡感慨地說了幾遍。“這種幾率在數學上都不成立。你來看看，你是宇宙一百五十億年的一百五十億分之一，太陽系四十六億年的四十六億分之一，你再乘以第一個單細胞生物存在至今三十五億年的三十五億年分之一，加上絕跡了的恐龍距今6500萬年，南方古猿距今600萬年，直立猿人距今200萬年，現代智人距今20萬年，今天全世界80億人，你是80億分之一的存在，以上這些加乘在一起，是怎樣微乎其微的存活概率？有我們嗎？沒有！所以，感謝你的爸爸媽媽，然後我們都好好做一次人吧。”方勵導演張口便帶著庖丁解牛般的精准與流暢，每個術語、每條原理都像刻在骨子裏，字句如流水般自然傾瀉，連同濃郁而深切的人文情懷。

這個曾在切白菜時為植物生命感動的導演，骨子裏藏著對“人”這個身份的敬畏。他回憶起二十年前那個觸動心靈的廚房瞬間：“我從冰箱裏拿一顆大白菜，放在案板上，我一刀下去，切成兩半，我突然就觸動了。我想到，那白菜也是生命啊，雖然是植物，但被我一刀切兩半了。我穿著拖鞋，站在廚房裡，那一瞬間，那樣的時間空間裡，我莫名其妙就被觸動了。”那一刻他深刻體會到：“做一個人多難得，我怎麼那麼精彩，做了人。人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興趣愛好，有自己的理想和夢想，人會有感性的一面，才叫做‘人’啊。”

當被問及為何投入八千萬，花費八年時間拍攝一部不知道是否回本更別提能否盈利的電影，他的回答帶著理工人的直白：“如果知識只用來賺錢，那人和沒進化的動物有什麼區別？”在他看來，“人的最燦爛的地方在哪呢？在能夠利他，能為他人做一些事。如果把我們的能力、才華用來有利於社會、有利於他人，你會覺得自己更有價值。”

這種信念貫穿了他的人生。從物理勘探到電影製作，跨界的背後是不變的邏輯：能力越大，利他的半徑就該越大。“一個大寫的‘人’，一定要讓它一撇寫‘善良’，一捺寫‘利他’。”

電影裡，那些東極島漁民，明明自己吃不飽，卻把僅有的乾糧分給戰俘；那些英國家庭，明明被遺忘了八十年，卻對著陌生的中國團隊敞開心扉。這些瞬間讓他確信，人性的底色從來不是精緻的冷漠，而是互助的溫暖。

方勵常對年輕人說：“當你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你能夠利他，你能讓別人快樂，你自己也會更快樂。”利己是活下去的基礎，這是動物性的本能。“但是如果你能夠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讓他人不受那麼多苦難，讓他人生活能夠改善，你就變得更有價值。一個人能幫到他人，是幸運的”。八年時間，他用科學家的嚴謹考證歷史，用電影人的敏感觸摸情感，最終證明了一件事：比起炮彈的射程和爆發力，人性的善意輻射范圍要寬闊得多。

深海作證：和平年代裏的永恆功課

戰爭會摧毀物質，卻摧毀不了一朵花的初心。在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的今年，在世界仍有硝煙彌漫的角落，《里斯本丸沉沒》講述的從來不是過去，而是當下——我們該如何守護那些讓人類文明延續的東西：善良，共情力，以及對陌生人的牽掛。

方勵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讓觀眾明白：“和平有多不容易，自己健全的家庭有多珍貴。”他看著當下世界的紛爭，“全球還有很多地方都有戰爭，有戰爭就會有妻離子散、悲歡離合。”因此更要學會更加珍惜自己的家庭和我們所處之處的和平。

“親情或者人類的情感是一個共通的鏈接，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共鳴的。”方勵的打撈還在繼續。不是在深海，而是在每個看過電影的人心裏。他用八千萬投資證明，有些成本永遠值得付出。他用地球物理學知識提醒我們，最該精確定位的，是內心的良知。

就像他說的：“做人就是情緒感情用事的，你見別人有困難你會同情，你幫助人家，人家給你道了謝，你還被感動，這就是人的‘特權’。”

從方勵導演身上，我看到了一種“因上努力，果上隨緣”的機緣感。隨遇而安，而又冥冥註定。《里斯本丸沉沒》這部電影好像是浩大的時光專門等他而來，又好像是他成就了這段歷史。中國人禪宗講三境界。第一境界“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芳跡”。第二境界“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第三境界“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可見“禪”的最高境界是寂滅清淨，清淨圓明。方勵導演開朗韌性帶點活潑的性子裡，隱隱潛藏著一種禪意的最高境界。但行好事，莫問前程，是方勵導演的內心韌性和堅定，與外在鬆弛和善意的最好寫照。

當香港的暮色逐漸漫過維多利亞港，首映會的掌聲漸漸平息，那些走出影院的觀眾或許會明白：歷史從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無數個“我”的故事。方勵教會我們的，不僅是如何打撈過去，更是如何活在當下——帶著善心待人，帶著恒心成事，帶著慈悲心對眾生。因為誰也不知道，下一個需要我們守護的歷史瞬間，會在哪個轉角等待。而那時的我們，是否能像八十年前的東極島漁民一樣，像今天的方勵一樣，毫不猶豫地伸出手去。

這或許就是對和平最好的守護：讓戰爭裏的溫情，成為和平年代的日常。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善良的傳播者、歷史的保存者，在利他的道路上，書寫屬於自己的人生價值。正如方勵所言，來到人間，就要“做一些前人還沒做，我們也來得及做的事”，讓人性的光輝，永遠照亮歷史的長河。

你一定要走進電影院，見見故事裡這些素未謀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