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舟2月28日，政府公布了最新的《財政預算案》，其中顯示上一年度（2023/24）政府的綜合赤字為1016億元，預計本年度（2024/25）的赤字為481億元。其實涉及財政赤字的計算有兩種算法，一種是“現金收付制”，另一種是“應計制”，兩者有較明顯的差別。在現金收付制下，政府舉債籌集的資金會被列作抵消財政赤字。在應計制下，可以更全面地看到政府的資產及負債，包括現金收付制未涵蓋的外滙基金、房委會及其他政府基金的盈虧。以2020/21和2022/23兩個財政年度為例：在2020/21財政年度，按應計制編製的綜合財務表現表錄得569億港元虧損，現金收付制賬目則錄得2325億港元赤字；在2022/23財政年度，按應計制編製的綜合財務表現表錄得2943億元虧損，現金收付制賬目則錄得1223億元赤字。兩種算法各有長處，現在《財政預算案》中公布的赤字是在現金收付制下計算得出的。 基建投資具積極效應 由於公布的預算案中還提到政府本年將發行1200億元債券，並在未來5年每年發債約950億至1350億元，如果加上2023/24年度已發行的650億元各類政府債券，7年內政府的總發債金額將達6600億至8600億元。於是坊間有聲音質疑香港可能走向赤字財政之路，甚至陷入用“債冚債”令庫房乾塘的困境。那麼現在是否真的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呢？我們需要具體地分析來判斷和釐清真實的情況。首先是分析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結構。從財政收入結構看，有五大項來源，分別是利得稅、地價收入、印花稅、薪俸稅和投資收入。其中受市場周期性影響比較大的是地價收入、印花稅和投資收入。2023/24財政年度的地價收入僅為194億元，較原來預算減少656億元，也遠低於過去的財政年度。在過去的十個財政年度中，平均每年度的地價收入是1076億元。地價收入的變動很大程度上與經濟周期相關。現在政府開展土地儲備的工作比較積極，所以“彈藥庫”比較充足。雖然近年出現地價收入下降，未來可能也有漲跌的波動，但一定不會長期持續下降，必將有所回升。印花稅其實也是如此，2023/24財政年度的印花稅收入為500億元，較原來預算低350億元，也低於過去十個年度平均的742億元。但在撤辣措施公布後，地產的交投量已出現上升，也將帶動相關印花稅收入回升。投資收入也受大環境影響明顯，包括外部的國際環境，今年政府投資收入較好的原因之一就是受益於外圍股市漲幅較快。從財政支出的結構看，經常開支最大的三部分分別是教育、衞生和社會福利。其中教育支出整體比較穩定，約佔財政支出近兩成。社會福利方面，由於上一屆政府推出了一些新的福利政策，導致過去幾年社會福利開支增長比較快。在這三大項主要的經常開支中，確實存在一個潛在的問題，就是隨着香港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老年人口持續增加，整體的福利和醫療支出方面會有一定的剛性增長。另外一項大的支出主要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基建投資整體來說不僅有很好的經濟效益，而且存在積極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對社會有很強的正外部性。香港政府過去許多的大型基建都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包括地鐵新線路、新市鎮發展以及赤鱲角機場等基建項目，既產生了經濟效益，也具有很大的社會效益。所以從投資基建的角度看，整體是能夠取得不錯回報的。未來的北部都會區、交椅洲填海等幾個大基建，從財政來說都是有回報率的，同時由此帶來的產業發展和改善市民居住環境的社會效益就更大了。 發債不彌補經常性開支 雖然政府在未來幾年發債額的數字看上去較大，但從橫向的政府債務對比看，香港特區政府的債務率仍然是比較低的。2023年法國政府債務佔其GDP比重約110%，意大利約140%，日本更高達215%，而香港僅約50%。而且財政司特別強調，發債所得資金全數用於投資基建和工務工程，不會用在經常性開支。所以香港明顯有別於美國等用發債彌補經常性開支缺口的經濟體，特區政府的發債集資實際上是用於投資未來的。因此，香港目前的財政狀況並不會陷入“債冚債”的境地。從對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財政收入的低谷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原因造成的，是暫時而非長期的結構性減少。支出部分則主要是老齡化給醫療衞生和社會福利支出帶來了一定的增長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探討怎麼結構性增加財政收入的問題。增加財政收入主要有三種方法。第一個方法是削減開支。比如政府內部減少其自身的開支，但這種更多是以一種政治姿態來表明“共渡時艱”的態度，實際能削減的空間對增加整體財政盈虧的影響較為有限。而在投資性支出上，更不應該輕易削減。由於香港採用聯繫滙率制，實際上政府已經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所以在財政政策上，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需要通過逆周期調節，即使用擴大的投資性開支來刺激經濟。如果是在經濟狀況不佳的時候，進一步減少投資性的財政支出，實際上會阻礙經濟復蘇的步伐。第二個是用增加稅種或者提高稅率的辦法來提高收入。但這在香港現在的情況下，能夠操作的空間也是很小的。在增加稅種方面，由於香港稅制簡單，特別是沒有消費稅，所以二十年前就有人嘗試討論香港是否應增加消費稅，但最後大家普遍都不贊同，關於這個的討論也就無疾而終。目前香港也沒有增開消費稅的共識，所以想靠增加稅種是很困難的。在提高稅率方面其實也很不容易。因為利得稅和薪俸稅的低稅率是香港的傳統優勢，所以調整稅率的空間也不大。政府現在做了一個調整高收入人士薪俸稅稅率的試水，對年薪超出500萬元以上的部分提高1%的稅率，即超出500萬元的部分需繳16%的稅。雖然相比新加坡個人所得稅稅率最高不超過22%而言，香港提高之後的稅率依然也是低的，未來也有適當調高一點的空間，但也不可能持續性上調過多。所以增加稅種和提高稅率兩者都很難給財政收入帶來明顯的增加。 引進更多中產稅基人才 因此，從中長期來看，最重要的是第三個辦法：擴大稅基。擴大稅基其實就是要靠香港經濟的整體發展來增加有繳稅能力的企業和個人。其中有兩個路徑，一是像通過增加基建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在北部都會區等新開發地區培育新的企業並創造高質素的就業機會。二是要更多地引進外部企業和人才。在引進企業方面，現在政府也在積極推動，包括設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等舉措都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別是未來要推動創科產業進一步發展，不僅要培育本地初創企業，更重要的是引進外部龍頭創科產業來營造整體的創科生態。如果能通過龍頭企業帶動整個產業鏈的發展，那將大幅增加在港的創科企業數量，從而有利於擴大香港未來的企業稅基。同時，這也能避免現在產業結構上過分依賴商貿和金融產業的問題，為香港加入新的一個支柱產業。在引進人才方面，需要對香港未來整體的人口布局有長遠的規劃。香港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已經成為共識，而目前香港人口的最大補充源是依靠單程證來港實現家庭團聚的人員，平均每年有4萬餘人。但這部分人員中從事基層工作的偏多，不屬於納稅人口的稅基，下一步的關鍵是要為香港引進更多中產以上的、能夠成為稅基的人才。現在香港僅有不到50%的工作人口是薪俸稅納稅人，未來仍有提高空間。過去“優才計劃”和現在“高才通”都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不需要通過在港有工作才取得移民資格，所以很多人獲得資格後並不一定會長期留在香港工作生活。未來有必要擴展以僱傭工作為基礎的人才引進計劃。尤其是未來引進科技企業時，需大量引進工程師等技術人才，不僅僅是個別的頂尖人才。這批通過工作計劃引進的人才更容易長留香港，而且本身他們也是中產階級，所以能夠很自然地成為新增的薪俸稅的基礎。另外一點是要把握北部都會區的機遇，增加高等教育乃至中小學寄宿制學校的教育機會，吸引更多內地和國際學生來港就讀。通過教育令更多外來學生產生歸屬感，提高將來他們融入香港社會和留港工作生活的可能性。這批人將來也會成為香港稅基的基礎。 本文轉自《信報》 （作者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方舟2019年2月，國家公開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至今已有5年。雖然5年期間香港經歷了社會風波及新冠疫情等大事件，但如今站在5周年的時間節點，仍然值得做一番回顧和總結，同時也基於此來展望大灣區未來發展的關鍵突破口。談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首先要理解國家設計大灣區規劃的初衷。其實在有“大灣區”這個概念之前，這塊區域被稱為“大珠三角地區”。“大珠三角”源自“珠三角”的地域概念，當時的珠三角地區就是今天大灣區的9個內地城市（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所謂的“大珠三角地區”則是“9+2”，即這9個城市再加上香港和澳門。既然地理區域都一樣，為什麼不再沿用“大珠三角”的叫法，而是另創“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名字呢？這背後其實反映了國家深刻的戰略考慮。在大珠三角“9+2”的概念下，廣東的9個內地城市是主體，而港澳的“2”則是拓展增加的兩個特別行政區。雖然“粵港澳大灣區”看起來的地理區域仍是“9+2”，但其戰略思維則完全不同，其中蘊藏了兩個重要的含義。 中央冀為香港創腹地 一是大灣區的戰略目標是希望在兩種社會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法律體系和三種貨幣的背景下推動區域一體化，解決粵港澳之間都市群整合及協同的問題。考慮到澳門體量較小，所以大灣區的核心實質上是粵港合作關係。這就與“大珠三角”的概念有明顯區別。從中央的角度，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為香港創造一個聯繫更緊密的腹地。這其實與當時香港所處的內外部環境有關。過去中央領導人每次來香港視察時，都會提到“香港要解決深層次矛盾”。除了政治層面的矛盾，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突出表現在兩點，一是經濟結構和就業市場之間的矛盾，二是土地供應和房屋需求之間的矛盾。實際上中央已經看到這些矛盾靠香港自身難以在短時間內徹底解決，所以有意通過大灣區的城市群整合為香港創造更廣闊的腹地。它既是增加就業機會、推動經濟發展的腹地，也是拓展生活空間的腹地，兩者都針對性地着眼於香港當時的深層次矛盾。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打通香港和廣東之間的壁壘，使香港能夠更好地與腹地相連接，是整個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最核心的目標之一。從幾份涉及大灣區的中央關鍵文件的鋪排看，也能夠感受到中央的良苦用心：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報告、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以及2022年中共二十大報告中，談到“長三角”、“京津冀”等區域時是在經濟發展的章節，唯獨“粵港澳大灣區”的部分是放在港澳台章節進行闡述的。由這種鋪排可見，大灣區的規劃很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港澳，尤其是為了香港。同時，另一個《規劃》中值得留意的是使用了“灣區”的概念。選擇灣區這個概念就是要與世界另外三個最重要的灣區都會圈對標，即紐約、東京和三藩市灣區。所以《規劃》的另一個目標是將粵港澳大灣區培育成具有世界影響力和領導力的都會圈。這個目標又恰恰是在當前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考慮的。工業革命近三百年來，如果不算規模較小的區域，全球真正實現現代化的人口主要是英語系的五眼聯盟、歐盟以及日本，加起來其實只有約10.5億人口。而中國一國就超過14億人口，這意味着如果中國實現現代化，就比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範圍內實現現代化人口的總和還多。所以曾經有英國歷史學家評論道，中國的現代化是人類工業革命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而且這個體量之巨大對整個世界體系的影響也是極大的。在這樣一個改變世界體系的過程中，中國需要有兩三個在全球具有領導力的都市核心區。所以選擇紐約、東京和三藩市灣區作為參照，也是因為這三大灣區分別在金融、高端製造、創新科技三方面具有全球領導地位。國家將粵港澳以“灣區”的概念進行定位，實質上也是希望粵港澳大灣區能發展成為在產業領域有全球領導力的核心區域。過去五年雖然經歷各種事件的干擾，但是大灣區的發展步伐沒有停滯，並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從微觀小事看，原本港人即使到內地也很難在內地銀行開設人民幣戶口，但現在他們甚至可以不進內地，僅在香港就可以實現見證開戶。這正是因為有了大灣區規劃，包括民生在內的許多領域取得了突破成果。從宏觀大局看，5年來大灣區在制度設計上最大的突破是廣東和澳門之間的橫琴深度合作區。雖然大灣區是一個人流物流來往非常密切的區域，但在區域內兩種制度、不同貨幣以及關稅區的存在客觀上給區域整合築造了壁壘，是大灣區發展的最大挑戰。儘管過去各地之間也有合作，但更多是物理拼盤式的。橫琴卻實現了兩制融合的化學反應式的突破：它不僅首次試驗了“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貨物管理模式，更創造性地採用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四共同”新體制。這種創造性設計的目的是希望在特定區域把兩個制度的優勢結合起來，實現1+1大於2的效果。儘管橫琴目前在具體操作層面也遇到了挑戰，因為“四共同”模式需要兩地官員合作運作，中間少不了磨合環節。但這種體制創新本身而言，已經是5年來大灣區最大的制度性突破。未來香港和廣東的合作，雖然不一定要照抄橫琴的設計理念，但確實可以認真借鑑參考橫琴的經驗。 推進五方面更好發展 如今進入第二個5年，在大灣區現有成績的基礎上，應如何推動其未來更好的發展呢？可以重點推進五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充分借鑑橫琴方案及其實踐經驗，在粵港合作中探索新的發展模式，特別是可以藉助現有的粵港重大合作平台，嘗試制度創新來豐富新時代下“一國兩制”的新實踐。譬如，前海合作區是粵港較早的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在其從15平方公里的基礎上擴區後，未來有了新的發展空間。位於其合作區北部的海洋新城是一塊相對完整和較封閉的區域，可以考慮參考橫琴方案設立一個境內關外合作區，並創新性地由香港和內地兩邊共同注資成立運營管理公司，以企業運作的形式實現開發機制和管理模式上的共同開發、共同管理、共享成果。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也是一個重大的粵港合作平台。目前，河套雖有“一河兩岸”、“一區兩園”的說法，但河套的深港園區實際上還是處於一種“各有各管”的狀態。雖然目前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由深港雙方各自提名董事，深圳園區亦已預留部分樓宇由香港科技園公司承租、採用“港式管理”，但這些安排實際上也是深港兩種模式“平行發展”，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融合發展。建議河套也可以仿效橫琴的做法，實現兩邊園區的一體化管理，在一個共同的管理機制之下運作，同時通過共同招商來吸引國家實驗室、龍頭科技企業的大型國際研發中心跨園區布局，推動河套高質量發展。第二，積極推動高水平的產業協同合作，特別是在創新科技和金融領域。尤其是在創科方面要加大科技成果轉化力度，推動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目前香港一方面科研開支佔GDP比重小，僅有0.92%，大幅低於深圳的4.93%和整個中國內地的2.23%。另一方面科研開支結構不合理，特區政府所投入的科研資金佔總開支近50%，而其他創科產業較強的國家和地區都是企業投入為主。由於香港自身的產業力量弱，本地企業對科技應用的需求不大，因此有必要藉助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廣闊腹地，創造條件給內地科技企業和本港的大學及科研機構合作，利用內地科技企業投資推動優質科研成果商業化。同時要加快推動要素的跨境便利化流動以及規則對接。推動進“七通一平”。爭取在大灣區早日實現人員、車輛、貨物、資金、訊息、數據、生物製品七項互通，拉平個人和相關企業的稅率。第三，擴展交通基礎設施和新型基建網絡的互聯互通，在硬件完備的基礎上推進通關等“軟”層面的政策配套。港珠澳大橋現在的使用率並不如預期般理想，其中一個原因是配套的政策還不夠到位，比如跨境巴士司機的資格互認還不暢通，人員汽車的通關便利程度不夠高。未來也需要在硬件聯通的基礎上，加快推進配套的各類規則銜接暢通。第四，加強公共服務和社會政策的協同，擴大稅務、養老、醫療等領域合作，構建共同的生活家園。比如，考慮擴大香港長者醫療券在內地醫院的使用範圍，為港澳居民在內地申領養老金建設暢通渠道等。第五，高質量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令其成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大灣區的關鍵平台。 本文轉自《信報》 （作者系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方舟2022年底疫情結束之後，外界曾經希望中國經濟能夠快速反彈。然而，中國經濟復甦並未如預期那般理想，特別是2023年第三季度以來又出現了減緩趨勢。包括美國、日本、印度等全球大部分經濟體股市都大漲的情況下，內地和香港的股市卻“斯人獨憔悴”。這導致現在很多市場力量都希望中央政府能夠“放水”，採用類似美國量化寬鬆（QE，Quantitative Easing）的方式向市場大規模注資來刺激經濟。但中央政府明確表示“堅決不搞大水漫灌”。雖然這段時間以來中央陸續使用了1萬億元特別國債、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以及農曆新年前利用中央匯金公司擴大A股ETF增持範圍等政策手段，但出台的這些實際上都是局部的刺激政策，整體來說並未有外界市場所期望的強力量化寬鬆刺激措施。這背後中央最高層的考慮其實是將整體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性置於拉高經濟增長速度之上，簡單而言，即是轉型優先於增速。其實中央政府對這一點早已展示鮮明態度：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就已經提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種調整是從簡單追求數量和增速的發展，轉向以質量和效益為首要目標的發展，本質上是要以創新為動力來推動經濟發展。2023年9月，習近平在黑龍江考察調研期間還首次提出了“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所謂“新質生產力”，實際上是發揮科技創新的主導作用來推動產業創新，通過前沿科技催生新產業，培育經濟發展的新動能。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是首次將“科技創新”列為首要工作任務，提出要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動人工智能發展；打造生物製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開闢量子、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新賽道。上述這些“新興產業”和“新賽道”，正是對“新質生產力”的最佳註腳。實際上，中央提出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等理念的背後蘊藏着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兩個轉型問題。第一是產業結構的轉型，即通過調整產業結構，防止經濟脫實向虛，不走美國資本主義靠金融業膨脹推動經濟繁榮的模式。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第一次提出要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後來更明確地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通過科技創新來實現經濟進步和高質量發展，而不依賴金融膨脹拉動經濟。去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和今年1月中旬召開的省部級幹部金融研討班都強調了“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顯示出中國和美國金融模式有本質區別，中國不會允許金融系統利用大量衍生工具自我膨脹和自我循環，從而製造泡沫風險形成對實體經濟和民生的衝擊。第二個實際上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打破原來高度集中的財政管理體制，以“分灶吃飯”和“財政包幹”的模式向地方下放了財政自主權，由各省和中央簽訂承包合同，確定上繳中央的稅收數額，其餘全部自留。隨着經濟的蓬勃發展，地方政府口袋裏的錢多了，但因為上繳中央的稅額是根據承包合同確定的，中央財政收入不能隨着經濟的發展而增加，所以中央財政佔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對財政大局的控制力日漸削弱。為此，朱鎔基在1994年推動了分稅制改革，令增值稅等一些主要稅收歸中央財政所有。這個改革雖然解決了中央政府的財力問題，但一定程度上令後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壓力增大，加上法律不允許地方政府向銀行貸款，客觀上造成地方在發展時面臨資金不足的難題，從而導致它們在發展經濟，特別是推動城市化的進程中創造出“經營城市”的發展模式。“經營城市”實際上是地方政府成立當地政府所擁有的城市投資公司（簡稱“城投公司”），然後把土地資產注入城投公司，由城投公司拿土地向銀行抵押貸款，利用貸款獲得的資金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投資環境，以此吸引企業在當地落戶投資。企業的投資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更重要的是，經濟的發展還能帶動地價上漲。之後，城投公司可以利用地方政府新注入的增值土地作為抵押品繼續融資，不斷提升融資額，進入“城投公司融資—基建投資—招商引資—經濟發展—地價進一步上升”的循環，最終形成地方政府財力、房地產公司和經濟發展這三者互相促進的發展模式。但是後來地價和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導致了兩大問題。一是投資炒樓的利潤率遠高於一般實業投資，甚至曾經出現一家上市公司本來處於經營虧損狀態，但賣了兩個舊樓的住宅單位後就將財務報表扭虧為盈了。這種情況令整體經濟出現了脫實向虛的趨勢。第二則是樓價上漲過快帶來了民生問題，特別是大城市的高樓價令老百姓怨聲載道。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決定改變這種狀況，限制房地產公司用高槓桿的融資模式，嚴格控制樓價上漲。當房地產價格被打壓下去之後，又衍生出新的矛盾。第一是從經濟結構上看，房地產行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強。僅房地產行業自身佔中國GDP比重就達到近7%，算上建築、傢俬、物業等房地產相關行業，對GDP的拉動作用更是達到17%左右。如果房地產行業快速下降，無疑將對整體經濟有很大影響，因為不只是地產行業本身，與其相關的家用電器、建材裝修等一系列產業都會被波及。第二則是地方政府原先將賣地收入作為財政資金的補充和基建投入的重要來源，現在由於地價下跌，土地賣不出去，城投公司先前的模式就維持不下去。而且許多城投公司自身高負債，實際上構成了地方政府的大量隱形債務問題。近年，中央在政策上開始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專項債等地方債券來融資，但這些融資的規模偏小，難以彌補城投公司的土地融資。土地融資可以利用土地的快速升值來不斷提高融資額，城投公司隨地價上升能夠借到更多的錢，其融資能力強於僅依賴地方稅收來償還的發債融資。由於地方政府的融資能力下降，原來在地產商、地方政府和經濟發展之間形成的循環就被打破了。固有的發展模式打破後，許多地方的經濟發展自然也面臨着較為困難的局面。要解決目前的局面並非簡單選擇“放不放水”，而是要把握處理好兩個重點。第一是在產業結構轉型的過程中要“先立後破”。雖然都希望新動能替代舊動能，但是維持舊動能仍是很重要的。這是因為當今中國經濟的體量已經很大，舊動能的佔比和絕對數量依然很高，新動能尚處於快速發展的起步階段，短時間內不足以完全取代舊動能。新動能的代表之一是中國製造的“新三樣”──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蓄電池。從進出口的角度看，儘管2023年“新三樣”合計出口比上年增長29.9%，但其規模也才首次突破1萬億元，不足出口總額的5%。從整體產值看，即使算上其他新動能產業，目前中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也還不足15%。如今人們常說的物聯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概念，雖然前景很好，但大部分尚未進入大規模商業化普及應用的階段。從歷史上看，伴隨新技術突破的大規模商業革命往往需要技術積累成熟到某個時點才會來臨，互聯網和智能移動終端的普及皆是如此。所以在這個突破的時間節點來臨之前，一方面要繼續保持發展新動能的勢頭，另一方面也不能對舊動能“一刀切”，應該在維持舊動能、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實現發展新動能的轉型。第二就是要解決好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問題，眼下的關鍵不是使用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這麼簡單，更不是赤字率應提高到多少或減息幾個點子的問題，而是要解決舊有發展模式被打破的結構性問題。原先地產公司、地方政府城投融資和經濟發展的“三位一體”循環被打破了，未來需要創造新的增長模式，包括要維持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能力和積極性。針對這個困境，其實可以借鑑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央採取結構性手段處理四大國有銀行負債的模式。當時中國四大國有銀行壞賬率很高，西方輿論普遍認為中國的國有銀行在技術上已經資不抵債，即將破產。但後來中央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央行和財政部特別注資四大資管公司，購買四大銀行的不良資產，成功將舊的債務包袱剝離出來，令這些銀行得以輕裝上陣。今天，這四大銀行都是在世界最大銀行之列，中國工商銀行更長期居於全球商業銀行第一位。現在其實也可以採取類似的手法解決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公司的債務問題。雖然理論上說“誰家的孩子誰家抱”，要防止出現“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但現在並非個別地方政府的問題，而是整體的結構性問題，所以還是有必要由中央出手成立資管公司來承接地方債，幫助地方政府輕裝上陣。這兩個轉型顯然都需要時間來解決，但中央推動轉型的決心同樣堅定。如今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人口也開始負增長，確實有聲音認為中國在步九十年代日本的後塵陷入長期停滯期，但兩者的實際情況有很大區別。當時日本基本上是飽和型的發達社會，而中國現在的人均GDP剛過1.2萬美元，還有10億人未坐過飛機。對許多中國家庭而言，很多消費品還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例如，雖然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汽車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2023年中國汽車生產量達到3016萬輛，但中國內地的汽車普及率還遠未及三十年前的日本。如果要達到當時日本的水平（約每千人擁有400輛），中國的汽車年產量將達到5000萬輛以上。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未來的消費還有很大增長空間。如果觀察另一個“亞洲四小龍”台灣的歷史數據，在其人均GDP處於1萬至2萬美元的階段，GDP年平均增速也超過5.2%。所以其實在內地人均GDP達到兩萬美元之前，每年應該可以實現5%至6%的增速。未來只要處理得當，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依然巨大。 本文轉自《信報》 （作者系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方舟1月26日，由大灣區科學論壇、香港生物科技協會、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及大灣區香港中心聯合舉辦的“河套香港園區在大灣區科技創新的功能作用研討會”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會上說了一句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話：香港未來“食粥食飯”就是看創新科技產業能否發展起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也在會上帶來了河套園區的最新進展，園區首批三座大樓將於今年年底陸續落成，另外五座大樓亦會在社區隔離設施（方艙）拆除及土地平整後盡快啟動興建。未來政府其實也會考慮將河套剩餘的其他方艙區域逐步釋放出來，變為科技發展用地。 總樓面超科學園3倍 現在河套香港園區的土地面積（87公頃）是位於沙田的香港科學園（22公頃）的4倍，總樓面面積將來至少會達到香港科學園（40萬方米）的3倍以上。可以說，河套園區是香港到目前為止對創科產業最重要的，也是規模和投入最大的一個基建。2022年底，特區政府發布了《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其中明確提出目標：到2030年，研發總開支（R&D）相對GDP的比率由0.99%提升至2%，製造業佔GDP由2020年的1%提升至5%。這些目標的實現需要有創科和先進製造業企業的支撐，而這些企業的發展離不開產業用地。雖然近期陸續有知名企業落戶香港，例如全球最大電動車電池生產商寧德時代、英國生物製藥企業阿斯利康、智能駕駛技術龍頭科企地平線等，但是現在香港科學園能提供的空間已經很有限了。如果我們希望這些龍頭企業能夠把具規模的研發中心和中試基地放在香港，必然需要更多的土地空間。然而，現在政府手上掌握的，中短期內可直接提供給企業作為創科發展的土地空間相當有限。包括近期提出準備在沙嶺建設的數據中心，其面積僅有2公頃（雖然將來有可能進一步擴展），而且尚未完成將土地改作創科用途的法定程序。另一個在規劃中的新田科技城雖然更大，但是規劃和土地徵收都未完成，真正要大規模投入使用至少需等到2030年之後。因此，在2030年之前香港主要可運用的創科用地就基本集中在河套園區了。未來要吸引具備規模的創科企業，無論是建設大型研發中心或實驗室，還是中試生產線，都有賴於河套的建設進度和發展模式。所以河套的成敗對未來10年香港創科產業的發展極為重要，也是創科藍圖中2030年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所在。但是，目前河套的發展中還存在3個重要問題需要解決。第一個是河套香港園區的定位和產業規劃，尚未能夠與國家整體科技規劃和戰略布局有良好的配合。香港過往善於做土地空間規劃，卻缺乏做產業規劃的成功經驗。所以，相信河套將來會有很好的空間和建築規劃，也符合綠色環保理念的標準和要求。可是對於河套來講，建樓不是關鍵，把這些樓宇填滿也不是問題，關鍵是能夠爭取到什麼層級的產業項目，以及這些項目能否在國家科技戰略中發揮作用，並拉動香港創科產業有實質突破。 應有更清晰戰略定位 雖然香港河套園區初步規劃了包括生命健康科技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區、新科技先進製造區等在內的不同產業主題片區，但這只是較為寬泛的產業範圍層面，並沒有明確香港要如何吸引哪些關鍵項目和如何培育產業鏈，而這恰恰是河套成敗的所在。未來河套香港園區應有更清晰的戰略定位，通過規劃布局產業項目來配合國家科技戰略。比如，有必要針對性地圍繞國家重點發展的科技領域，聚焦突破“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引進核心龍頭科技企業，建立產業化為導向的國際大型研發中心。還可以積極利用香港國際自貿港的特殊地位，發揮稅率低、國際化、法治化、出入境自由等優勢，以河套為平台吸引相關領域的國際尖端產業人才，打造掌握關鍵技術的高端人才滙集地。之前中美關係緊張，美歐等國在科技領域排斥華人的時候，香港政府也曾制定過特別政策，撥款予大學，用於招聘海外學術界的知名教授。但這項政策給予的名額相對有限，而且只能通過大學來進行人才招攬。背後的原因其實是香港沒有產業支撐，無法吸收產業界的高端國際科技人才。所以，河套需要通過培育創科產業，打造國際一流的產業平台來吸納海外產業界的科技人才，與國家的宏觀科技戰略形成配合。除了吸引關鍵企業之外，香港也可以考慮和內地合作，結合香港的學科優勢，謀劃在河套建立國家實驗室。所謂“國家實驗室”其實和平常高校中所提及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不同，很多人會因為“重點”兩字，感覺後者比前者要厲害，含金量更高，事實上恰恰相反。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大學和科研機構內的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建立的實驗室，達到國家認可的標準，就可以成為國家重點實驗室。全國現在有數百個國家重點實驗室。而國家實驗室的規模則大得多，代表了某一領域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核心，其運行與研究經費以政府投入為主，在本學科領域代表國家最高水準，基本上包括本學科領域所有研究方向。所以到目前為止，國家實驗室僅有9個。 宜爭取建國家實驗室 現時在粵港澳大灣區有兩個國家實驗室，分別是位於深圳南山的“鵬城實驗室”和位於廣州國際生物島的“廣州實驗室”。鵬城實驗室始建於2018年，是中央批准的網絡通訊領域新型科研機構，主要研究方向是網絡通訊、網絡空間和網絡智能，其核心任務是服務國家寬帶通信和新型網絡戰略。廣州實驗室成立於2021年，由鍾南山院士牽頭，該實驗室聚焦重大呼吸系統疾病防治，致力於打造成防控突發性公共衞生事件的大型綜合研究基地。香港如今實力最強的學科之一就是生物醫學。未來可以發揮香港的這個優勢，創造條件爭取在河套園區布局粵港澳大灣區的第三個國家實驗室，吸引生物醫藥產業領域的高端人才，為國家生物醫學發展培育戰略科技力量。第二個問題是在河套“一區兩園”設計下，現在香港園區與深圳園區的互動性、聯動性不足。未來幾年，隨着河套合作區的樓宇陸續落成，兩個園區將開始進入大規模的招商引資階段。如果深圳園區和香港園區之間沒有很好的互動，未能形成產業聯動布局的情況，兩個園區很容易變成競爭關係。因為河套深圳園區正在努力打造趨同於香港的環境，比如開展一二線的分線管理，推動資金、數據等要素的便利化流動。所以兩個園區如無法形成協同效應，而是各自為政、各自招商、各自管理，那就有可能陷入負面的競爭中。其實，當年深圳設立前海合作區的時候就遇到了這個問題。前海最初的目的也是為了與香港合作，在金融和專業服務方面率先對香港開放。但是當前海提出要發展金融和現代服務業之後，反而第一時間引發了香港一些人的疑慮，甚至當時的立法會議員都質疑前海是不是和香港在“搶生意”。今天河套的“一區兩園”比前海在地理上更接近，兩個園區緊連着，而且將來因為深圳園區實施的一二線分離管理，在環境上會和香港更加相近。“一區兩園”設計的初衷就是希望結合港深各自優勢，將香港的自由港優勢和深圳的產業基礎優勢在河套這一個區域共同發揮出“合金效應”。如果雙方各行其是，那非但不能達成當時的初衷，反而會帶來負面影響。所以未來兩個園區一定要增強互動性，尤其是要共同爭取一些重大的項目在兩個園區跨河布局。第三個問題就是整個河套香港園區的規劃設計理念需要更新。現在香港園區的設計還是將其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園區來安排，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面積用於建造宿舍和公寓。這是因為在香港傳統的觀念中，河套處於香港最偏遠的邊境地區，人們很難在市區和河套園區之間通勤。所以香港園區的建設一開始就考慮到宿舍問題。2024年底河套園區將落成的第一幢樓就是宿舍樓，比兩幢實驗室大樓落成還要早。 可利用深圳市區配套 其實河套的香港園區緊貼着深圳的市中心區，儘管離香港的傳統市區很遠。所以選擇去河套香港園區的企業必然是那些與深圳有很密切業務聯繫的企業，相關的產業人才和科研人員將來可以很方便地在兩個園區以及港深兩地間流動。香港園區可以充分利用深圳的很多基礎設施，包括電力、公寓、污水處理等。在緊鄰河套深圳園區的南華村，深圳政府已經規劃了一個重建項目，預計將建成一個服務於河套園區的國際人才生活社區，提供近5000套住宅單位。所以實際上香港園區並不需要在有限的空間規劃建設過多公寓。因此，未來在發展河套香港園區時，整體的規劃思維和理念應有所轉變，有必要更加充分地用好深圳的產業優勢和基建設施，因為許多重大基礎設施其實是可以共用共享的。例如以後河套香港園區如果建設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耗電量大的設施，那也可以和深圳的電網合作，令處於香港園區的機構也能夠使用到成本更低的電力。套用日前研討會上梁振英先生所講的那句話，未來十年香港創科產業是“食粥”還是“食飯”，就取決於河套的發展理念和模式。 （作者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