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

記者｜楊益波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全面推進“十五五”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着力點，而發展新質生產力會引發一系列變革。“十五五”時期，如何從更高的層面和更廣闊的視野把握未來新趨勢？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日前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

常修澤表示，“十五五”時期，中國面臨四大命題的“新趨勢”——創新重“智數”、發展重“民富”、改革重“要素”、開放重“制度”。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必然引起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生產關係等方面的變革，並倒逼經濟社會相關制度與之相適應，這是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必然反應。

AI智數化重構產業邏輯

中國經濟時報：今年年初，您在浙江提出“創新三建議”，其中，第一條是建議浙江全省推廣DeepSeek（“深度求索”）模式；半個月後，DeepSeek在全球爆火，令人印象深刻。那麼，在您看來，“十五五”時期，我國AI智數化將呈現怎樣的發展趨勢？以其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將對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有何影響？

常修澤：這裏包括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AI智數化”本身的發展趨勢問題。杭州的“六小龍”，特別是DeepSeek非常亮眼，雖然不是原始創新，但這種集成創新（即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也具有重要的創新價值。它的開源、免費、低成本、民企操盤以及年輕人領軍等五大亮點，引起高度關注，經驗尤其寶貴。

從以AI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浪潮的未來前景來看，DeepSeek現在僅處於“一般人工智能（AI）”階段，下一步應該向“通用人工智能（AGI）”和“超級人工智能（ASI）”不斷提升甚至躍升。所以，“十五五”要繼續推進人工智能水平的躍升，努力佔領創新的制高點，以便在國際競爭中把握主動權。

第二，對“社會生產力整體性”的影響問題。以新技術革命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究竟“新”在哪裏？我認為，不僅在於AI技術本身的層面，還在於在數字技術推動下，生產力三要素——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發生新的重大變化。比如，對一些產業來說，有價值且具有“非消耗性”，甚至在使用中還能“自我衍生”數據要素，或許比土地等傳統生產要素更“誘人”。

第三，對“生產方式”的影響問題。突出表現爲經濟結構，包括供需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等。比較而言，新技術革命對生產方式的影響，首先是引發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變革。

中國經濟時報：現在，大家最關注的是人工智能如何賦能產業結構或實體經濟。

常修澤：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持續推進“人工智能+”行動提出新要求，更聚焦於“大模型+垂直場景”的具體應用，這表明國家在追求技術突破的基礎上，進一步向AI技術在產業結構、實體經濟中的應用推進發展。

在產業結構、實體經濟領域，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到了幾個新的“增長引擎”性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十五五”應該首先向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門類推進。

當然，AI技術向產業滲透不應忽視傳統產業。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務必從國情出發，“因地制宜”“因業制宜”，做好通過新技術改造進一步賦能傳統產業這篇大文章，切實促進AI對宏觀經濟以及相關產業的融入與升級。

未來產業也要謀劃。除了人工智能，還應關注生物技術、健康產業，這兩個領域與人工智能一樣，具有顛覆性的影響。

AI對中國經濟體制創新具有催化促進作用

中國經濟時報：大家還很關注以新技術革命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對生產關係及其上層建築相關方面的影響。您作為制度經濟學者，對此有何見解？

常修澤：這是更深層的問題，要看到以新技術革命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包括AI的廣泛應用，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開放性、公平性和自主性，影響着生產關係及其上層建築的相關方面。

以新技術革命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要求生產關係及其制度與之適應，這是必然趨勢。要注意的是，生產關係這一範疇，相對於生產力，它叫“生產關係”；相對於上層建築，它叫“經濟基礎”（或稱經濟制度）。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作了最新表述，即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共同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改變了以往單一的傳統定義，體現了黨中央對“經濟制度體系”認識的深化，並且這一表述在黨的二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中得到確認和完善。

AI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包括對傳統體制的挑戰。它不僅是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的大事件，而且會對中國經濟體制創新起到催化和促進的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在“十五五”時期，必須繼續在所有制結構、分配製度與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個方面，以更大的勇氣和魄力推動改革開放。應該注意的是，這既涉及改革也涉及開放，就各自“新的看點”來說，改革重“要素”，開放重“制度”。

當然，AI也會從多個方面為新體制賦能帶來挑戰。比如，對於在科研等事業部門從事研究的人員來說，面對DeepSeek的記憶力、捕捉力、分析力和概括力，如果缺乏新思想、新觀點，只是重複別人說過的話，研究人員的價值何在？

多維度着力進一步激發民營經濟創新活力

中國經濟時報：您在《包容性改革論》（2013年）一書中提出“包容國有與民營”，強調國有與民營都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如今，民營經濟在推動科技創新體系建設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十五五”時期，如何進一步激發民營經濟創新活力？

常修澤：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一，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前不久，《民營經濟促進法》已經頒佈，正在落實中。“十五五”時期，推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着力。

第一，“戰略立意”再“高”一點。不僅要從中國國內的視角切入，還要從應對國際新變局的高度思考與把握。針對當今世界變局，國家發展民營經濟的“戰略立意”，建議把握三個字，一是“保”（要從力保國家安全和民族安寧的更高視角考慮問題），全體國民、所有企業都應團結一致，增強“全民族凝聚力”。二是“進”（積極進取），作“維護和完善國際經貿秩序的參與者”，並在地域上首先向周邊“進”，特別是鞏固東南亞，穩定東北亞。三是“創”（創新並彰顯民營經濟的威力）。

第二，“歷程總結”再“長”一點。我們不僅要總結改革開放以來，同時還要反思1949年以來的歷史進程。民營經濟是塊“試金石”，是發展路線正確與否的觀察指標之一。

第三，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定位”再“深”一點。我們不僅要講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還要強調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素”。

第四，“產權內涵”把握再更“廣”一點。我們不僅要把握企業產權（股權、債權等），還要把握“廣義產權”。產權內涵與外延要進一步拓展，特別是黨的十九大報告講的維護人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

第五，對企業家群體再“給力”一點。我們不僅要“弘揚企業家精神”，還要着手建立中國的管理要素（企業家）市場，在這方面至今是“短板”。

第六，“法度”再“嚴格”一點。我們不僅在當前，而且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國家要對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兩平一同”，它們都是我國的重要經濟基礎。“法度”包括立法、司法、執法，要堅決落實和執行《民營經濟促進法》，對違反《民營經濟促進法》的要依法處理。

此外，還要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浙江的民營企業之所以在創新上不斷取得成果，關鍵在於政府部門“牽好線、搭把手”，營造寬鬆包容的創新環境。尤其是對於初創型科技企業，浙江給予它們足夠的空間，讓年輕創業者“心靈放飛”、敢闖敢幹。當制度保障、要素流動、文化包容形成合力，民營經濟將釋放更大潛能。

探索“廣義產權”機制下的綠色發展

中國經濟時報：科技創新引領全面綠色轉型，“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實現綠色轉型的重要窗口期。在綠色發展上，您認為，可以做哪些方面的探索創新？

常修澤：現在，大家比較熟悉的“減碳”或者綠色發展路徑有三條：通過技術手段來減碳，通過結構調整來減碳，通過政府規制來減碳。在我看來，還有第四條路徑，即用“廣義產權”機制創新綠色發展，核心要義是“廣領域、多權能、四聯動”。

“廣領域”指的是天、地、人。“廣到天”就是“環境生態產權”，“廣到地”就是各種“資源產權”，“廣到人”就是“人的各種產權”，包括技術、知識、勞動、管理等四大要素。

“多權能”指的是除所有權外，還有支配權、管理權、使用權等多種權能。

“四聯動”即四個產權制度聯動，一是產權的界定製度。資源環境的產權歸屬，一定要界定清楚。要建立“自然資源與環境資產產權”制度，解決產權界定不清的問題。

二是產權的配置制度。解決的是產權結構和協調問題，要優化資源配置。

三是產權交易制度。研究碳達峰碳中和、綠色發展要着力解決兩“償”問題，即資源的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的補償制度。這裏面的關鍵，一方面是堅持使用資源付費，誰使用資源誰就要付費，不能無償使用。另一方面是誰污染環境、誰破壞生態誰要付費。這就是從經濟角度、市場角度、產權角度，堅持受益（或受損）補償（或賠償）的原則。應完善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機制，推動地區間建立橫向生態補償制度、縱向生態補償制度。要發展環保市場，推行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機制，建立市場化的機制，把排放權等都納入產權交易的行列。

四是產權的保護制度。突出解決各類產權受損和保護不力的問題。

在綠色發展四條路徑中，產權這一條路徑是最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廣闊，“十五五”期間應該創新、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