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慶宗

“一國兩制”從最初的制度構想，到後來的理論實踐，走過一段極不平凡的道路，有成功也有曲折。習近平主席兩次訪問香港發表的“七一”重要講話，無疑是對“一國兩制”理論的糾偏與校準、創新與發展，更是譜寫了在新時代推進“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的精彩篇章。

一、“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

“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提出是從臺灣問題開始的。1981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港臺知名人士傅朝樞時闡明瞭中央對臺灣的政策，他指出，臺灣不搞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不變，臺灣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國資本不動，甚至可以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現狀也可以不變。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進一步闡述了臺灣迴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1982年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指出，九條方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這是鄧小平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

“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指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香港、澳門和臺灣實行資本主義。“一國兩制”構想完全是從客觀實際出發，充分照顧到港澳台的歷史和現實情況而做出的戰略決策。“一國兩制”從構想，到理論再到實踐，都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只有中國共產黨，纔有如此雄才偉略；只有中國共產黨，纔有如此胸襟格局。世界上還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政府、哪個政黨能有如此政治魄力和歷史擔當，制定過如此開明和富有遠見卓識的統一之策。不費一槍一彈，香港、澳門順利如期和平迴歸，“一國兩制”功不可滅。

二、“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

“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首先在解決港澳問題上取得了成功。“一國兩制”偉大構想自誕生以來，始終像一座燈塔，指引祖國統一大業破浪前行，匯入民族復興的築夢偉業，照亮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前行的方向。香港、澳門迴歸祖國後，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27年來，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變，自身特色和優勢得以保持。在中央支持下，香港抵禦了亞洲金融風暴、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新冠疫情等衝擊，鞏固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數據顯示，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從1997年的1.37萬億港元，增至2021年的2.86萬億港元；對外商品貿易總額從1997年的約3.07萬億港元，增至2021年的約10.27萬億港元。香港的營商環境依然優越，2020年位列全球第三大外來直接投資目的地，2023年香港資管規模全球第二，僅次於瑞士，長期被衆多國際機構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的地區之一。香港成為最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無可替代的窗口。2021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內地的駐港公司達9049家，香港的初創企業亦增至3755家，兩項數字均創新高。澳門從迴歸之初到2018年，澳門的GDP增長了近8倍，人均GDP增長了近5倍；同期，澳門累計財政盈餘和外匯儲備分別增長193倍和6.2倍；澳門本地居民失業率從6.3%下降至1.8%。澳門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居民生活持續改善，人均GDP躍居世界第二，會展、中醫藥、特色金融等新興產業方心未艾，澳門居民獲得感、幸福感越來越強。香港、澳門迴歸祖國不平凡的歷程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港澳迴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實行“一國兩制”，有利於維護國家根本利益，有利於維護港澳根本利益，有利於維護廣大港澳同胞根本利益。

然而，進入新世紀，特別是最近十年左右，香港出現了對“一國兩制”實踐極為不利，並對國家的統一和安全構成嚴峻威脅的被動局面。從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到2012年反對推行“國民教育科”、2014年發動非法“佔中”、2016年旺角暴亂、2019年“修例風波”……迴歸祖國27年來，反中亂港勢力勾結美西方反華勢力不斷興風作浪，愈演愈烈，最終演變成“港獨”暴亂，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迫使中央不得不出手平息動亂、重建政治政制秩序和挽救“一國兩制”。

三、“一國兩制”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習近平主席兩次訪問香港並發表“七一”重要講話，講話篇幅雖都不長，但內涵豐富，言簡意賅，開宗明義，是把握“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綱領性文件，是對“一國兩制”理論的糾偏與校準、創新和發展。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概括起來，有“六個首次”、“一個再次”。

（一）首次明確“一國”與“兩制”的辯證關係

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所在。習近平主席指出，“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必須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堅守“一國”原則，正確處理特別行政區和中央的關係。與此同時，在“一國”的基礎之上，“兩制”的關係應該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諧相處、相互促進。毫不諱言，在此之前，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相當多一部分人更多地關注和強調“兩制”，過分強調香港的特殊性和獨特地位，忽視甚至弱化“一國”，造成捨本逐末、乾坤顛倒，使“兩制”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是香港動亂的底層邏輯，是“一國兩制”出現走樣、變形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只有這樣，“一國兩制”這艘航船才能劈波斬浪、行穩致遠。

（二）首次提出貫徹“一國兩制”必須堅持兩點

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堅持“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符合香港居民利益，符合香港繁榮穩定實際需要，符合國家根本利益，符合全國人民共同意願。因此，沒有所謂50年不變的“上半年場”和“下半場”，2047年絕不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終點，2022年到2047年也不會容許“一國兩制”變化動搖、變形走樣。“一國兩制”是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

（三）首次宣示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

一個時期，受各種內外複雜因素影響，“反中亂港”活動猖獗，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反中亂港”勢力以爭取“民主”為名，行分裂國家、顛覆政權之實，意圖把香港變成實施“顏色革命”的橋頭堡，嚴重衝擊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對此，習近平主席首次清晰地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三條底線”旗幟鮮明，擲地有聲，這無疑是對“反中亂港”分子的一記重拳，直擊要害。也是對“一國兩制”理論的豐富和完善。

（四）首次指出“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

習主席首次莊嚴指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在這個前提下，香港、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享有高度自治權。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特別行政區所有居民應該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動亂中出現暴徒污損國旗事件；動亂後，出現運動員拒唱國歌的惡劣行徑，這些都是對“一國兩制”最高原則的粗暴踐踏，是典型的違法犯罪行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將為香港、澳門創造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愈彰顯。

（五）首次強調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

習近平主席首次強調，香港迴歸祖國，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建立起以“一國兩制”方針為根本遵循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同時中央充分尊重和堅定維護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一段時間以來，有人突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忘記了“一國”在前，無視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一度造成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混亂，相互掣肘、政出多門。香港的政治體制不同於西方的“三權分立”，其突出特點是“三權分置、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長官代表特別行政區向中央負總責。”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是統一銜接的，也只有做到這一點，纔能夠把特別行政區治理好。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六）首次全面闡述“愛國者治港”原則

2019年，香港發生以“反修例”為名的街頭暴力活動，打砸燒搶事件頻發，香港局勢瀕臨失控。危機關頭，中央果斷出手，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幹預港澳事務，嚴厲打擊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出臺以及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香港重新回到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正軌。作為國家元首，習近平主席在“七一”講話中首次闡述“愛國者治港”原則：“政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則”，“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人民會允許不愛國甚至賣國、叛國的勢力和人物掌握政權。”這振聾發聵的話語，像一瓢冰水徹底澆滅了“反中亂港”分子顛覆香港政權的企圖。這是對“一國兩制”理論的深化和完善，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具體化和法定化，只有“愛國港人”纔有資格治港，這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了強大的制度保障。

（七）再次重申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人在建國初期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八字真言。實踐證明暫不收回香港的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香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的確充分發揮了自身獨特的優勢，充當了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聯繫的重要橋樑，發揮了“超級聯繫人”的獨特作用。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總督麥裡浩時指出：“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2022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從來都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加以考量，從來都以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三代中央領導核心不約而同重視香港的獨特地位，說明中央對港方略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

新時代新徵程上，中央更加重視香港的特殊優勢和獨特作用，一系列戰略規劃中都有“香港角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接口”在不斷增多，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港珠澳大橋等，香港深深融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藍圖之中。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香港同胞從未缺席。”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這些重要論述及重要要求，明確了新時代推進“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的總基調、大方向，為確保“一國兩制”在港澳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頂層設計和底線思維，標誌着中央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認識和把握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作者係中國檢驗公司高級政工師、博士，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