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1990年9月10日接受本刊特約記者採訪，就國內特區建設、97年後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重要問題發表看法。

十年前為考察出口加工區和自由貿易區幾乎跑了大半個地球

問：江總書記，您是中共高層決策人物中第一個系統考察過資本主義出口加工區和自由貿易區的人，請談談考察見聞好嗎？

答：那是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在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擔任副主任，主任是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同志兼任的。80年代初，我們國家正着手創辦經濟特區。爲了開闊眼界，研究世界各國的貿易制度、投資制度和開發經驗，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邀請， 我帶了由市長、財政、稅務、法律工作者等九個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國考察。1980年9月下旬出發，11月初結束，歷時40多天。第一站是斯里蘭卡，接着到了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香港，又經日本、美國、英國到了墨西哥、愛爾蘭，最後一站是日內瓦。考察的對象，有的叫出口加工區，有的叫自由貿易區，有的叫自由港。它們創辦的歷史有長有短，規模有大有小，管理水平也有高有低。其中新加坡的裕廊加工區和愛爾蘭的香農自由貿易區，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問：您這次從東半球到西半球，從太平洋到大西洋，幾乎跑了大半個地球，請問這次考察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答：我們代表團中不少人都是第一次出國考察，對什麼都感到新鮮。大家勤問勤記，還收集了一大批材料。東道主非常熱情，儘量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們邊看邊分析比較。這次系統考察的確大開了我們的眼界，了解了國際經濟發展狀況，增強了我們創辦中國經濟特區的信心。記得在日內瓦同聯合國有關專家座談時，有的專家對發展中國家辦出口加工區持有不同意見。我們考察得出的結論卻不是這樣的。

問：對各國的經驗，您最感興趣的是什麼？

答：這些國家舉辦經濟性特區有很多好經驗，記得我當時歸納了這麼幾條：第一，立法比較健全，涉外法規、條例成龍配套，可操作性強。第二，有一個開發的總體規劃，然後一片一片由小及大地幹。第三，管理體制比較靈活，地方和企業有很大的自主權，辦事效率高。第四，注重人才培訓。第五，有優惠政策。還可以再舉出一些，但主要的是這些。當然，我們也看到有的國家的出口加工區中存在某些不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國辦特區的經驗和教訓都值得我國借鑑。

問：您這次是作為政府的高級官員出去考察的，可否說考察的結論對內地特區政策起過積極的影響？

答：這次考察結束後我們向中央作了彙報。當時，我們的國家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的領導下，批評“兩個凡是”，糾正“左”的錯誤，提倡解放思想，很注意學習外國有益的經驗。通過這次考察，獲得了不少有益於我們建設特區的知識和經驗。1981年5月，我們曾經開過一次會，專門研究特區建設中的具體問題，當時作出的一些決定，就是借鑑了那次考察所得。舉例來說，國外辦特區，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以必要的權力，包括某些立法的權力。中央和國務院很重視這個經驗，後來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81年11月26日，通過了一個相應的決議，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廣東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所屬經濟特區的各項單行經濟法規的決議》。

中國經濟特區已站住腳跟，並取得五大成績

問：我們注意到，您擔任中共總書記後，先是去了延安和井岡山等中共革命老區，今年上半年又連續去了廈門、海南島和深圳、珠海、汕頭等經濟特區，這是某種巧合還是別有深意？

答：井岡山和延安，是中國革命的聖地。 經濟特區是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加強現代化建設的窗口。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是昨天革命的延續。我們搞現代化，就是要繼承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大力發揚革命戰爭年代的艱苦創業精神。

問：目前外界對大陸特區建設得失成敗其說不一，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認為，中國經濟特區已站住腳跟，並取得很大的成功。具體來說，有五大成績：第一，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特區和十幾個沿海城市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已經初具規模，有的地方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海南特區建立才兩年，變化也不小，基礎設施搞得很快。第二，特區經濟已形成兩百多億元的工業產值，產品大部分可以出口。吸收外商投資很有成效，外商已經投入特區四十多億美元，大約佔全國的四分之一。特區外貿出口佔了全國的9%。過去特區只有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裝配工業，最近我在廣東、福建看到許多企業已採用比較先進的技術，工業結構已經開始向技術密集型發展了。不但經濟特區是這樣，珠江三角洲也是如此。比如廣東佛山無線電八廠已經能夠生產一種智能型的電子計算機。該廠產品牌號是“星河”，參觀時，我隨口念了一句“耿耿星河欲曙天”。這幾個字由操作員複述了一遍，計算機很快打出來了，可見該廠已經初步掌握了一定的聲控技術。第三，中央和地方已頒布實施近500個涉外法規，其中許多是屬於舉辦經濟特區的。這標誌着我國特區建設已進入法制化階段。第四，培訓了一大批懂得國際經貿和擅長管理的人才。第五，特區建設的成功，對外向世界宣傳了中國的建設和改革成就，對內大大增強了全國人民對外開放的信心。我認為，特區建設的成就，無論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大大豐富了我們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認識。現在對辦經濟特區有爭論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再也沒有人爭論要不要辦、該不該辦特區的問題了。像深圳、珠海等特區的變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不依靠社會主義制度辦不到，如果沒有特殊政策也辦不到。我們的幹部和人民是看事實的。事實證明，中央和鄧小平同志，創辦經濟特區的決策是正確的、是成功的。當然，我們的特區建設還存在若干不足之處，但這是前進中的問題，我們有信心在前進過程中把它解決好。

90年代中國將更加開放，特區不僅是對外開放的窗口而且也是體制改革的排頭兵

問：去年“六·四”風波之後，香港新聞媒介多次報道過您關於中國堅持改革開放不變的談話，能不能請您具體談談90年代中國將如何推進對外開放？

答：90年代中國將更加開放。 最近，中央批准上海浦東的開發和開放，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 對外開放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斷言，它作為我們的基本國策，本世紀不會變，下世紀也不會變。

問：有一種輿論說，大陸經濟困難，離不開西方的貸款、資金和技術，因而聲明對外開放政策不變是被迫的。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

答：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去年“六·四”以來西方一些國家的經濟制裁，對我國經濟有不利影響，但總的來說無礙大局。事實證明，制裁的結果，吃虧的不只是中國。一些國家明智的政治家早已看清了這一點。有的西方國家已經或正在放棄制裁，對此我們表示歡迎。中國經濟發展的立足點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自力更生。近兩年來，經濟領域的治理整頓已取得很大成績。今年上半年，我國夏季糧油豐收，工業逐步回升。可以說，我國經濟運行正在朝着好的方向發展。 中國90年代所以要更加開放，是我們對當代國際政治經濟發展趨勢科學分析的結果， 是我們對國情和面臨的嚴峻挑戰所作出的戰略抉擇。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預告：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開拓了世界市場，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成為世界性的。二次大戰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着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特別是新技術革命的興起，使得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更加密切，貿易往來更加頻繁。通過對外開放，發展國際經濟合作，增強本國的經濟實力，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不可逆轉的潮流。經濟發達的國家開闢自由港、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起步比較早，美國是世界上設立對外貿易區最多、發展最快的國家。一些發展中的國家注意到這種趨勢，紛紛趨而效尤。我們辦特區起步較晚，但我們根據自己的情況並吸取國外有益的經驗，穩紮穩打，我們有信心後來居上。

問：今後十年大陸進一步開放的盤子是否已經敲定？

答：國務院正在制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八個五年計劃，在那裏將會對今後五年乃至整個90年代的對外開放有所規劃。我可以告訴你的是，中國現代化的走勢，總的來說，將從南到北，由東向西，逐步推進。對外開放首先是從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起步的，目前經濟開放的布局相對集中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上海、山東、河北、天津、遼寧、廣西及其他沿海地帶。近年來，雲南省省等同南亞鄰近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有所發展，黑龍江、內蒙古、新疆同蘇聯、朝鮮等國的邊境貿易也趨於活躍。從西部地區來說，自漢代以來就有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總之，我國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這是毫無疑問的。

問：這是否意味着還要舉辦新的經濟特區？

答：不是。我們首先要集中力量把現有的特區辦好。“八五”期間，上海浦東開發將是我們建設的重點之一，以充分發揮上海和長江沿岸腹地的經濟優勢、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我們早就說過我們的經濟特區有自己的特點，它不是政治特區，特區在政治上和全國一樣，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搞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而在經濟上特區要搞活， 要更加有效地吸收外商投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經驗，使產業結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更加有效地擴大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發展外向型經濟；同時，將加強與內地的經濟聯繫。出技術、出經驗、出人才、出信息。經濟特區的發展同全國經濟發展聯繫在一起，在對外開放方面起窗口和基地的作用。特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將比全國其它地區快一些，體制改革也先行一步。一句話，特區將更好地發揮窗口和基地作用，又將當好體制改革的排頭兵。

問：到內地投資辦廠的商人，對內地某些官員的辦事效率低和不送禮辦不成事等頗有怨言。不知政府有何對策?

答：這些弊端是存在的，也有損中國對外開放的形象。但它並不是事物的主流。當然，我們必須十分重視它。這些弊端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在90年代，爲了更加健康地推進對外開放，一要克服官僚主義、辦事拖拉、“衙門”作風等積弊；二要大力加強法制建設，廉政建設和黨風建設。

香港的市場、人才和經濟運行機制具有明顯的優勢，97年後將在中國對外開放中發揮其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問：今年4月在北京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大事。但是，一些在港居民仍有隱憂，擔心1997年迴歸後，香港原有的地位和作用會受到影響，因而移民之風未止。請您談談如何才能解除這種擔憂?

答：造成目前香港資金、人才不正常外流的狀況，核心是人們擔心1997年後內地的政策會影響香港。香港同胞，不論是上層還是中下層人士，絕大多數都是愛國的，希望香港回歸祖國，但坦率地說，不少人擔心回歸祖國後我們會把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搬到香港去。針對這種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明確宣布：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基本法》還從財政、金融、貿易、工商業、土地契約，航運、民用航空等多方面作出規定，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自由港地位。我認為，這些法律規定，是完全符合香港和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能夠保證香港的長期穩定和繁榮的。我堅信，只要我們的政策保持連續性，大家都按《基本法》辦事，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就有保證，流出去的資金還會流回來，對許多人來說在香港搞事業畢竟駕輕就熟。因此，我希望香港新聞界朋友們多宣傳《基本法》，幫助人們消除疑慮。

問：記得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曾是國際金融中心。90年代上海加快開發和開放，會不會影響到香港在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對此，您有何評論?

答：我在前頭已經講過，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發展國際經濟合作、貿易往來和技術交流。正是出於這一考慮，我國鄭重確立了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並為此採取了舉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設置沿海經濟開放區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拓展對外貿易等一系列重要措施。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對外港口和經濟中心城市，它有良好的工業基礎，有一批素質較高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有一支強大的產業工人隊伍，有優越的地理環境和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又同海外各地有着廣泛的聯繫。我國政府決定開發和開放浦東，正是爲了進一步發揮這些優勢，擴大對外經濟技術聯繫，以促進全國的經濟發展。我認為只要我們的政策對頭，到90年代後期，我國的上海，還有天津、大連、廣州、深圳、廈門等一批城市將進一步走上國際市場交換和競爭的舞臺。但是，有兩點可以旨定：第一，1997年香港回歸後，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中國會找到一種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的對外開放新格局；第二，在新格局中，香港目前在國際經濟往來中擁有的市場、人才、管理體制等方面的特殊優勢，不僅不會喪失，而且還將會繼續發揮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緣於各種歷史地理條件逐步形成的，經受了50、60和70年代國際經濟風雲變幻的嚴峻考驗。香港在對世界經濟的參與、適應過程中，同世界各地的經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這種聯繫的形成，諸如流動自由的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四通八達的信息、通訊網絡，靈活高效的經濟運行機制等，都不是其他地方短時間所能達到的。特別是人才，香港的工商界、金融界、司法界、文教界等，都有一批出類拔萃的人才，某些知名人士還在國際上享有聲譽。他們的聰明智慧和才幹，在實現中華民族新的偉大復興中必將大有用武之地。當然，上海在工業生產上的優勢和作用，也不是其他地方包括香港短時間所能達到的，上海和香港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優勢，各有各的作用。總之，1997年以後，香港在中國的對外開放中將繼續發揮其獨特的作用。 而實現這一點，最重要的是保持內地和香港的長期穩定，相互補充，共同繁榮。 所以， 我希望香港同胞要為大陸和香港的穩定作出自己應有的寶貴努力。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是反對自由，也不是反對同外國資本家做生意

問：去年下半年以來，內地加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教育，不少港人和外商對此感到困惑，有的由此產生緊張心理。應如何向港人正確解釋這個口號？

答：我在不少場合碰到外國友人提出這個問題。他們問起，你們說要實行對外開放，歡迎外國人來投資，來投資的人都是資產階級，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怎麼會來啊？還說，資產階級是講自由的，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自由都沒有了，他怎麼敢來啊？他們表示不理解。我給我們做宣傳工作的同志講過，對這個口號要解釋清楚，免得外國人誤解。大家知道，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我們的國家才能強盛，我們的人民才能富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氾濫會破壞我們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所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維護國家和社會穩定的需要，是改革開放得以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我們已經一再說明，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政治概念，是指一種政治思潮，有特殊涵義。對我國來說，它在政治上實質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主張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把這種政治主張付諸行動，都是違背我國憲法的，因而是必須堅決反對的。外商來自資本主義國家，在大陸投資辦廠、做買賣，這是我國的憲法和法律所允許的，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政治觀點強加給他們，但要求他們遵守我國的憲法和法律。中國共產黨人已經為中國人民的自由奮鬥了70年，開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也屬於我國政治建設的重要目標。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是反對自由，也不是反對同外國資本家做生意，更不是反對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經驗，有的不僅是要學，而且要按照國際慣例花錢去買。這不是我個人的主張和解釋，而是我們黨中央的一貫主張和政策。你們大概都清楚，講反自由化講得最堅決的是小平同志，而小平同志是舉世公認的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所以，我希望香港新聞媒介多作正面解釋，幫助人們消除疑慮。

問：反對自由化，會不會導致對人們私生活的干涉？

答：反對自由化的教育和鬥爭，有明確的嚴格的政策界限，不應干涉人們的私生活。但是，如果有人傳播製作淫穢書刊和錄像，賣淫嫖娼，吸毒，走私販私等等，那是決不允許的，因為這要污染和毒化社會，觸犯了我們的法律。此類社會的膿皰、潰瘍，就是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法律也是不允許的，正直善良的人們也是堅決反對的。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1990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