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張岩峰 | 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名譽會長

香港走過三次經濟轉型之路，當前正處於第三次經濟轉型的關鍵期。香港須銳意推進結構性增量改革，以創科產業和新型工業化作為破局創新的突破口，打造香港經濟新增长引擎。一方面解除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藩籬障礙，創造高效優良的服務條件與營商環境；另一方面積極吸納和培育企業、人才、項目、風險投資等創新要素，並促進要素間的有效聚合，香港經濟才能重拾升軌，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高質量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香港的三次經濟轉型

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獨特的地緣關係，香港經濟直接發軔於轉口貿易為主導的服務經濟體，歷經110年在上世紀中葉發展成為遠東最重要的國際轉口貿易港和商埠，而非如一般經濟體要先完成工業化，再發展第三產業。

香港的工業化發生在上世紀50-70年代，歷經30年，從貿易航運為主的服務經濟體，成功轉型為以製造業為主的新興工業經濟體，並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以「後來居上」的回溯式轉型，追上工業化潮流。同時，工業化也促進了原有的貿易、航運、金融、商業服務業的發展。這是香港第一次經濟轉型。

在上世紀80-90年代，香港歷經約20年，抓住中國改革開放的機遇，從製造業為主的工業經濟體經過「再服務化」轉化，將金融貿易等服務經濟部門進一步發展壯大，使香港經濟再度轉型為服務經濟體，並成為亞洲第一大國際金融中心。這是香港第二次經濟轉型。

然而，表現亮麗的第二次經濟轉型並未給香港的製造業等工業部門帶來轉型升級的機會，金融與地產相互結合與促進，催生和加快了行業的「去工業化」和「產業空心化」。第二次經濟轉型中存在的結構失衡的隱患在後續發展中漸次顯現。於是，經濟轉型的議題進入香港回歸的歷史進程。在起草和頒布香港基本法過程中，開發新興產業、促進和協調產業多元發展被納入香港憲制體系。基本法第118條和119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並開發新興產業；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和協調製造業、商業、旅遊業、房地產業、運輸業、公用事業、 服務性行業、漁農業等各行業的發展，並注意環境保護。

其間，香港社會也提出經濟轉型要求。尤其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出於危機意識和對世界經濟潮流的認知，提出新的經濟轉型目標。其任內的歷年《施政報告》都把推動經濟轉型、促進經濟增長、發展知識經濟作為施政目標，特別是在創新科技和高等教育方面實施了不少開創性和奠基性工程，例如，設立創新科技基金、建設香港科技園、努力發展大學科研。後來，歷屆特區政府在創新科技方面一直有所努力，財政投入也有所增加，令香港改善了創科基礎研究薄弱和人才缺乏的局面，並造就多所世界一流大學。然而，值得深思的是，香港為何一直未能像其它「亞洲三小龍」一樣，將製造業和工業轉型出新，而躋身全球高新科技產業發展行列，未能打造新的經濟增長引擎？由於缺乏經濟新動能，香港的貿易航運等傳統產業的優勢和競爭力也受到嚴重影響。加之政治風雨、社會動盪、疫情和外圍經濟周期的影響，回歸20多年來，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道路曲折，步履維艱。

當前，香港迎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歷史機遇，第三次經濟轉型進入攻堅關鍵期。成功實現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成為香港「由治及興」題中之重義。

以行政長官李家超為首的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已將增強發展動能、促進產業發展作為施政的重要目標，把積極推行產業政策列入完善治理體系的進程。成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善用財政儲備引導投資策略產業，吸引和助力更多企業在港發展；把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搶企業、搶人才，強化香港國際競爭力。香港政府所做的努力，正如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十周年致辭中所講的，將力爭「把好的資源留在香港，把優秀的人才吸引到香港，一起為香港的繁榮發展注入更多活水，激發更多動能。」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制訂了《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藍圖》），致力於構造產學研投相結合的科創生態圈，發展香港優勢產業，推進新型工業化。《藍圖》尤其突出了經濟多元化發展和產業結構拓展、建設上中下游相互激發的創科產業生態體系，並在10年內將製造業佔GDP比例提升到5%。
 

香港經濟轉型面臨挑戰

過去20年，由於新增長引擎缺位，香港經濟發展總體呈現動能下降趨勢。增長長期乏力，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受到影響。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2004-2023年間，香港經濟增長率和發展趨勢整體上遠遜於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經濟體；近6年亦低於高收入經濟體。

經濟結構性問題造成香港經濟增長動能長期不足，削弱了香港抵禦社會動盪和外部衝擊的能力，也造成事後香港經濟恢復和提振乏力。過去6年間，按GDP總量本幣不變價計算，香港經濟一直未能擺脫技術性衰退的現狀，社會總財富至今仍未能恢復到2018年水平。

圖1：2004-2023年間，香港經濟增長態勢遜於世界其他經濟體

圖2：2018-2023年間，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萬億港元）低位徘徊

經濟結構單一的弊端，也突出反映在香港近幾年連續出現的巨額公共財政赤字上。財政收入長期依賴港英時代遺留的土地財政模式，缺乏來自多元產業利得稅、薪俸稅的支撐。這與新加坡以公司稅、消費稅和個人所得稅為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由製造業和工業為公共財政提供強健支撐而令政府財政可持盈保泰，形成鮮明對照。

香港當前經濟轉型面臨來自區域和世界範圍的激烈競爭。然而，時至今日，香港「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其中，削弱創科產業和新型工業發展的「要素虹吸」和「產業阻尼」現象尤其未引起足夠警惕和應對。港產獨角獸企業最終都沒有留在香港，新型工業化所需要的企業在香港扎根艱難，風險投資在香港難成氣候，都與此密切相關。

當企業用地成本、租金成本、人才居住成本、為企業與人才提供服務的質素與效率存在地區間落差時，香港的新興企業與人才就被周邊城市或世界其它地區迅速「虹吸」而去，而香港想要引進的企業、人才、風險資本等創新要素，也難以在香港真正落戶生根。由於產業結構失衡局面持續，產業政策執行受阻，用地及租金成本、人才居住成本高企，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就遭受重重「阻尼」，發展動能不斷衰減。如果「要素虹吸」和「產業阻尼」現象不加克服，搶企業、搶人才的熱鬧過後，企業與人才仍將面臨今後發展中的成本壓力和發展阻力，在周邊和世界其它地區的強大吸引和爭奪下，去留仍將存在很大變數。

「要素虹吸」和「產業阻尼」雙重夾擊現象的主因，今天已不再被政治動盪、「積極不干預」主義等因素所掩蓋，更不是由於周邊和世界其它地區的白熱化爭奪使然。新質生產力發展規律同樣遵循「第一性」原理：香港高地價、高地租無處不在，土地財政和短租制度慣性強大，陳規舊制不合時宜，造成新興產業發展的綜合成本高昂，進程蹉跎，各種創新要素的流失就幾乎是必然。新興產業和新型工業化破局受到阻礙，新質生產力在香港的產業化發展前景受到壓抑，難以做到「把好的資源留在香港，把優秀的人才吸引到香港」。
 

新增長動能的重塑

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的核心矛盾，在於既有經濟體系的「路徑依賴」與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之間的不相適應。香港所面臨的「金融—地產」主導而其他傳統產業低迷的經濟格局，催谷「食利型」經濟風氣（Rentier Capitalism），欠缺經濟發展原動能；而不關心甚或抵觸生產力發展的「食利者」經濟的高地價、高地租、高利息追求，與新質生產力創業者的「成本效益」訴求背道而馳。

要破解結構失衡、发展失速、轉型受阻的難題，避免「要素虹吸」和「產業阻尼」風險加劇，避免香港經濟在全球化變局中喪失韌性，香港須銳意推進結構性增量改革。香港應以創科產業和新型工業化為突破口，在現有經濟存量體系之外，開闢新增量空間，實現動能重塑與系統再平衡。正如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考察香港科學園時指出，特區政府要把握時代發展大勢，把支持創新科技發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進一步發揮好科技創新的支撐和引領作用。

例如，在將北部都會區建設成為香港新經濟引擎的過程中，堅持不允許把不合時宜的「食利型」「路徑依賴」風氣帶入新領域，政策性地降低新興產業發展和新型工業化的綜合成本。特區政府應拿出更大的政治決心、勇氣和跨部門執行力，為了成功實現香港經濟和產業成功轉型升級，為了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使短期當下讓利於長遠未來，在新興產業拓展和新型工業化特定領域破除高地價、高地租的魔咒。

環球創科產業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高地價高地租政策並非不可因時因地因產業而改變。斯坦福大學與地方政府聯手推出對企業和人才友善的長租和稅收優待政策，吸引大批初創企業、創業人才和風險投資家，催生了硅谷的誕生和長期繁榮；波士頓128號公路創新走廊通過大舉批出開闊且低成本土地，並提供便利產業人才等創新要素落地扎根的配套舉措，促進了生物醫藥等創科產業的迅速崛起，甚至在某些產業集群領域超越了硅谷；新加坡通過組屋政策和創新街區住房政策成功吸納大批海外創科人才。這些都是政府有為、市場高效，以「長期主義」、「科技地產」和「科技金融」推動創科產業發展的成功例子。中國內地杭州、深圳、蘇州等地方政府更是在用地、租金、人才、投融資服務等方面後來居上，培育和打造出舉世矚目的新質生產力企業與生態。

所謂「結構性增量改革」，並非對既有產業體系的顛覆性替代，而是通過制度創新與要素重組，在既有產業體系之外開闢新增長空間，促成「新舊動能並行轉換、制度優勢疊代升級」的突破與革新。這包括要素配置革新——打破土地、資本、人才等生產要素的傳統配置邏輯，建立「產業需求導向」的動態調節機制；治理模式迭代——從「積極不干預」轉向「戰略性引導」，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合作共治的新型產業體系；以及空間載體重構——通過北部都會區、河套合作區等經濟地理戰略，物理性區隔新舊經濟生態，實現「制度創新」與「規模效益」的有機銜接。因此，我們需要堅持以下幾點：

一、 破解「路徑依賴」的突圍邏輯。增量改革通過「體制內開新」的策略，在北部都會區、河套合作區等新載體中植入差異化制度，既能繞開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又可為新興產業培育獨立生長空間。例如，以批地方式創建產業集群空間，開闢「創科產業與新型工業化用地定向供給」通道，既維持現有財政體系穩定，又為創科及新型工業企業提供成本窪地。

二、 構建「動態均衡」的轉型機制。增量改革的本質是創造「新舊經濟共生生態」——既利用香港成熟的法治環境與金融基建支撐傳統產業升級，又通過政策傾斜加速創新要素集聚。例如，在維持現有稅制主體框架下，針對創科企業推出「研發稅收抵免+利潤再投資免稅」的組合優惠，既能保全財政收入基本盤，又能定向刺激產業轉型。

三、 實現「制度紅利」的疊代升級。香港過往競爭力源自中西融匯的「東成西就」以及回歸後「一國兩制」的獨特制度優勢，但在全球經貿規則與產業鏈重構的背景下，需將「制度差異」轉化為「制度紅利」。結構性增量改革通過「政策實驗室」機制（如監管沙盒、跨境特區），將香港的普通法體系、國際化標準等傳統優勢，轉化為新興產業領域的制度創新。這種「制度再賦能」過程，既能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又可建立新「香港製造」的增長引擎。

四、打造國際人才集聚高地的產學並舉。香港高校固然吸納不少世界一流研究人才，然而這對經濟轉型所需要的產業型研發人才數量和結構來講還遠遠不夠。在香港的R&D支出與人員中，企業佔比仍然偏低，近年更呈減少的趨勢。一流企業研發人才與一流大學研發人才是性質不同的人才群體，因此，在大力引進領軍企業的同時，也要支持領軍企業吸引一流研發人才，補上香港人才結構的短板。

建議在國家的支持下，香港特區政府遴選和引進一大批國家戰略龍頭企業在香港設立研發中心，從全球範圍內吸納頂尖人才，在促進香港創科產業與人才生態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壯大國家科技領軍企業戰略科技力量。參照香港高校已有的成功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的做法，以極具國際競爭力的薪資、住房、子女優質教育等條件，吸引和留住環球頂尖人才在龍頭企業研發中心工作。移除了壓在企業和人才身上的高地價、高地租和高住房成本的大山，處於產學研下遊和中遊關鍵環節的一流領軍企業研發中心，必將如一流大學人才薈萃一樣蓬勃成勢，形成企業與大學的國際高端人才高地「雙峰並峙」的局面，真正完善香港的創科人才生態。

五、 促進「科技地產」與「科技財政」的創造性轉化。借鑒硅谷「土地分成制」與波士頓128號公路「長周期租賃」，可逐步將「地產經濟」轉化為「科技地產」，將「土地財政」轉化為「科技財政」。促進創科產業用地發展，簡化土地審批流程，將開發審批時限極大壓縮，並讓落地投產提速提效；企業投資研發可抵扣地價，企業獲取低成本土地須承諾研發投入佔比、本地專利數量等；政府以免租或低租（如5港元/平方英尺）向科技企業供地，可約定未來營收或專利分成（如5%-10%）；發行「科技地產」信託基金（如「香港科技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社會資本建設實驗室與中試基地，企業可以服務費代償租金；擴大「北部都會區」大學科技城空間（如參考麻省理工學院「肯德爾廣場」模式），鼓勵高校持股孵化創科企業；與大灣區電力與算力企業合作，政府牽頭建設北部都會區新型電力與算力協同基礎設施，為香港算力產業發展與人工智能在經濟社會廣泛領域應用，提供極具成本效益的電力、算力支撐。
 

結語

百年香江潮起潮落，見證了香港從「轉口貿易港」到「製造之都」再到「國際金融中心」的蛻變。今日，全球產業鏈重構與科技革命浪潮疊加，香港的第三次經濟轉型已至關鍵時刻。這場轉型絕非簡單的產業替代，而是一場涉及土地制度、財稅體系、產業政策、人才戰略的深層次變革。歷史經驗表明，成功的經濟轉型需要「破」與「立」的辯證統一——既要打破對既有經濟模式的路徑依賴，更需拓建創科生態圈與新型工業化的制度優勢。特區政府當以「戰略耐心」與「戰術魄力」並舉，以結構性增量改革真正激活新質生產力，重塑增長動能與獨特競爭力；同時，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與航運中心地位亦得到鞏固和提升，正如第一次經濟轉型中「工業化」也促進了金融貿易等產業一樣。轉型破局之途雖難，卻是香港重鑄輝煌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香港方能將「國家雙循環」的戰略機遇轉化為發展實效，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書寫東方之珠的嶄新篇章。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1-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