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競  2020年全球飽受新冠疫情肆虐影響，不但經濟生產市場消費受到重大衝擊，整個日常生活樣態都受到顛覆，甚至在許多國家還產生政治效應，左右選舉勝敗與黨政者去留，給人類歷史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當前，各國醫療研發單位與製藥業相繼出招，發展出多種疫苗，透過不同醫事檢驗體系獲得許可並開始施打。在相當程度上，多半與國際社會各個政治體系勢力範圍重合，可見在疫苗分配與運用上，隱然顯現國際政治較勁痕跡。  不論產制疫苗所採用生化技術類別為何，都需要相當時間才能供應市場，而當粥少僧多無法立即滿足全球需求時，各國都試圖優先獲得疫苗，以便紓解本身疫情，恢復社會秩序並支持經濟產業活動恢復正軌，所以不管是運用政治壓迫或是祭出重金誘之以利，總是不達目的不善罷干休。此時，各國所獲疫苗供應數量與先後順序，道盡不同國家的國際地位與政經實力。 經過此番疫情的折騰，各個國家安全學者與戰略專家總算體認到醫療防疫是國家安全絕對不可輕視之面向，維持獨立自主的醫療研發與社會疫病應變能力，將是維護國家安全絕對不能夠放手的戰略能量。以往諸多人士在談到生化戰研究時，都是從道德層面上來加以斥責，殊不知在生化戰爭此等面向上，雖說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無。 人類所面對生化威脅，除受到敵對國家或是集團刻意發展生物武器作為戰爭衝突或是恐怖攻擊手段外，有自然界自主發生的基因變異；有人類社會不斷發展之各種生物化學製品，在產制過程中製造出副產品或供應市場後意外產生副作用；再加上有犯罪集團刻意在基因鏈結上大做文章，為規避各國麻醉品或管制藥物犯罪偵防與司法制裁，不斷產制出的新興毒品……從以上分析可知，國家維持生化實驗與研究能量，絕對有其必要。 此外，從全球疫情發展時的口罩荒、醫療防護衣與呼吸機供不應求，到當前疫苗大戰亂象，我們可以發現維持強而有力的醫療器材生產體系以及製藥產業，確實具有極高戰略意涵。若是要成為國際社會具有發言地位之強權，在此等面向上絕對不能夠缺席，在戰場上「落後就要挨打」原則，其實亦可適用於醫療防疫與社會應變。 不過，人類社會還是相當殘酷現實，當疫苗研發成熟產制逐漸步入正軌，能夠開始供應市場後，擁有相關科技產品的國家就會開始運用管制出口，或是強勢搜刮採購方式，希望先滿足本身需求。儘管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出面譴責此等作為，但是疫苗供應分配畢竟不是完全依據市場供需法則，政治力量介入也難以干預。此時所顯露出的人性現實真貌，真是讓人相當無奈。 疫苗能否成為在國際社會結交情誼建立政治影響力的操作資本？不可諱言，在全球疫情如此嚴重之際，確實具有此等價值。但滿足各國需求之先後順序，到底能否符合公平客觀標準？是要依據各國疫情嚴重程度來決定施打優先級，還是從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的客觀作業能量來評量，這恐怕又會成為醫療專業圈內相互辯論的課題，到最後怕是難以獲得定論。 同樣，對於具備產制疫苗能力的國家來說，原則上是要優先滿足國內本身民眾需求，然後才應當考慮供應國際盟友，但是依據目前現況，未見得完全遵循想當然之規律。有些疫苗產制國確實是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同時兼顧盟友防疫所需支援，不過不可否認，決策者大多在決定供應優先級上左右為難，儘管在內心中當然要重視本身百姓防疫，但也需考量國家對外政策大局，避免又被國際社會批評為自私自利。 最後就要談到，每個國家與藥廠在疫苗發展與測試過程中，各方流言蜚語從未間斷，如何能夠獲得社會信任，更考驗著國家信譽與藥廠製品聲譽。疫苗本身絕非靈藥仙丹，施打疫苗後亦非百分之百有效，而且有些施打對象會產生副作用，甚至產生極不樂見結果；疫苗僅能協助施打對象產生較強免疫能力，但此等防護無法保證其絕對不受疫病侵害，因此各國在施打疫苗時，必須同時加強公共衛生教育，讓民眾理解到其他防疫措施不可因此有所鬆懈，才能夠產生更理想結果。 其實人類社會在危難來臨時，仍是各自採取自力（私力）救濟手段，因此到最後，國際社會還是會依循叢林法則各自求活。從當前各國爭取掌控疫苗供應所產生的疫苗大戰亂象中，我們必須承認，完全信賴國際社會存在公義實在陳義過高。許多高齡長者經常會講「養兒不能防老」，兒女總要考量本身利益，自己手中攢點銀兩最可靠，連本身兒女都不可靠；同理，各國在防疫上還是要建立自身醫療應變運作模式，看別人臉色靠他方善意，到最後就是任人宰割。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三策智庫特約政治評論作家來源：三策智庫

文/黃介正 美國總統拜登就任伊始，國際社會期待美中兩強對抗可望暫緩之際，解放軍空軍近日在台灣「防空識別區內」西南角，也是「領空外」的國際公共空域，顯著增加訓練巡航批次，引發各界關注與多種解讀。 中國國家主席在1月4日簽署命令，要求全軍聚焦「備戰打仗」，確保「全時待戰、隨時能戰」，以「優異成績」迎接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解放軍卯起來練兵拚成績，同時可以在南海、台海、巴士海峽交會要衢，繼續常態化經營未來戰場；可以在美國拜登政府印太政策團隊到位前，展示態度，測試脊樑；可以保持對台軍事加壓，警示台海衝突風險確實不假。 緊張升高，反而凸顯降溫的必要；海空對峙，正好反映避險的需求。想降溫，要避險，就只有「談」。借用孫子兵法概念：勝兵先勝，而後來談；敗兵先談，而後求勝。拒談，其實已無關勝敗，出局而已。 美國在特朗普「以對抗代替談判」，退出國際公約和組織，不延長國際安全條約，壓抑或激怒傳統盟邦，拉高與競爭對手之敵對情勢，既單邊又孤立的折騰後——為修補關係、緩和對立，拜登不得不在就任後，儘量回到「以談為主」的外交政策基調。 面對攸關全球核戰威脅，無論將來是否邀北京一起談，即將在2月5日期滿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美俄必須坐下來談，也確實在本周就延期事宜達成了協定。而特朗普總統在2018年10月，曾以俄羅斯未遵守規定為由，片面退出的《中程核武條約》（INF Treaty）雖然已過屆滿時限，是否仍應有相關安排，也需要談。 論者曾以「關係改善，一夕可得」，描述如果拜登在大選中勝出，對於美歐關係的重大意義。然而，歐盟並未等待拜登就任，即趕在去年底與中國大陸簽署《中歐投資協定》。英國正式脫離後的歐盟事務，拖延經年的《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如何持續，還是要坐下來談。 過去四年，中美之間高級別對話機制可謂蕩然，尤其2018年貿易戰開打後，美國抗中、去中政策及手段愈益深惡，即使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兩強在全球事務已成霸權對抗。如今雙方皆已釋放重開機的訊號，勢必接觸協商；而拜登傾向多邊聯合一致對中立場，更要及早與友盟各方先行對話。 「美台關係」近年來已有相當提升，「官方交流」限制亦有突破，如何維繫互信，審慎延續有利形勢，當為首要。眼前「台美自由貿易協定」相關思維，仍需在萊豬開放爭議中拿捏；已經同意軍售品項，如何議定品質、價格，並簽約、履約；軍務方面欲改變「整體防衛構想」，應該也要與拜登政府談談。 兩岸制度化協商管道已經斷線四年半，民間交流亦受新冠疫情嚴重萎縮，民進黨政府「親美反中」切中特朗普戰略需要，兩岸增惡意，海峽變緊張，台灣自然被推上駁火前線。如今拜登政府可望調整對中步伐，重提「戰略耐心」，台灣自不可頑固堅持特朗普時期的老路。 兩岸官方雖已慣于惡言相向，兩軍亦已經常拉弦彎弓，但雙方避免點名直批領導人的余裕尚在。我們充分理解兩岸目前都沒有變更基本立場的內在條件，卻看到國際形勢驚蟄之象已現，拜登策士也有兩岸對話以緩和緊張之建議。堅持「各方皆談，兩岸不談」是否符合雙方各自利益，允宜再思。 清廷因義和團，遭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被外族列強逼迫簽下《辛丑合約》。對照120年後今日的兩岸仇怨與對峙，侈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仍可能同樣遭外人之訕笑。 再逢辛醜，新春將至，前嫌盡釋雖不可期，為重拾人民善意而談，為降低台海緊張而談，思考「一個中國‘春節’的原則」，兩岸相互拜個年吧！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台灣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原文發于台灣《中時新聞網》

文/魏開星想不到，作為全世界民主自由的燈塔，美國居然成了全球最危險的國家。 特朗普的「川粉」成了「本土恐怖主義」：1月6日衝擊國會山莊，釀成四人死亡。 這還不夠！離特朗普交權還有一周多時間，美國還令世界和平與區域安全充滿變數與危機。 危機之一：核按鈕手提箱如何交接？ 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已表示不會參加拜登1月20日就職典禮。雖然，拜登輕描淡寫地調侃，這是「我們少數達成一致的事情之一」；但是，認真想想，卻引發一個嚴肅的問題：美國總統的「核武庫指揮和控制器」，也就是核按鈕手提箱要怎麼移交？ 資料顯示，自甘迺迪總統以降，每任美國總統都有一名隨身攜帶核按鈕公事包的助手。這使美國三軍總司令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指揮美國的核力量。在宣誓就職之前，通常軍方會向新任總統介紹他所肩負的核打擊權力與責任。在就職典禮期間，在當天早上或前一天，代表總統的新代碼將會生效，然後核按鈕手提箱的控制權就傳給新總統。 如果特朗普不參加就職典禮，那麼轉移的過程將如何？美軍方人士稱，將由五角大樓來主持。對此，五角大樓發言人證實，就職典禮當天有一項核轉移計畫。有核武器專家表示，手提箱不止一個，實際上至少有三個，分別由總統、副總統和「指定倖存者」擁有。這樣，若特朗普不現身，那麼就可能在就職典禮之前拜登宣誓就職後，會有一名軍事助手將啟動給拜登的那一個手提箱。幾乎在同一時間，前任總統的核指揮控制權就會失效。 可是問題來了：既然此事不成問題，那麼作為眾議院議長的佩洛西為何還擔憂呢？據美媒報導，離1月20日還有一周多的時間，誰知道特朗普還會幹出甚麼瘋狂的事情出來，以至於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開始擔心，向美軍最高將領詢問，如何能防止被認為「精神錯亂的」總統特朗普發起核打擊。 正由於發射核武事關重大，因此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一些議員擔心個性衝動的新總統會觸發核戰爭。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于2017年1月向國會提出了有關「限制第一個使用核武器」的法案，旨在降低美國與其他擁核國家的衝突風險。美國近年來也出現了分散總統核武器使用權限的聲音，支持者包括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約翰·海騰將軍等。這表明美國國內也擔心特朗普能否理性行使好總統核權力。 看來，外界的憂慮，沒到拜登完成接班之後還不會消除。 危機之二：特朗普將突訪臺灣？ 在特朗普表示他不會出席拜登的就職典禮之後，美國會計畫最快1月11日啟動彈劾特朗普，拜登稱總統不能淩駕于法律。特朗普無論是繼續泄私憤還是刻意避開彈劾，眼不見為淨，而外界都關注他會去哪。 早前有報導稱，特朗普打算前往英國蘇格蘭打高爾夫球，以避過出席20日舉行的總統就職典禮。這也是有可能的，特朗普在蘇格蘭艾爾郡和亞伯丁郡，都擁有高爾夫球場。不過，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回應稱不清楚特朗普的計畫，鑒於白宮至今未公佈他赴蘇格蘭的行程。可見，這項計畫並不確定。 而關心台海局勢的各方人士則擔心特朗普會利用「最後的瘋狂」突訪臺灣，升高兩岸緊張局勢，給拜登政府出難題，也給自己繼續賴在白宮不走創造最後的哪怕是萬分之一的可能。那麼，特朗普訪台的幾率有多大？ 蓬佩奧推文為特朗普訪台做預告？ 當地時間1月9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推文中宣稱：「今天，我將取消我們自己施加的對（美國）行政機構與來自臺灣的同行之間進行交往的所有限制。」據報導，蓬佩奧聲稱美國政府行政部門與臺灣的溝通將由「美國在台協會」（AIT）負責。 法新社認為，蓬佩奧這份聲明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會激怒中國。只是目前尚不清楚這一變化實際上意味著什麼。 美駐聯合國大使訪台不足以激怒大陸 同樣是蓬佩奧，1月7日發聲明表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將訪問臺灣。次日，美方確定卡拉夫特將於本週三即13日訪台。 如果說，美方派衛生部長阿紮2020年8月赴台是抗擊新冠疫情的應景之作；接下來的副國務卿克拉奇9月中旬訪台，可視為對蔡英文宣佈放寬美牛美豬進口的回報。美國國務院在臺灣8月28日宣佈放寬美國牛肉與豬肉進口後，便在8月31日宣佈創立美台雙邊經濟暨商業對話，並確定將由克拉奇主持。「美台經濟對話」即使達不到臺灣的期望，比如美方並無回應臺灣關注的重啟投資保障協定，及在此基礎上的自貿協定談判等等；然而，從產業鏈配合到臺灣製造業赴美投資等美台經濟領域相關內容的商討，還是有實質性的意義。 同樣是由美國國務院主動高調主導的，還有透過視頻方式於1月7日舉行的「美台政治軍事對話」，國務院政軍局助理國務卿庫珀出席並致詞。臺灣聯合新聞網延引相關人士的話，指出在特朗普政府即將卸任前，美方大動作政治意味濃。 華府在「看守期」的頻密對台動作，其意圖十分明確——刺激中國大陸，可大陸幾乎不為所動，沒有超乎尋常的回應；相較於「美台政治軍事對話」的敏感度，美方派駐聯合國大使赴台，顯然是想激怒大陸又不敢觸碰中方底線的敷衍之舉。有人解讀美方此舉是有意讓臺灣重返聯合國。這種看法太不靠譜，美國要打臺灣入聯合國的牌，除非先與中國大陸斷交，先承認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否則如何行事？從蓬佩奧在談到克拉夫特赴台的政治意涵時，誇獎「臺灣展現出一個自由的中國所能達成的成就（Taiwan shows what a free China could achieve）」，可知美方斷然還沒準備這麼幹。 一貫逢中必反、逢中必罵的蓬佩奧，居然說出「一個中國」來，究竟是為何？儘管有人會說，「自由中國」可以理解為臺灣，但這話對於以蔡英文為首的民進黨而言可不愛聽，他們好不容易「去中國化」這麼多年，只要有「中國」兩字都欲除之而後快。那麼，蓬佩奧的「一個……中國」就有可能說給大陸聽的！因此，美駐聯合國大使訪台的招數，可以肯定中方不會為之所「怒」，其反應仍然是國台辦等機構的例行套話。 特朗普果真訪台又如何？ 蓬佩奧推文宣稱不對訪台官員設限，內地有媒體隨即針鋒相對提出，大陸將讓臺灣當局的日子進入倒計時，意即大陸將做強烈反應。筆者倒認為，即使特朗普真的在1月20日當天或之前出現在臺北，中國大陸也只會做慣常性的回應，即「文攻武衛」。內媒所指解放軍戰機將飛越臺灣領空，這是可能的；但不等於解放軍就要展開真正的「武統」，把握美國政權交接之契機拿下臺灣。 因為，且不論統一臺灣的時機是否恰當，就是行動本身也不明智。 一是，中方忍耐特朗普的「最後瘋狂」將功虧一簣，被特朗普的最後一招攻破。臺灣海峽此時開戰，美國無論將以何種形式介入台海，美方可藉此宣佈國家進入戰時狀態。這時拜登尚未正式接班，總統還是特朗普，或正中特朗普下懷，成全其「戰時總統」而得以成功留任。二是，在拜登上任前夕或當日，中方對台海訴諸武力，等於不給拜登政府改善對華關係的機會，甚至毀掉民主黨艱難獲得的執政權力。 這其中的利害，一般人都看得明白，中方高層豈能不知？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資深媒體人來源：三策智庫微信公衆號

文/汪惠迪  新年已至，理應以新人新事為話題，營造新氛圍新氣象。無奈環顧周邊國家或地區，實在乏善可陳。 全球華人社區的年度漢字評選結果已經揭曉，中國臺灣與馬來西亞巧合，「疫」字奪得頭籌。有意思的是，去年12月28日，臺灣「公督聯盟」公佈了「台立法機構年度代表字及十大新聞」票選結果，「豬」字出線獲勝。（「公督聯盟」是「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簡稱，2007年1月23日由25個民間團體發起組成）  依我之見，若不是暴發「新冠肺炎」，臺灣地區年度漢字評選的結果非「豬」字莫屬，因為「疫」字搶得全台頭牌，「豬」字只得退而求其次，當選「立法院」頭牌。「豬」字因何在「立法院」奪標，那就讓筆者來刨刨「豬」的根兒吧。 「豬」是中文裡的常用字。《說文》作豬，從豕者聲，形聲字。在古代方言中，「豬」有許多不同的名稱。漢代揚雄說，「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jiā），關東西或謂之彘（zhì），或謂之豕（shǐ），南楚謂之豨（xī）」（《方言》卷八）。 「豬」可以獨立成詞，叫做「字詞」，即一個字同時是一個詞。在《現代漢語常用詞表》（草案）所收錄的56008個常用詞語中，按頻級昇冪（frequency level ascending）排列，居第1892位元，使用頻率較高。豬肝、豬排、豬蹄、豬油、豬鬃、豬肚兒、豬頭肉；豬崽、豬娃、豬官兒；豬食、豬圈、豬欄、豬場、豬舍、豬窩、豬瘟、豬八戒⋯⋯均為「豬」所統領，在其旗下。 反之，按「豬×」逆序組成的有野豬、家豬、公豬、母豬、黑豬、白豬、花豬、香豬、乳豬、豪豬、種豬等。方言裡也不乏用「豬」構成的詞語，如吳方言裡有豬玀、豬頭三、豬狗嗅等；粵方言裡有豬仔、豬紅、豬手、豬腳、豬腸粉、豬嘴包等。熟語（成語、俗語、諺語、歇後語）也有好些用「豬」做語素構成的，如：豬多肉賤；豬困長肉，人困賣屋；豬來貧，狗來富，貓兒來，開寶庫；豬拾柴，狗燒火，野狐掃地請客坐等；粵方言裡有豬頭炳、豬朋狗友、豬籠入水——八面通等。 在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曾發掘出距今六七千年的家豬骨骼，可見我國養豬歷史悠久。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豕」字，證明三千年前，古代文獻已有養豬的記載。據統計，全世界豬品種有300個，中國有近100種，約占三分之一。 在農耕社會，人們期盼「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六畜」排序為「馬、牛、羊、雞、犬、豕」，以「馬」為首；有人建議應當改為「豬、牛、羊、馬、犬、雞」，以「豬」為首。1959年10月31日，毛澤東發表《關於養豬業的一封信》，對這個建議表示「舉雙手贊成」。《現代漢語詞典》「六畜」排序為「豬、牛、羊、馬、雞、狗」，以「豬」為首。可是在十二生肖中，老「豬」竟然包尾（粵方言,指排名最後；《全球華語大詞典》53頁），傳說是它遲到了，前面十一個位置都被鼠、牛、虎、兔⋯⋯狗先到者搶走了。怪只怪「老豬」身型太肥，走得太慢。古代祭祀時，以牛、羊、豬為大三牲，豬、魚、雞為小三牲，大小三牲都少不了豬。 詞彙是社會的一面鏡子。語言中用「豬」構成的詞語越多，越豐富，說明自古以來，豬和人類關係密切。現在「豬文化」已成為一門學問，有人專門研究。對「豬」不可小覷啊！ 從語言文字的角度介紹了「豬」的歷史與地位後，接著略述拿「豬」說事的原因。 去年8月9日下午，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亞曆克斯·阿紮打著「防疫合作」的旗號，搭乘專機竄訪臺北。28日臺灣的民進黨政府就宣佈擬開放「美豬」進口。此事非同小可，立刻引發臺灣各界強烈反應。此後四個月中，「豬」在臺灣地區竄紅，並與臺灣地區最高領導人蔡英文及其拍檔行政機構負責人蘇貞昌別苗頭，爭著成為臺灣媒體的頭條。有趣的是臺灣媒體只要提到「豬」，就同時提到蔡和蘇。 臺灣當地土生土長的豬叫「台豬」，擬從美國進口的豬叫「美豬」「萊豬」或「毒豬」。「台豬」「萊豬」「美豬」「毒豬」，數「萊豬」風頭最勁。 「萊豬」聞所未聞，是個新詞兒。「萊」指「萊克多巴胺」，是一種增強瘦肉的添加劑，俗稱「瘦肉精」，因此「萊豬」就是含有瘦肉精的美國豬肉，因來自美國，故亦稱「美豬」。中國、歐盟、俄羅斯等國家的畜牧養殖業全面禁用萊克多巴胺，因為人類食用瘦肉精含量高的豬肉可造成急性中毒，其慢性危害主要為導致嬰幼兒性早熟，吃肉多的兒童容易在大量食用含有萊克多巴胺殘留的豬肉或內臟後，引發中毒症狀，如呼吸困難、噁心、嘔吐、頭暈、頭痛、肌肉震顫、心悸、心律失常、血壓上升，導致心血管疾病，甚至影響生殖系統。因食用「美豬」可能中毒，故又稱「毒豬」。 「萊豬」「美豬」「毒豬」三者異名同實，是一組臺灣地區特有的「異形詞」。它們隨著媒體流布周邊國家或地區，在「豬」的大家庭中一下子增加了三個人見人憎的成員。  11月22日下午1時左右，臺灣例行的「秋鬥」遊行在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凱道）登場。以「反萊豬、反雙標、反黨國」為主軸，六萬示威民眾和40多個民間團體走上街頭抗議。他們身穿黑衣，趕著活豬，高舉「萊豬毒台」「民主已死」等標語旗幟，高呼「蔡政府道歉下臺」等口號，盛況空前，聲勢浩大，成為臺灣「30年來最大規模的秋鬥遊行」。 11月27日上午，蘇貞昌第13次赴「立法院」發表「施政報告」及備詢，之前12次均被國民黨抵制而上不了台。10點18分，蘇貞昌在穿著雨衣的民進黨「綠委」簇擁下走上講臺。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聚集在講臺前的「藍委」提著一桶豬內臟，向蘇貞昌撒去。其餘「藍委」見狀，一擁而上，與「綠委」發生肢體衝突。但見拳頭腳尖打的打，踢的踢，打得不可開交；豬腸豬肝扔的扔，甩的甩，在空中飛舞。汽笛聲、喇叭聲、口哨聲此起彼伏，議事殿堂一片混亂。蘇貞昌就在這種亂哄哄鬧哄哄臭哄哄的「氛圍」中花了大約215秒的時間，完成了他的「施政報告」。媒體形容這是「立法院」有史以來「最血腥的一天」。在筆者看來，這道令人大開眼界的風景，是對民主、自由的褻瀆！  新的一年已經開始，新制生效，綠燈打開，「萊豬」就要登陸了。然而事情會如蔡英文和蘇貞昌所願順利進行嗎？難說。國民黨管治的22個縣市議會已經串連起來，自元旦起啟動當地的食安自治條例，要求九大業者必須把「含萊」或「無萊」的豬肉清楚標示出來，讓消費者自行選擇。 古語雲：「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安以質為本，質以誠為根。」筆者相信，臺灣同胞會做出明智的選擇。 「萊豬」啊「萊豬」，蔡英文蘇貞昌們歡迎你，kiss你，擁抱你，但不知你是否上得了他們的餐桌。祝你好運！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資深語文工作者來源：三策智庫

文/張競日前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公開撰文表態，明確表達堪培拉不希望在國際關係上被迫選邊站。在北京運用經貿籌碼，采取行動抵制進口澳大利亞穀物、紅酒以及煤礦礦砂後，澳大利亞政府一邊面對中國大陸商業利益，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與美國安全合作盟友關係，其必須考量如何調和這兩者間的戰略矛盾。 目前，全球許多與中國大陸經貿往來關係密切的國家與經濟體，都面臨此種兩難困境，經貿往來必須仰賴北京，但在安全架構議題上又對華盛頓有所期待。當然北京戰略謀士亦非等閑之輩，因此在面對華盛頓對外國際政策即將翻轉之際，果斷出手讓堪培拉必須對此表態。 為何北京應對堪培拉能夠打出有效的經貿牌，讓澳大利亞必須有所回應？其真正原因是雙方貿易往來處於極度失衡狀態，而中澳雙方貿易讓北京承受重大赤字，但對澳大利亞實施經貿壓迫時，北京卻是經過精算，所有用來操作品項都是可以找到替代供應商源，或是僅為民生消費但非支持經濟生產所需之必要品項。 北京未在進口澳大利亞鐵礦礦砂上另做文章，是因為就此品項來說，其仍是賣方市場，北京有求於堪培拉，因此才未成為約制堪培拉對外政策之標的物。相對於目前端上台面各個品項來說，澳大利亞供應商僅在全球市場具有相對優勢，但卻絕對不是非由澳大利亞供貨不可的獨門生意，中國大陸隨時能夠找到其他供應商替補，所以北京才能夠掌握主動成為其政治外交操作工具。 其實，北京對於華盛頓與其任何邦交國建構安全聯盟與合作關系，並無意積極加以干預。只要此等安全合作關係不是用來圍堵中國大陸，或是刻意與華盛頓搭配唱和，針對其周邊安全議題加以攪局，原則上北京會秉持其不干預他國內政之外交原則，不會對其他國家的聯盟關係結交說三道四。 澳大利亞之所以面臨北京抵制壓力，真正問題不在於其與美國建立安全聯盟關係，而是堪培拉與華盛頓透過此等安全結盟關係，開始將北京當成目標，與其安全利益、主權聲索立場沖突，因此才讓澳大利亞身陷火線，成為北京必須加以對付的目標。換言之，關鍵在於堪培拉積極參與以及配合華盛頓對付北京所致，而非北京有意逼其選邊站，不容許其與美國保持安全聯盟關係。 如果澳大利亞與美國結盟，不是針對中國大陸，而是就其他方面維護其安全利益，北京確實會加以尊重。正是因為首爾能夠掌握此種分寸，表達美韓同盟僅限於針對平壤政權，絕無意與北京為敵，所以儘管當初中國大陸在韓戰中曾與美韓聯軍交鋒，但北京鮮少針對美韓同盟關係發表負面評議。由此可以看出北京約制堪培拉之安全結盟關係，是有其原則，並非胡亂反對。 對於其他同樣處於此種經濟貿易仰賴大陸，但安全合作卻有求於美國境況的國家來說，有了澳大利亞這樣必須在北京的經貿抵制壓力下表態的參考，就更應審慎解讀其中關鍵所在。在國際社會中，各方各自結交朋友，若非必要，絕不會逼迫任何外交對象選邊站；北京對此相當理解，因此絕對無意迫使澳大利亞夾在北京與華盛頓之間選邊攤牌。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臺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三策智庫特約政治評論作家編輯：嚴駿來源：微信公眾號三策智庫

文/郭一鳴這個標題如果作為學術討論，學者引經據典，可以出一本書，但在本港當下，這是一個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警方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日前去信四個傳媒界團體，指警方將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涵蓋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GNMIS）的傳媒機構，或者國際認可和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的記者、攝影師和電視台工作人員。當日筆者接受報章訪問，表示支持警方的修訂。 連日來坊間對警方修訂“傳媒代表”定義的做法有不少爭議，有的業界團體表示激烈反對，認為警方的做法打壓新聞自由，筆者對此並不感到奇怪，他們對警方的任何做法，反對是唯一選項。筆者支持警方的修訂，是建基於一個業界常識：新聞記者需要擁有專業知識和訓練，才能做好公眾“看門狗”（WATCHDOG）的角色，保障公眾知情權。 撇開政治立場，讓我們先看看事實，根據政府新聞處資料，目前符合警方修訂後的“傳媒代表”定義的新聞機構共有206家，即是香港平均三萬多人擁有一家媒體，筆者孤陋寡聞，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個700多萬人口的城市擁有逾200家媒體，但相信這應該不是一個小數目。警方今次修訂的標準，其實非常寬鬆，看看這206家符合新定義的媒體機構，規模有大有小，涵蓋所有政治光譜，當中包括眾所周知其創辦人打正旗號“聯美反中”的傳媒機構，以及部分持激進政治立場的網媒，因此，所謂警方此舉意在政治打壓的指摘，似乎缺乏依據。 再看另外一些事實。去年“修例風波”，在示威衝突現場採訪的“新聞記者”常常多到令人難以置信，有時候甚至出現黃背心人數比示威者還多的怪現象。不僅記者多，而且記者屢屢成為新聞的主角，而成為新聞主角的“新聞記者”，往往來自一些未註冊或剛剛成立的網媒，也有的來自校園媒體，甚至有的是沒有受聘於任何媒體的所謂“公民記者”等，例如三個廣受矚目的個案：一名古稀退休牧師突然穿上黃背心跑到示威衝突現場充當記者，還因此成為新聞人物接受某報專訪大談新聞自由；一名自稱網媒記者在臉書直播時，將鏡頭對準一名正在執勤女警的身體某個部位，滿口粗言穢語；還有一次是警方在商場執行任務，一名十二三歲的“記者”在示威現場用一部手機“採訪”，被警方盤查時竟然出示“記者證”。 這些前所未有的傳媒怪現象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一些所謂記者根本沒有接受過任何正式新聞專業學習和訓練，真實、客觀、公正這些新聞報道基本原則對他們並不存在，他們或是侍應、助理、經紀、教師、無業者等等，以為能拿起手機拍照錄音錄影然後放上網，就能當記者，他們當中也的確有人輕而易舉向個別團體申請到一張“記者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去年年中以來，記者的形象，由受人尊敬的“無冕之王”，變成人人都是記者，“一哥”鄧炳強形容這種現象叫做“任何人記者”，傳統意義上的新聞記者專業形象專業精神蕩然無存，傳媒公信力大受衝擊，這種情況，無論對傳媒業界本身，還是對廣大市民受眾，究竟好處在哪？有人硬要將這種傳媒亂象說成是新聞自由，其實大家都明白是怎麼回事。 警方修訂“傳媒代表”定義，相信出發點並非為了幫助傳媒提升專業形象，更不是要打壓傳媒，而主要是基於警隊執法上的實際考量。警方亦不可能不知道社會對任何關於傳媒事情都非常敏感，但沒有因為怕事而迴避這個問題，迎難而上，這點在今時今日尤為難得。將部分連向新聞處登記GNMIS都不做的所謂網媒、自媒體和假記者排除在現場採訪安排之外，既有助減少對執法行動的影響，亦有助減少對大部分真正的記者正常採訪的干擾，客觀上亦有助提升記者的專業形象，這樣的修訂，沒有理由不支持。（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資深媒體人，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編輯：潘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