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智鵬 |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大學拓展及對外事務）

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以武力侵佔我國東北地區，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侵華罪行。發生在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抗日戰爭是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鬥，中國戰士前僕後繼，為捍衛家國獻出了生命，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數以千萬計的中國百姓以血肉之軀抗擊日寇，取得了近代以來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可歌可泣，令人肅然起敬！

愛國精神深植於香港民眾心中

戰爭期間，香港一如其他中國沿海城市，難逃被日寇侵佔的厄運。不過，香港甫一淪陷即有遊擊戰士在港展開抗日戰鬥，令香港成為中國抗日戰爭中唯一能夠堅持不斷抗日的淪陷城市。這一時期的香港戰鬥基本上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港九大隊）執行。港九大隊也是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抵抗的抗日武裝力量，是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港九大隊以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在香港這一戰略要地開展農村遊擊戰、海島遊擊戰、海上遊擊戰和城市遊擊戰，有效地干擾了日軍的戰略部署，亦使駐港日軍和漢奸終日惶恐不安。港九大隊之所以能夠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之下克敵制勝，除了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指戰員英勇無畏的愛國精神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民眾的大力支持。正如毛澤東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所講的那樣：「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抗戰時期，香港民眾除了提供物質上的支援外，有的直接參軍參戰投身遊擊隊行列；有的冒生命危險，為遊擊隊傳遞信件、情報及物資，或借出住所，供遊擊隊使用；有的甚至為保護遊擊隊犧牲了寶貴的性命。在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回顧香港民眾當年所做的貢獻，對於弘揚香港的愛國傳統，促進「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具有特別的意義。 

香港民眾舉家投身遊擊隊支援秘密大營救
 

日軍的侵略行徑和殘暴統治激起了香港民眾的反抗情緒，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許多香港市民爭先恐後投入抗日軍事鬥爭，更有一家多人參加遊擊隊，如蔡國樑一家、葉文秋一家、黃作梅一家、林展一家、林傳一家和有「香港抗日一家人」之稱的沙頭角南湧羅家等。羅氏家族有11人先後投身抗日遊擊隊，當中以羅許月、羅雨中、羅汝澄、羅歐鋒四姊弟的表現尤為傑出。 

為配合部隊的工作，羅雨中兄弟發動群眾，組成「南涌人民聯防隊」（由港人組成的首支民兵隊伍，羅雨中任首任隊長），並將父親羅奕輝的槍械獻出，加強民兵的軍事實力。該隊伍積極執行剿匪及抗戰任務，有力地牽制了日軍。羅雨中通曉英語，多次參與營救國際友人的行動；羅汝澄是首位引領抗日遊擊隊進駐香港的港人，後來成為首批潛伏於香港日偽部門的遊擊隊員，並任西貢中隊中隊長、沙頭角中隊中隊長及港九大隊副大隊長；羅歐峰是海上中隊中隊長；羅許月則是港九大隊大隊部交通站站長，曾參與護送抗日文化人及國際友人的工作。 

日本侵佔香港初期，中國共產黨搶救滯港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大營救是香港抗戰史上的一個奇跡。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武工隊能夠在日軍嚴密控制之下，把幾百名抗日文化人無一傷亡地護送到安全地帶，香港民眾的配合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42年1月1日，江水的短槍隊護送廖承志、連冠、喬冠華等為秘密大營救開路的領導人到企嶺下轉船去沙魚涌，途經山寮村休息，打算弄清情況後，轉往企嶺下經海路前往中國內地。江水事前將此事告知山寮村村長王亞元，請他幫忙接待客人並叮囑他時刻注意敵情。為確保安全，王亞元預先派人到遠處放哨，防範日軍突然來犯，其後又在家裡熱情款待客人。他的真誠和友善，使遊擊隊感激不已。 

愛國華僑楊竹南則將自己位處楊家村的房子「適廬」借予遊擊隊，作為秘密大營救的中轉站及港九大隊元朗中隊的據點長達一年。當時約有一二百名文化人和遊擊隊員在「適廬」居住和停留，包括茅盾、鄒韜奮等。楊竹南深受隊員尊重，被尊稱為「楊伯」。1942年夏秋間，因走漏風聲，日軍曾前來掃蕩，遊擊隊聞訊早已迅速攜槍械撤往屋後的擔柴山。日軍查無所獲，於是將楊竹南帶走問話，囚禁於元朗市區近一個月。楊竹南雖年近六旬，但面對嚴刑拷問，始終堅貞不屈，守口如瓶，日軍最後只得將他釋放。
 

香港民眾為抗日隊伍熱心提供後勤支援

港九大隊主要活躍在新界地區。不少鄉民通過協助運輸物資、捐獻糧食、傳遞情報、照料遊擊隊的起居飲食、救治傷病員等方式，默默支持遊擊隊的抗日行動，譜寫了不少軍民協同抗日的動人事例。 

港九大隊大隊部曾設在西貢赤徑村。該村村長趙丙喜一家熱心支援遊擊隊的抗日行動。只要接到遊擊隊的委託，他都會迅速組織村民完成任務；他的兒媳李有娣是赤徑婦女會會長，曾多番動員婦女支援遊擊隊，包括唱歌演戲宣傳抗日、收割柴草、協助運輸糧食、物資及傳遞情報、安排住宿場地、打掃衞生、幫戰士補衣服、照顧傷病員等；他的三名兒子趙天富、趙華、趙天福都曾參加港九大隊，其中趙華在大鵬灣患肺炎病逝。趙丙喜的兄弟趙新喜曾出洋打工，操流利英語，曾與趙丙喜、趙連勝在英軍服務團成員駐守赤徑期間提供食宿，照顧20多名從集中營逃脫的印籍英軍戰俘，並為他們安排交通工具橫渡大鵬灣。趙連勝是港九大隊一員，後來獲授權在沙魚涌收購食米，他將部分食米以原價售予赤徑村村民，解其燃眉之急。 

昂窩村村民淩娘無微不至地照顧遊擊隊員，就像母親照顧兒女一樣，因而獲得「遊擊隊的母親」之稱。1943年初，民運員梁雪英患上大熱症，病情嚴重得連醫師也不敢貿然開藥。淩娘得悉後馬上到屋後把芭蕉樹砍掉，搾汁救治她，使其得以康復，繼續推動抗日工作。淩娘的居所曾是大隊部和軍需處的駐地，後山有一個岩洞倉庫，供軍需處人員收藏物資及躲避日軍的搜捕；淩娘亦曾參與修建倉庫。淩娘一家上下都很支持港九大隊，長子劉己長經常協助遊擊隊刺探敵情，其妻是婦女會會長，每當有遊擊隊員進村，都會動員每家送一擔草給隊員煮飯、燒水。次子劉茂華則參加遊擊隊，任稅收員。 

鯽魚湖村村民李亞新（稱「新姐」）對待遊擊隊員親如手足，被稱為「遊擊隊的好姐姐」。她的居所曾是大隊民運幹事劉志明的長駐地。她熱心款待駐村遊擊隊員，提供食宿、柴草並常協助運送物資。她對傷病員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她親自上山採摘草藥，熬藥給病至休克的女隊員倪珍美服用。抗戰結束後，兩名遊擊隊員感念李亞新當年的恩情，曾重返鯽魚湖村探望。 

北潭涌村曾是港九大隊西貢中隊中隊部駐地。村民李申嬌對駐村的遊擊隊員關懷備至。她經常放下農活，親自上山採摘草藥替傷員治病。當時糧食供應緊張，她寧願自己吃雜糧，也將僅存的米糧給傷病員熬粥。她將自己釀造的黃酒給一位即將分娩的女遊擊隊員服用，好讓她補養身體，早日重返戰鬥崗位；家中雞蛋連兒子也不許食用，特意留給產婦調理身體。她對遊擊隊的關懷和愛心，得到遊擊隊員的熱情稱讚：「不是親人勝親人」。 

西貢橋嘴村村民袁容嬌一家三口則時常冒生命危險支持遊擊隊。袁容嬌的丈夫早已病故，她獨自一人帶著兒子石觀福和女兒石桂好，駕著小艇於西貢、坑口、滘西洲、北潭涌一帶，為遊擊隊送達情報資料和補給物資，並送隊員外出執行任務。後來，她乾脆帶著船和孩子，一起加入了部隊。她送年僅13歲的長子石觀福到海上隊，勉勵他像岳飛那樣「精忠報國」。 

1943年7、8月間，港九大隊軍需處的歐連（歐偉明）乘坐容嬌母女的小船，從北潭涌出發到滘西檢查稅收工作。由於霧大未發現敵情，誰料船近滘西入口處，突然發現後面約60米處，一艘敵船駛來，已經無法躲避。容嬌鎮定地讓歐連下到水裡，掩蔽在船的另一邊。敵船開過來未發現異常就開走了。 

有一次，日軍在海面大掃蕩，海上隊一個班在某處海島上鑽入岩洞掩蔽起來。敵人長久不退，乾糧都吃光了，只好以海草充飢。敵人一退，容嬌母女的船就送糧食來了。 

老戰士梁雪英在《憶戰友容嬌的一家》詩歌中寫道：「回憶戰友容嬌姐，全家革命將船獻。子女帶來當水兵，容嬌班長領在先。帶信護送同志們，連夜衝過封鎖線。不論刮風和大雨，乘風破浪勇向前。」這是抗日戰士與香港愛國愛港民眾最真切的情感表達。 
 

香港民眾誓死保障遊擊隊安全

日軍為了消滅抗日遊擊隊港九大隊，頻繁掃蕩新界村落，並捉拿當地的鄉民，嚴刑拷問，企圖找到突破口。為掩護遊擊隊，不少鄉民堅毅無畏，不怕犧牲，即使遭受嚴刑折磨，也從不動搖，守口如瓶，最終被折磨至重傷甚至死亡。其中的傑出代表有烏蛟騰村村長李世藩、李源培和李憲新。 

1942年9月25日，時維中秋節翌日，日軍掃蕩烏蛟騰村，將村民趕到曬穀場上，逼迫他們交出自衛武器及供出駐村遊擊隊員的下落。村長李世藩抱著寧願犧牲個人，也要保護村民和遊擊隊的決心，堅定地說：「冇……我唔知……我唔知道我哋村裡有槍支，我亦唔知道有咩叫做遊擊隊，嗱大家咁多人喺曬呢度啦，你話邊個遊擊隊你講啦。」（沒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們村裡有槍支，我也不知道什麼是遊擊隊，大家都在這裡，你問問誰是遊擊隊。）日軍對他沒有辦法，對其灌水、毆打，還殘酷地用軍馬將其拖在地上奔跑。最終，李世藩被活活折磨至死，壯烈犧牲。

港九大隊經常在村內宣傳：「我哋有氣節、有骨氣，唔做漢奸呀。抗日一定能夠勝利。」（我有氣節、有骨氣，不做漢奸。抗日一定能夠勝利。）這種思想深入人心。另一位村長李源培目睹李世藩甚麽都沒有說，又被日軍拉出去沒有回來，知道他凶多吉少，仍然大義凜然地對日軍說：「冇。」（沒有。）日軍殘暴地拷打李源培，將其左手打斷。幾個日軍士兵用幾十斤重的木梯和軍馬馬蹄，在李源培灌滿水脹鼓鼓的肚子上施壓，又用熟煙將其背部燒得皮開肉綻，流血不止，休克過去。日軍撤走，李源培被村民救治醒來後，馬上動員女兒李玉森及其他村民參加遊擊隊抗日。1943年春，日軍再次包圍烏蛟騰村，繼任村長李憲新被逮捕，拘禁於大埔憲兵部，從此下落不明。 

抗戰時期，西貢黃毛應村是一條只有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莊，是港九大隊成立的地方。當時全村共有青年14人，6人參加了抗日遊擊隊。村內還有民兵、青年會、婦女會等群眾組織。在日軍的瘋狂掃蕩中，黃毛應村村民不顧自身安危，誓死保護遊擊隊。1944年9月21日，日軍掃蕩黃毛應村，未能發現遊擊隊員蹤跡，於是將村民鄧福、鄧德安、鄧戊奎、鄧新奎、鄧三秀及鄧石水帶到天主教堂玫瑰小堂嚴刑逼供。為保障遊擊隊員的安全，即使遭受嚴刑拷問，他們始終堅貞不屈，守口如瓶。日軍的酷刑令村民身心均留下無法磨滅的創傷。鄧福遭日軍火焚，脊骨嚴重受傷，治癒後仍常感到背痛和腳步不穩。鄧德安遭日軍毒打，施以火焚、「吊飛機」等酷刑，被嚴重燒傷，搶救無效，不幸離世，年僅20歲。鄧戊奎則遭日軍虐打及施以「吊飛機」、火焚的酷刑，腿部被嚴重燒傷，經治療三個月方才痊癒。日軍在搜捕遊擊隊方面一無所獲，竟洗劫全村，將牲口財物掠奪一空，村民損失慘重。 

1945年1月，元朗中隊與民兵配合，在山下村展開鏟除密探的行動。戰鬥期間不慎讓密探逃脫，上百名憲兵隨即到山下村掃蕩，遊擊隊撤到山上躲避，敵人窮追不捨，雙方陷入激烈槍戰。在此過程中，女民運區委陳瑞腿部不幸被敵人擊中受傷，幸得山下村村民幫忙，得以及時藏匿起來。日軍對山下村圍村搜查，揚言不交出女遊擊隊員即放火燒村。日軍查無所獲，於是將七名村民押到憲兵部嚴刑迫問。七名村民中，張金福年紀最小，日軍想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嚴刑拷打下，他只說一句話：「我是農民，只知耕田種菜，別的什麽也不知道。」日軍不肯相信，把他打暈過去，醒來又再打。折磨七八天後，張金福死在獄中，年僅20歲。山下村群眾張耀樞等冒著生命危險，護送陳瑞通過敵人封鎖線，到西貢的大隊衞生所治療。 

抗戰時期，西貢十四鄉設有遊擊隊的交通站和稅站。1943年5月初，日軍包圍企嶺下村，將全村村民集中起來，逼問遊擊隊的下落並要求他們交出稅站人員，村民沉默不語。日軍於是將西徑村李觀妹拖出審問。即使遭受灌水、抽打等酷刑，他始終拒絕透露有關遊擊隊的半點消息。日軍將李觀妹綁到樹上，並用刀割下他的耳朵。面對直流的鮮血，李觀妹卻始終默不作聲，最終被折磨至重傷昏迷。日軍無計可施，只得灰溜溜撤走。日軍一走，鄉親們立即上前解開繩索，將他抬回家救治。港九大隊短槍隊隊長蕭華奎聞訊，立即派人送來錢和藥物，慰問這位拼死掩護遊擊隊的鄉親。 

1944年12月28日，日軍派出150多人到大埔南華莆、坑下莆、塘上村等多條村落執行大規模掃蕩。掃蕩行動中，包括南華莆村村長鄭保（又名鄭子宏）在內的30名村民被日軍拘捕，押回大埔憲兵部審問。拘押期間，鄭保被施以水刑、電刑等各種酷刑，並被山田規一郎用磚頭擊傷腿部，雙腳腫脹一直流血不止。儘管如此，他堅拒透露任何有關遊擊隊的消息，最終被折磨至死，壯烈犧牲。他在囚室曾告訴其他村民：「不要承認是遊擊隊員，否則全部都會被日軍殺害，如果能救其他人，我一個人死去也沒問題！」
 

宗教人士在保護遊擊隊員安全中發揮特殊作用

大嶼山寶蓮寺住持筏可大師不但在港九佛界中有地位，在華南地區佛教界中也有影響力。筏可大師支持抗日，在筏可大師的影響下，當地和尚、尼姑都支持遊擊隊，平時為遊擊隊採藥治病。1943年初夏，經陳亮明聯繫，了見尼姑收留了港九大隊副大隊長魯風暫住庵堂養病。1944年5月，日軍到地塘仔展開包圍搜索。幸得了見尼姑幫忙，魯風及時躲進秘密石洞，避過日軍的搜查。了見尼姑隨後請人幫忙帶魯風到寶蓮寺請求住持筏可大師庇護。日軍前往寺內搜查魯風時，筏可大師安排魯風偽裝成僧人，隨數百名僧尼和居士在佛殿內聽其講經。日軍穿行於僧尼等聽眾間，逐排逐座檢查。魯風鎮靜如常，閉目合掌誦經，待講經結束、聽眾魚貫退場後，隨即繞過方丈室往後山匿藏。此時，日軍追趕到方丈室盤問筏可大師。為掩護魯風，即使日軍以刀相逼及毒打他，他卻始終鎮定自如，沒有透露魯風的半點行蹤。 

1943年5月，大嶼山中隊中隊長劉春祥帶領6名班排骨幹，乘坐帆船準備到大嶼山對岸的龍鼓灘一帶開展工作。在沙洲、龍鼓洲一帶海域突然遭遇兩艘日軍炮艇伏擊。經過激烈的戰鬥，木船被擊沉，劉春祥等指戰員和船家梁克一家五口壯烈犧牲。梁克一家動用全家賴以維生的木船冒險支持部隊抗戰的行動，是軍民魚水情深的生動體現。2020年，國家退役軍人事務部將劉春祥等12名龍鼓洲犧牲英烈，列入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羣體名錄。 

香港民眾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是香港雖為淪陷區但一直能夠堅持抗戰的「深厚根源」。香港民眾在中國共產黨的引領下，以深厚的愛國愛港情懷和中華民族團結奮進的精神，堅決投入到抗日戰爭中去，舉家抵抗、不懼犧牲，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送上對香港抗戰力量最深熾的尊敬和紀念！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4-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