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姚洋

我們身處一個國際環境復雜多變、國內經濟處於轉型期的時代。對於國際環境，一些人持悲觀態度。他們注意到，美國在圍堵我們，一些“鷹派”甚至提出與中國徹底“脫鉤”，歐洲則尋求“去風險”。一些人擔憂中國已被西方主導的世界永久排除在外。

這些擔憂往往是情緒化的，並非基於現實。

基於數據去理解國際環境與“脫鉤”論

經濟學家擅長依靠數據說話。數據表明，世界不僅沒有與中國“脫鉤”，反而更加依賴中國。以出口為例，這是經貿聯繫中至關重要的方面。疫情之前，中國出口佔世界比重為12%，疫情後上升到14%。2023年雖略有下降，但全球出口量普遍下降，且其他國家的降幅甚至超過中國。因此，中國出口佔世界的比重並未下降。今年前10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6.02萬億元，同比增長超過5%。這一數字充分證明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為何世界離不開中國？原因在於中國的綜合成本低。

有人會說，你只關注全球數據，為何不看看美國？但我要強調，我們不應只關注歐美，世界還有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抱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心態，認為如果比我們更發達的國家不買我們的產品，我們就矮人一截。事實上，一個產品賣給美國人和賣給非洲人並沒有本質區別，甚至賣給非洲人的效用更大，生產力更強。很多人沒有真正做到“平視世界”。

在審視中美貿易關係時，不應僅僅關注中國直接出口至美國的貿易量，儘管這一數據在去年下降了17%。還要注意到，美國進口商品中，中國產品的含量實際在增加。原因在於，中國將部分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等國家，再從這些國家出口到美國。若僅從直接出口數據看，這一比例確實較低，甚至低於墨西哥和加拿大。但是，若依照原產地原則進行考量，美國進口商品中，來自中國的成分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從2018年的20%上升到了約25%。

這一現象揭示了中美貿易關係的複雜性，並質疑了“脫鉤”策略的實際效果。所謂的“脫鉤”並未真正實現兩國經濟的完全分離，反而促使中國企業加速向海外轉移。

這種轉移對中國而言具有多重益處。中國將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不僅促進了這些國家的就業和收入增長，也為中國企業開闢了新市場。

不要輕信“世界都在拋棄中國”

關於當前國際經濟環境與中國的發展態勢，有幾點值得深入探討。

首先，關於美國試圖與中國“脫鉤”的言論，儘管美國政府對其國內企業投資中國施加了諸多限制，但中國對美國投資的增長勢頭卻異常迅猛，尤其是在新能源領域。這表明，儘管美國國會中的某些政客可能持悲觀態度，但各州政府卻歡迎中國投資，因為這將為其帶來GDP增長和就業機會。因此，我們應該避免被誤導，不要輕信“世界都在拋棄中國”的言論。

其次，在討論歐洲對中國的“去風險”策略時，常有人將其與“脫鉤”相提並論，但這種理解並不準確。以我去年訪問的一家德國芯片製造企業為例，該企業響應歐盟號召迴歸歐洲投資，這是其“去風險”策略的一部分。當被問及如何實現“去風險”時，該企業表示，在中國的生產線不會關閉，因為其在中國市場擁有巨大的份額，但他們同時計劃在歐洲和美國建立新工廠。這種策略實際上對中國沒有造成實質性損害。當被問及歐洲工廠生產的芯片將銷往何處時，該企業表示將主要賣回中國，因為中國的汽車製造產業規模龐大，對芯片需求巨大。這一過程實際是企業在全球範圍內分散風險，確保供應鏈的穩定性，而不是簡單地與中國市場“脫鉤”。

再次，關於美國對中國科技領域的打壓，結果並未如其所願。相反，這種打壓反而促進了中國技術的進步。例如中國芯片自給率不斷提高，儘管這一過程中我們付出了高昂成本，至少短期內如此，但美國這一行為實際導致了“雙輸”結果。原本這些芯片我們可能無須自主生產，但現在卻不得不自主研發和生產。

此外，我們必須意識到，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人工智能、新能源以及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我們均處於世界領先的第一陣營。

近年來，即便我們常常對基礎研究現狀表達不滿，但事實上，這些領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中穩居各類排名前15。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學者的論文在“自然指數（Nature Index）”這一重要指標上的提升。“自然指數”衡量的是Nature高被引文章的數量，中國這一指標居於世界前列。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用“清場式領先”這樣的說法，但這正是數據的體現。這也是為何美國打壓中國的原因。20年前，美國並未如此打壓中國，因為當時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實力與其相差甚遠；而現在，隨着中國迅速崛起，情況已然不同。這不是世界正在遠離我們，而是世界開始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這是中國進步的必然結果。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答案就是適應。就像美國人儘管在全球範圍受到一些批評，但他們依然自信地面對世界。我們也應如此。

金融政策調整源於擔心實業空心化

目前，我國經濟正經歷着深刻的調整期。這一調整從2010年開始，標誌着出口導向型經濟不再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首要驅動力。過去十幾年，我國經濟領域不斷調整深化，幾乎每兩年就會提出一個新概念或策略，如“新常態”強調適應中低速增長，“去產能”針對鋼鐵等污染產能的淘汰，以及“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等，均旨在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

然而，這些調整主要依賴於企業和社會自身的調整意願和行動，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對有限。儘管如此，政府的政策導向和信號對於企業行為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降低全社會金融化程度方面做出了努力。自2018年起，全社會呈現出金融化程度降低的趨勢。這一趨勢與隨後發生的深度調整密切相關。為何會有此結論？主要是因為觀察到美國產業空心化的主要成因便是過度金融化。這一觀察與分析是準確的，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便是過度金融化的直接後果。

為何美國會陷入全球金融危機？其背後原因是大量頂尖人才被華爾街吸引。過去，麻省理工學院（MIT）畢業生的理想是成為通用電氣（GE）的工程師，哈佛畢業生曾經以服務國家為首要理想，然而，如今的名校畢業生卻更傾向於在華爾街工作。這一現象深刻反映了美國社會被金融所主導的現狀。

我多次訪問美國，與華爾街人士交流時，他們普遍表示美國經濟狀況極佳，儘管存在通貨膨脹的問題。然而，與普通美國民衆交談時，卻聽到了截然不同的聲音，他們普遍認為美國經濟狀況糟糕透頂。通貨膨脹實際上是財富的大規模轉移，從社會底層民衆轉移到華爾街精英手中。金融行業的過度發展導致製造業萎縮，產業逐漸空心化，這對美國競爭力構成了嚴重威脅。

面對美國這樣的教訓，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當前局勢？自2018年起，我國開始去槓桿，這是一項堅定且有力的政策調整。在去槓桿的基礎上，我國進行了深度的經濟結構調整，其中也包括金融業自身的調整。金融業正面臨嚴格監管，國家金融監管總局的成立進一步加強了這一監管力度。金融業降薪並非出於懲罰，而是鼓勵更多人才投身於創新和製造業。

房地產作為居民和企業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金融化程度過高對整個國家的金融安全構成了威脅。房地產過度發展不僅佔據了居民財富的大部分，也導致許多企業的資產過度集中在房地產領域。

此外，地方政府債務的過度累積也是金融化過度的表現之一，這種過度借債的行為已經難以為繼。從某種程度上說，2018年以來的深度調整使許多企業和個人感到一些不適。過去，我們可能像穿着寬鬆大衣一樣自由行動，但現在，我們需要按照更加規範的方式行事。

這種變化是必要的，也是我國走向更加穩健、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

（作者系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