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劉蜀永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是香港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抵抗的抗日武裝力量。為紀念香港抗戰歷史，本刊邀請香港知名歷史學家劉蜀永教授，向讀者們講述香港抗戰史研究歷程，講述如何通過研究賡續先輩的愛國精神。

港九大隊抗戰史研究始於老戰士

最早熱心港九大隊抗戰史研究的是粵港兩地的港九大隊老戰士。1980年代他們成立港九獨立大隊史徵集編寫組，收集了大量口述歷史資料和部分文獻資料，先後編輯出版了《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六個中隊隊史》（1986年）《回憶港九大隊》（1987年）。在此基礎上，他們邀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江敏銳副研究員執筆，於1989年編輯出版了《港九獨立大隊史》。這是研究香港抗戰史的必讀參考書。

有感於抗戰勝利已逾半個世紀，老戰士已屆耄耋之年，東江縱隊的資料又較為零碎，2001年香港歷史博物館委託陳敬堂博士進行一項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口述歷史研究計劃，在短短一年時間裡，走訪了31位老戰士，其中包括港九大隊政委陳達明、黃雲鵬、東江縱隊情報處處長袁庚等。鑒於這些資料十分難得，歷史博物館決定將其出版，又邀得一些專家撰寫國家抗戰和香港抗戰的文章，匯集成為《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一書，於2004年出版。這是香港抗戰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對許多問題（例如港九大隊與英軍的關係，大隊交通總站等）的論述較前更為細緻深入。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2015年10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編著的《日軍在港戰爭罪行：戰犯審判記錄及其研究》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劉智鵬、丁新豹兩位教授擔任主編。該書利用英國陸軍部檔案關於戰後香港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紀錄編著而成，包括專題研究和檔案選譯兩大部分。書中披露的日軍罪行涉及十八日戰爭、香港憲兵隊罪行、深水埗戰俘營、赤柱監獄以及銀礦灣慘案等。書中展示了日軍對眾多香港市民和英軍戰俘濫施酷刑、肆意殺戮等觸目驚心的罪行，以及在強迫歸鄉過程中，將難民推落入海或棄之荒島任其自生自滅的殘暴行徑。重慶出版社以《侵略的證言：日軍在港戰爭罪行》為名，出版了該書的簡體字版。

編修香港第一部軍事志《港九大隊志》

2017年以來，無論是從國家層面，還是從香港社會層面，大家對在香港加強歷史教育都比過去更為重視。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待加強”。這使我們深受啟發和激勵。

我和劉智鵬教授等學者認為，讓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透過香港歷史了解國家歷史，了解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應該是在香港開展歷史教育的比較有效的路徑。因此我們更加努力地推動落實香港修志，致力編寫一本新的通史性香港史著作，同時啟動了一項比較艱巨的工作——編修《港九大隊志》。

港九大隊是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其指戰員為國家和民族浴血奮戰的歷史是香港社會寶貴的精神財富，過去很長時間在香港卻鮮為人知，更缺乏系統性的整理和研究。1989年出版的《港九獨立大隊史》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史料價值，但主要依賴口述歷史。我們認為，這個領域的研究還可以做得更深入和扎實。

為此，我和劉智鵬教授啟動了《港九大隊志》的編修工作。我們特別注重挖掘和整理檔案資料，如港九大隊大隊部當年的軍事報告、英軍服務團關於與港九大隊合作的報告等，以補充和修訂口述歷史的記載。同時，我們還開展了大量田野調查，在新界鄉村（包括荒山野嶺）逐一尋找並記錄港九大隊當年活動的遺址，如大隊部駐地、軍需處、岩洞倉庫等。這些場所在老戰士的回憶錄中時有提及，卻從未有人進行過系統的實地考察。

經過四年多努力，2022年港九大隊成立八十周年之際，香港第一部軍事志《港九大隊志》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包括總述、政治軍事志、遺址志、人物志、大事記、附錄等，是有關港九大隊歷史最全面、最詳細的著作。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存亡緊要關頭的歷史擔當，體現了港人的愛國傳統，出版後深受讀者歡迎，以致最後形成一書難求的局面。為慶祝抗戰勝利80周年，我們又對初版進行了較多修訂，於今年6月出版了增訂版。

在內地也有學者關注香港抗戰史研究。2017年7月，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成立香港研究所，孫揚擔任所長，將香港抗戰史作為重點研究方向之一，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香港抗戰研究“資助。孫揚先後在《歷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史林》等雜誌發表論文《抗戰時期中共國際統一戰線在香港的實踐》《全面抗戰時期香港國共兩黨組織工作析論（1937-1941）》《抗戰時期孔令侃與南尖社在香港的活動》等。2025年他又和研究生一起撰寫歷史普及讀物《香港與國家：風雨同舟的抗戰史》（香港中華書局即將出版），用侵略、暴行、抵抗、外交和勝利五個篇章呈現全民族抗戰框架中的香港抗戰，讓讀者明瞭香港抗戰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地位。

將研究成果融入香港市民生活

2017年以來，在對港九大隊歷史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我們還與幾個愛國團體一起，致力將香港抗戰研究成果融入社會，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並取得了重大進展。具體成績是興建了兩座抗戰紀念設施，並推動香港特區政府設立抗戰文物徑。

第一是建立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紀念館的前身是沙頭角羅家大屋。抗戰期間，這個家族有多達11位成員投身港九大隊，有的還擔任副大隊長、中隊長或交通站站長，貢獻卓著。我們和幾個愛國團體對羅家大屋進行了為期5年的修復與改造，最終建成了香港首座抗戰紀念館，也是首個系統介紹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抗戰歷史中所作貢獻的場館。香港廣州社團總會主要負責籌款和房屋改建，我們作為學者則義務負責撰稿和展板設計。2022年9月開幕以來近三年時間，紀念館已接待9萬多香港市民參觀。

第二是興建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1943年5月，港九大隊大嶼山中隊中隊長劉春祥率領6位班排幹部乘木船渡海前去屯門開闢新的根據地，途經沙洲、龍鼓洲兩個小島之間的海域，遭遇日軍兩艘炮艇伏擊，經過激戰他們和船家一家五口全部壯烈犧牲。為弘揚他們寧死不屈、戰鬥到底的愛國精神，我們聯同新界鄉議局等愛國團體不斷推動，得到屯門民政事務處支持，在烈士計劃登陸的海岸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修建了這座紀念碑，碑文由我與劉智鵬教授撰寫。這是香港第三座大型抗日英烈紀念碑。

我們還與愛國團體一起，推動政府設立抗戰文物徑，把一些鄰近的抗戰遺址設計成供市民或外來遊客旅遊參觀的路綫。目前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接受特區政府有關部門的委托，已完成沙頭角抗戰文物徑的可行性研究，正在進行西貢抗戰文物徑的可行性研究。

香港抗戰史上存在兩種不同性質的抵抗

關於香港抗戰史研究，有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是英國政府是否有意保衛香港，在香港是否存在兩種不同性質的抵抗。

1940年6月，日軍已經控制華南地區，香港海灣處於日軍炮火的威脅之下。英國參謀長委員會悲觀地認為：“香港並非英國的切身利益所在，當地駐軍無法長期抵擋日軍的攻勢。……從軍事角度看，捨棄對香港承擔的糟糕義務，英國在遠東的處境會更好。”1940年12月樸芳空軍中將（Air Chief Marshal Robert Brooke-Popham）出任英國遠東三軍司令時，曾向倫敦要求增兵香港，首相邱吉爾直言這個想法大錯特錯，重申英國必須避免將有限的資源浪費在守不住的地方。然而為何1941年12月日軍發起進攻後，英國沒有立即放棄香港，而有十八天的抵抗？從檔案看主要出於兩種原因，一是減輕駐新加坡英軍的壓力，二是為了大英帝國的面子。

港九大隊的作戰目的十分明確。1945年9月港九大隊在《撤退港九新界宣言》中寫道：“我們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侵略者。三年又八個月，我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冒出生入死之險，不惜重大犧牲，救護盟邦人士，肅清土匪活動，破壞敵偽統治，保衛人民利益，確實盡了我們應有的努力，並做出了許多成績。”

史實說明，二戰期間在香港的確存在兩種不同的抵抗。英軍的抵抗是為了保衛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利益，中共領導的港九大隊的抗戰才是衛國保家，為了保衛中國、保衛香港、保衛香港的中國人。英軍十八天的抵抗並非什麽“香港保衛戰”。當然，英軍的抵抗並非全無意義，因為當時中英雙方有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綫，有共同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者，只是抵抗的目的不同而已。

在香港，我們重點歌頌和褒揚的應該是港九大隊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的抗戰精神，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英雄。我們重點保護的應該是港九大隊的抗戰遺址。有些遺憾的是，至今尚無一處港九大隊抗戰遺址被列為香港最高級別的文物保護單位法定古跡。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文中圖片由作者提供，本文發布於《紫荆》雜誌2025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