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馮琳

2025年4月24日，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正式揭曉。按年代早晚排序，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浙江仙居下湯遺址、甘肅臨洮寺窪遺址、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陝西寶雞周原遺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成功入選。這十大從全國1,740項考古發掘項目中脫穎而出的重要成果，時間縱深漫長、空間分布廣闊、涵蓋內容豐富，進一步實證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度解碼“何以中國”的歷史基因。

發現世界級“百科全書”式遺址

在十大考古新發現項目中，有一項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原所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評價為“世界級的發現”——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這是一個包含了豐富石器與動植物遺存的“百科全書”式遺址，是舊石器時代中期唯一發現豐富植物遺存的遺址，埋藏著一系列國內最早階段的行為現代性證據。

濛溪河遺址距今8至6萬年，處於早期現代人演化的關鍵階段，其特殊的飽水環境難能可貴地保存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信息。獨具特色的硅化木小石器與骨器、木器構成的立體工具體系，說明濛溪河遺址的古人類已經擁有了因地制宜、靈活機動的生產生活方式和認知能力。特別是86處以硅化木為主要原料製作小型石器的遺址群，有力地證明了過去被認為“落後”的東亞古人群實際擁有獨特的聰明才智，他們不僅繼承了本地的石器技術傳統，還創新性地加工和使用了有機質材料的工具。遺址出土的核桃、橡子、花椒、接骨草等豐富的植物遺存組合前所未有，為認識世界範圍內早期現代人採集行為提供了唯一性的新材料。

陳星燦指出，東亞現代人的由來是當今學術界與公衆聚焦的熱點問題，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為揭開這個謎題提供了系統性全新證據、填補了很多空白，是對東亞現代人起源、演化研究和源遠流長的華夏早期文化發展認識的重大突破。

通過濛溪河遺址，我們知曉舊石器時代人類已發展出複雜的適應生存行為。那麼到了新石器時代，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又是什麼場景呢？浙江仙居下湯遺址勾勒出了一幅畫卷。

下湯遺址已發掘面積不大，為2,250平方米，但發現了幾乎所有因素的遺蹟，包括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場、紅燒土廣場、溝渠、道路等遺蹟，全面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圍人工土台、環壕的三重聚落結構及其動態發展過程。

下湯遺址歷經上山、跨湖橋、河姆渡、好川文化，縱貫本區域新石器時代的始終。陳星燦告訴記者，下湯遺址保存完好，各類遺蹟和遺物極為豐富，全景式地呈現了早期農業社會的聚落形態和結構，為多學科研究提供了豐富材料，為研究我國南方地區早期稻作農業社會提供了重要樣本，是我國南方早期稻作農業社會對一萬年文化史、一萬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實證。

老遺址結出考古新果

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有許多是老遺址。所謂“老”，即發掘時間長。比如甘肅臨洮寺窪遺址，自1924年起至今已持續發掘達百年。陝西寶雞周原遺址、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等，也都經歷了超過半個世紀的發掘和相當長時間的研究。

周原遺址是西周乃至先秦考古中罕見的大發現，過去曾發現大量窖穴以及零散的西周遺蹟，但不成系統。“過去沒有發現城，現在不僅發現了西周時代的三座城垣，而且發現西周之前先周時期的大型遺址。所以這樣一下綱舉目張，把過去幾十年我們發現的一些散亂窖穴都可以畫在這張圖上。”陳星燦解釋稱，“有了這張圖，有了現在的發現，把過去的發現都帶活了”。

此外，周原遺址的發掘成果還使得諸多重大學術問題研究有了突破性進展。比如，確認周原乃古公亶父遷岐之地，陳星燦認為這是先周文化近百年探索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近300字西周甲骨文的發現，特別是西周中期甲骨文、月相、國族名等諸多首次發現，為研究西周王朝以及它和各個諸侯國的關係都提供了重要線索。

馬家窯文化是黃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學文化之一，地處黃河上游核心腹地。寺窪遺址經過多年考古工作，發掘出一處馬家窯文化的大型聚落，發現了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近百座房址、大量的灰坑窖穴，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積“人工堆土”的線索。其中，首次發現史前時期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大規模製陶區，首次確認馬家窯文化高等級、中心性聚落。陳星燦點評道，上述發現展現了4,800年前黃土高原西部地區早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顯了黃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新高度。

盤龍城遺址是夏商時期長江中游的中心城市聚落，是探索長江流域早期文明進程的關鍵遺址。盤龍城遺址新發現的鑄銅手工業作坊，更新了過去地方城市不能生產青銅禮器的認識。根據遺址景觀環境的變遷，首次從考古學證據明確夏商時期長江中游水位變化趨勢。首次發現的長江流域夏商時期石構遺蹟，進一步表明盤龍城城市聚落的複雜性和突出規格。整體來看，盤龍城遺址的考古成果展現出中國最早的中央對地方的治理模式，以及早期中國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文明互動所催發出的璀璨文化，為深化了解長江流域早期文明進程、黃河與長江的文明互動提供了關鍵材料。

琉璃河遺址是目前發掘時間最長、面積最大、內涵最豐富的西周封國遺址。其新發現外城牆和外城壕，首次明確了西周封國中的兩重城垣結構，城址範圍由60萬平方米擴大至近100萬平方米。出土作冊奐器有關“太保墉燕”的銘文，是北京城市建設史最早的出土文獻，證實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親自到達燕地主持燕都營建，實證了首都北京三千年建城史。通過人類全基因組測序，首次在商周考古領域復原古代家族樹，是研究古代家族關係、社會結構的重大突破。

2024年考古界最大的“網紅”，是安徽淮南的武王墩墓，被學界驚歎為“江淮遺珍、楚風絕唱”。武王墩一號墓的發掘，改寫了楚文化研究的時空框架，為研究楚文化政治格局、禮制變遷與藝術成就樹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標杆。其中，“亞”字形九室多重棺槨為國內首見，槨木墨書數千字，內容涵蓋方位、分室、木材性質與編號，是迄今等級最高、信息最系統的先秦墨書文獻，為破解楚國職官制度與營造流程提供了“活字典”。

“因為考古工作是一門科學研究的工作，尤其是大遺址。我們現在說的最新發現，其實是長期研究的一個結果。”陳星燦指出。在他看來，這些連續發掘至今所獲得的重要發現，把過去的重要發現也帶動起來了，是“老遺址結出了新果”。

邊疆考古發現漢代已實施“一國兩制”

與以往入選項目大多分布於華夏中原地區不同，本年度入選項目還覆蓋西藏、新疆、雲南等邊疆區域。這些考古項目為中華大地邊疆地區的文化發展與文明演進提供了重要證據，充分彰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大氣包容。

在藏語中，“錯”是湖泊的意思。瑪不錯遺址位於中印、中不邊境的西藏中南部康馬縣嘎拉鄉政府駐地東北面的瑪不錯湖岸，地處喜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至4,430米。瑪不錯遺址距今4,800至2,000年，是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唯一一處新石器時代湖濱遺址，也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也最為清晰的文化序列，展現了“世界屋脊”上先民依湖而生的漁獵圖景。

“原來我們對西藏的了解是比較零星的，某一個區域某一個地方。瑪不錯遺址在長時段的4個時期可以看到有明顯的變化，而且大約在距今3,300至3,000 年的時候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休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王巍分析指出，“這使我們對這個區域聚落的演變、聚落的布局、遺存的特點，特別是社會的分化有了解。通過它的遺蹟和遺物，還可以看到和內地、和四川包括長江上游有密切的聯繫，也是證明了我們的交往、交流、交融”。瑪不錯遺址的發掘和發現，不僅對西藏考古，對世界範圍內認識和理解高原人類適應演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的發掘及其收穫，是雲貴高原地區考古的重大突破。考古發現揭露了漢代益州郡城址的主體布局，包括發現了主幹道路、高規格衙署建築區等城內主要功能分區，還出土了“滇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大量有字簡牘及“益州”銘文瓦當等重要實物。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術院長、教授霍巍稱，這些考古發現實證《史記》《漢書》等文獻所記載的“西漢置益州郡”的史實，也彌補了漢代基層治理考古發掘資料的缺失，揭示了中央王朝通過“賜滇王王印”、推行郡縣制的柔性治理，對雲南實施了有效行政管轄，最終推動西南邊疆融入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霍巍總結，這樣一種靈活統治的管理方法是中央王朝在邊疆治理中最早實施的“一國兩制”。

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始建於公元1世紀，廢棄於9世紀末10世紀初，延續約900年，是迄今發現我國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續時間長且發展演變清楚、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經過六年持續發掘，清理出大規模寺院建築群，出土了極具特色的石膏佛教造像、銅錢及石、陶、木、絲織品等大量遺物，系統地揭示了寺院建築構成，主要建築的形制結構和功能性質，以及寺院布局變遷，理清了遺址的興衰歷程。

莫爾寺遺址地處絲綢之路南北兩道交匯處，是佛教東傳我國第一站，晚期遺址融合了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多種文化元素，並且存在與武周時期所建造漢大雲寺關聯的可能性。“在這個佛寺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多種宗教在這個地方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霍巍指出，莫爾寺遺址提供了我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絲綢之路佛教考古、我國早期佛寺起源和佛教中國化研究，是文明交流互鑑和中華文明包容性的有力見證。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5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