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会副主任、香港研究资助局主席、香港都会大学荣休校长
黄玉山 为师：学高身正育英才 黄玉山出生在菲律宾华侨家庭，童年时同母亲在福建厦门生活。8岁那年他跟随母亲来香港，先后就读于汉华小学和威灵顿中学。14岁时，母亲去了菲律宾，黄玉山继续独自留港念书，开始了他青少年时代独立、自律的生活。因在内地和香港的传统爱国学校接受教育，他喜欢与同学分享内地的发展情况，被同学称为“大陆专家”。 1968年黄玉山考入香港浸会学院生物系。他在学业之余，加入校外进步学生社团，经常与青年朋友开展社会活动。1972年从浸会学院毕业后，他认为要影响他人，最好的职业就是教育，因此立志当一名教师。他深知将来若要站稳讲台，就必须充实自己，于是决心出国深造，并申请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攻读硕士。导师对黄玉山青眼有加，除了奖学金以外，还额外配发助教薪水，并鼓励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读完了两年硕士、三年博士，以“院长荣誉”优异成绩毕业。自此他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当中。 黄玉山认为办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成才成人，既要让学生在专业技能上实现“硬件硬”，也要在人文学识素养上做到“软件软”。对学生的教育，关键是以行动来影响，倡导“只要学生愿意，我们一起跑”。凡学生活动，不论周末假日，他只要在港都会参加，与学生建立十分融洽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林汉明教授是他的第一位研究生，一直与他保持密切的师生情谊，林汉明和另外三位师弟每年正月初三都会来黄玉山家拜年。 今年3月26日，香港公开大学为黄玉山校长举行一场疫情下别开生面的线上线下欢送会，公大大礼堂200多名师生职员在座，欣喜回顾黄玉山带领公大7年来取得的巨大进步。黄玉山说“7年的公大日子，是我从事教育工作40年来最有满足感、最难以忘怀的宝贵时光。”令人感动的是公大共13届学生会长，除了2名因疫情原因身处海外未能到场，11名会长齐聚公大祝贺校长荣休。有的学生在公大校园网上留言说：“您的名声不是靠吹嘘的，而是您的奉献应得的。”“一直以有您这样一位爱国教育家而感到骄傲！”
香港公开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学生篮球队组织友谊赛欢送黄玉山校长，并送予1号球衣 如何看待学生的成功，黄玉山认为，有一个好的职业，就基本可以，在此基础上，若能出类拔萃，当然更好；而看待大学的成功与否，既要看学生的素质，也要看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他认为香港在育人上重视还不够，大学资助委员会（UGC）属下有五个委员会，还没有“育人委员会”，不能很好地承担起政府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期盼。 科研：服务国家摆首位 1977年，27岁的黄玉山以第一作者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第一篇高层次论文。博士毕业时，他选择了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做研究员。在加拿大生活很好，每个周末可以请朋友在家中烧烤，也经常与留加学人组织活动，搞座谈会、图片展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发展。导师建议他留在加拿大发展，但他不愿意就这样安逸地过一辈子，也不愿意当老华侨，坚定回港贡献自己的家乡。 1980年，他利用回港探亲的机会，悄悄申请了香港理工学院教职，起初没有被录用。原来理工学院的系主任以为他有博士学位又有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会真正来理工学院。黄玉山专门访校表达诚意，被当场录用。 在香港高校，他开始有计划地聚焦环境科学研究，与内地高校开展合作科研项目，红树林研究是其中最突出的项目。他在香港城市大学成立红树林中心，拓展为一个植物生态系统研究，担任亚太区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会议主席，与同行合著《香港红树林》《香港红树林考察指南》两部著作。90年代深圳市因城市发展考虑，曾经想把红树林砍了开发地产，黄玉山等科学家致信深圳市高层力劝，成功保下一片珍贵的红树林，成为海岸旁一道亮丽苍翠的风景。 1984年，黄玉山与浸会大学吴清辉、莫民雄教授等成立了香港学者协会，在香港团结一批关心中国发展的学者，也围绕香港在回归后如何发展进行探讨。为扩大影响，经常举办时事及科技座谈会，促进两地学术交流等。1987年开始举办“杰出华人科学家讲座”，吴家玮、田长霖、崔琦、葛守仁先后应邀主讲。与此同时，推动注册成立了“振华扶贫基金”，每年筹款数十万元，通过国家科委捐助给贫困农村开展农业教师的培训，每年组织人员到内地交流一至两周，手把手地辅导内地科技人员。黄玉山到过大别山、井冈山、延安，做蹲点扶贫，帮助当地农民种植枸杞、改良苹果等，每年有200余名内地技术人员受益。科技扶贫计划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在内地有较大的影响，也令香港学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国家做些贡献。
1987年，黄玉山与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1980年代初港英政府推出一个“策略性排污计划”，当局不顾中国政府反对，执意要在维港下造一条150米深30多公里长的排污管，把全香港未经处理的污水集中直接排入中国南海。黄玉山领导的学者协会迅速联署了200多名学人，从专家的角度批驳这一做法搞混海水释出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收窄港道影响自净能力、冲击海洋生态后果难料、杀鸡取卵做法不负责任，如此破坏海洋环境，将给国家造成无可挽救的祸害。严正告诫港英当局“历史性的错误不能再错下去”。经过几个回合的博弈与较量，制造强烈反对的社会声势，最终叫停了该项目，并促使政府在发展重大工程前要多征询本地专家学者意见，不能走动辄花费大笔公帑聘请外国顾问公司的老路。
在“香江学者计划”周年学术交流会上，黄玉山与来自内地的香江学者们合照 为扩大内地学者来港学习深造，黄玉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写了一份建议给中央政府。这个建议在2010年12月促成了“香江学者计划”的设立，协调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和香港学者协会共同承担此项目，他亲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每年组织遴选约60名内地青年学者到香港从事博士后研究，已培养560余名博士后。
黄玉山与内地学生团体干事合照 治校：事必躬亲谋发展 黄玉山相继在香港5间知名高校任教履职，1997年任科大协理副校长，1998年被选聘为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2006年又被聘回科技大学任副校长，2014年获任香港公开大学校长。有朋友说，黄玉山几乎把香港的主要大学都教了一遍、管了一圈，可谓是香港教育界的“教父”。 1990年，他仰慕吴家玮校长创办科技大学的热忱，亲自写信给吴家玮校长，要求加盟创建以共襄盛举。吴校长爱慕志同道合者，即刻任命黄玉山为生物系教授。他成为了科大创校的最初10名教授之一。黄玉山在科大担任生物系负责人，自己负责设计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买仪器、招生，一条龙都是自己做。他认为“科大是胼手胝足办起来了，但这段时光最开心”。任香港公开大学校长期间，黄玉山在短短数年就实现了校财政扭亏为盈，学生扩至两万名，推动在大湾区开办新校区，并让香港公开大学华丽转身为香港都会大学。这些里程碑式的发展跨越，端赖他付出大量心血。 黄玉山倡导大学之道、教研并举，良性竞争、促进发展，不同院校、各领风骚。他认为大学的具体管理工作，首先管理者一定要上心，凡事要亲历亲为、用心用力，树立榜样。他在城市大学做副校长，有同事评价他对学校的情况很清楚，连哪里掉下了一块磁砖都知道。其次，要当好组织者，团结带领学校管理层，知人善用，搞好团队建设，必要时该换人就换人，不要怕做丑人。第三，要善于应对变化，要迎变、应变、求变，领导人就是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做出抉择。第四，要加强与内地合作，积极参与国家的重大科研工程，并向纵深发展。第五，要扩展师生的国际视野、有世界胸襟，能理解、学习和欣赏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精彩，学习他人的长处。
黄玉山与医护学院同学们一同整理制作防疫用品赠送给弱势社群 参政：尽心尽责献良策 黄玉山是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担任了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他尽心尽责参政议政。对自己能参与国家事务，黄玉山表示倍感荣幸、十分感恩，能在大时代中做点事，做应该做的事，说应该说的话，尽职尽心努力让内地更了解香港，也让香港更了解国家。他的人大提案每年都围绕香港的教育科技，希望发挥香港科技力量服务国家所需，也希望让香港学者有机会参与国家大科学计划，开展前沿尖端的科研项目。 黄玉山还担任本港诸多法定机构和咨询组织要职，如湿地咨询委员会主席、课程发展议会主席、香港学者协会主席、香港兽医管理局主席、消费者委员会主席等，积极投身公共服务，为香港发展贡献力量。 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黄玉山说，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把爱国者的大统战做好，要有宽广的心胸，爱国不分先后，什么时候回心转意都行，能干的、肯干的、愿意奉献的，都要纳进来，热情欢迎，把队伍做大。 （作者系中央驻港机构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