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黎智英被控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但成功說服高等法院允許他由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 KC 代表。政府向上訴庭上訴失敗，再向終審法院上訴也失敗。現在受到關注的是，是否應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用“補救”解釋來處理問題。這個問題的癥結源於《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27（4） 條容許香港法院接納有經驗的海外大律師，在複雜案件中出庭代表客戶出庭，並幫助法院導讀相關的海外判例，令香港的判決將與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最高質量判決保持一致。這個制度一直運作良好，但現在所衍生的結果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它這項罪行的立法原意是懲罰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人，但諷刺地法律又允許他僱用外國大律師去打官司，這樣的法律是否違背了國安法的立法原意？而這個問題，源於2020年制定港區國安法時，起草人或許沒有注意到《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條的存在，以及黎智英等的嫌疑人會這樣利用它。更何況，1990年出台的基本法的草委們在審議第35條允許香港居民享有選擇律師權時，無法考慮到這種情況。法律到底如何處理這種漏洞？在普通法中，法院可以採用“補救解釋”來“讀入”能夠正確反映立法意圖的立法用語，以補救起草中的漏洞。 “讀入”是一項行之有效的原則，通常用於填補被疏忽而省略的成文法條文，法院為法律條文添加足夠的字詞來反映立法的真實意圖。（詳見Schachter v Canada案（1992 年））。遺漏讀入原則在 Jones v Wrotham Park Estates （1980） 一案中成形，並在 Inco Europe v First Choice Distribution （2000） 一案中得到進一步確認：如果法院對以下的三件事充分肯定，則允許“遺漏讀入” - （1） 有關法律的預期目的；（2） 起草時無意中忽略而未能實現該目的； （3） 假設議會發現遺漏而填補的實質內容，儘管不一定使用相同措辭。在 R v Humber Bridge Board （2004） 一案中，Humber Bridge Board 根據1971年的 Humber Bridge 法案授權管理通行費，對車輛類別收取不同的費用。收取通行費必須由英國交通部長授權，用法定命令形式發布。大型巴士包含在1979-80年和1989年的法定命令中，但1997年的法定命令中就把它遺漏了。證據顯示，交通部長其實接受了交通督察的報告，該報告建議對大型巴士徵收 9。20 英鎊的通行費。英國上訴庭裁定，1997 年的法定命令遺漏了大型巴士實屬荒謬；交通督察報告是把大型公共巴士包括在內的有力證據；1997 年的法定命令應被讀入為包括大型巴士的通行費。香港終審法院HKSAR v Lam Kwong Wai （2006） 一案中，梅司賢勳爵呼應“遺漏讀入”原則：“……當然，法院可以將文字讀入到法律條文中，但法院不能隨便這樣做，除非這樣做能實現或體現正確的立法原意。再者，法院不能做的是將文字讀入法律條文，以產生與適當確定的立法意圖不符的結果。”隨後，香港高等法院在 Yeung Chu Wing v SJ （2019） 一案中又稱：“現在已經確定，法院具有權力去採用補救解釋，以使法定條文符合基本法或 人權法 的規定。……法院在採用補救性解釋時，可能會使用眾所周知的分割、讀入、讀緊和刪除的技巧。”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要讀入基本法第 35條，限制國家安全犯罪嫌疑人選擇律師的權利僅限於本地律師，這完全與英美法域的補救性憲法解釋中的遺漏讀入原則一樣。換句話說，如果在普通法域出現類似的法律問題，普通法法院很可能會運用“遺漏讀入”的解釋原則來解決。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若果為此事釋法，亦是符合國際憲法解釋原則。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執業大律師，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法律界）委員

文〡馬恩國我在西方國家生活二十年，在外國讀了高中，大學本科及研究生，畢業後在外國執業，後來因為反種族歧視而加入澳洲政黨，對西方民主制度深有體會。其存在許多嚴重缺陷, 可以概括為以下六點: 第一，外國民主制度相信公眾永遠是對的。但是公衆經常做出錯誤的選擇。英國「脫歐」公投是第一例證。本來英國民意是反對「脫歐」的，但是因為「脫歐」派使用了心理戰術，利用恐懼來誘導群眾。利用了什麼恐懼呢？就是「脫歐」派走訪社區，遍訪酒吧，和最基層的英國人談論「脫歐」問題，問他們最懼怕什麼。「脫歐」派發現英國基層市民普遍都不關心「脫歐」問題，只顧自己利益。他們懼怕一旦英國繼續「留歐」，一大部分土耳其的難民就會湧入英國奪走他們的工作，充斥他們的學校和社會，剝奪他們的資源。但是土耳其難民湧入的機會少之又少幾近乎零。但是「脫歐」派就利用了這個英國民衆的共同恐慌，加以放大誇張宣傳。反觀，英國執政黨卻只是利用政客的個人魅力和影響力，由英國首相帶領議員逐一打電話給選民，請求他們投反對「脫歐」票。結果恐懼戰勝了個人魅力，「脫歐」派大勝。「脫歐」之後，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脫歐」從中長遠來說不利英國經濟。最近2019年的調查發現英國「脫歐」後英國對歐洲出口已經大幅度減少，導致英國國民生產總值下降。美國特朗普贏得 2016 年總統大選是第二例證。在2016年的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通過迎合美國較落後省份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仇外思想而獲勝。結果特朗普的亂政給美國帶來龐大經濟損失，以及高企的新冠病毒死亡率。 第二，選民對複雜問題缺乏分析能力或失去興趣。民主政治體制必須依靠理性的、有智慧的群眾選民，他們必須關心國家大局和未來，深諳複雜的國際關係。但西方這樣的選民基本上不存在。西方選民在行使這一權利的時候往往對選項沒法透徹了解。因為忙於生活或對政治冷感，選民對候選人的政綱一知半解；當對國家重要議題公投時，沒有知識去從多角度分析複雜議題。 2016年，當英國人投票決定是否「脫歐」或「留歐」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知道歐盟是什麼。據媒體報導，英國「脫歐」後，谷歌調查顯示，「什麼是歐盟」成為英國第二熱門搜索問題。  第三，政黨競爭是忽略人性本質的。西方多黨制旨在通過政黨競爭推動執政黨實現更好的治理。在反對黨的監督下，執政黨希望少犯錯誤，不犯錯誤。 然而，任何一方都想成為執政黨。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反對黨越有可能成為執政黨。於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導致執政黨努力不作為。現在，西方政黨的利益已經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第四，執政黨和第三勢力妥協，施政投鼠忌器。外國政黨輪替，但是來來去去都是兩個大黨控制。競選時兩個政黨有時僵持不下，不能取得過半數支持，只能靠拉攏非主流政黨才能組成政府。而這些非主流政黨往往是一些極端環保主義、同性平權等組織，大黨為要組政府就要妥協社會發展政綱。第三方勢力還包括金主勢力。每次選舉各出奇謀，先用大數據分析選民心態，再分別用不同社交媒體去發放有利信息給不同觀念、不同年紀、不同宗教、不同階層的選民。美國選舉候選人每次必須花費大量金錢去誘導民意、打擊對手。所以候選人背後都有金主。金主有的是跨國企業或猶太商人。金主都在幕後發功，希望能夠透過經濟支持，推出一位將來能配合自己利益的政治家。所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離任是說：「以色列基本上操控了我們的眾議院。」當政府領袖及國會都受財閥支配控制，國家政策及施政怎麽可能不偏向財閥？ 第五，政黨輪替導致政策缺乏延續性。每屆政府任期大概是四到五年。每次政黨上台後都要差不多半年一年時間去適應，政策落實時間只有兩、三年，最後一年又要為選舉耗費精力疲於奔命。就算執政黨再被選上，黨內鬥爭亦有可能使黨魁下台，換另一位新人做首相、做總統。原來的政策又不可能繼續。政策朝令夕改，國家發展停滯不前。 第六，西方選舉制度還包含人民公投去決定國家重大問題。因為政黨不想承擔政治責任，或執政黨根本在議會內沒有足夠票數去決定，所以把國家重大問題都拋給選民去定奪。這種模式無法維持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幾個西方國家經常面臨國家解體的威脅：加拿大魁北克省、英國蘇格蘭等都有獨立行動。西方民主不旦無助於建立民族和種族認同，相反，公投合法性助長了種族自決權和民族的分裂。公投自決激發和培養了少數民族的獨立意志，不斷的選舉反復強化了不同群體的自我意識，而不是民族意識。 因此，我國堅持走自己的民主道路，不照搬西方民主制度， 是十分正確的。 本文係作者於2021年12月9日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發言（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香港執業大律師編輯：張桔馨審稿：黎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