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志表示，過去幾年的時間裡，“一國兩制”實踐呈現出了新發展和新特征。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改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為研究提供了許多新的議題。何俊志還指出，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要求我們堅持依法治港治澳，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明的新方向和提出的新要求，需要我們在原有研究基礎之上，面向國家所需，發揮自身所長，繼續作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中山大學地處嶺南、毗鄰港澳，具有60多年的港澳研究歷史。在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學校已有一批學者在研究港澳問題並培養了相關研究人才。1983年，中山大學成立了全國最早的實體性研究機構中山大學港澳研究所，之後，一些重要的港澳研究基地也相繼落戶中山大學。2000年，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被批準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13年，由中山大學牽頭組建了港澳與內地合作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為更好地服務國家在特別行政區治理與粵港澳合作發展方面的重大戰略需求，充分發揮中山大學在粵港澳研究領域的傳統優勢與綜合實力，2015年，中山大學整合多學科研究力量，成立了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同年11月，研究院入選首批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開始全面探索人才培養、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新模式。粵港澳發展研究院自成立以來，以在特別行政區治理與粵港澳合作發展領域建設具有鮮明專業優勢的新型高校專業智庫為目標，努力探索，逐步建立起了集學術研究、政策研究與人才培養三個部分系統結合的教學研究隊伍。目前，在學生培養方面，研究院設有全國首設以及目前唯一的港澳基本法二級學科博士點和碩士點。研究院還設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新聞傳播學等學科方向，形成開展粵港澳研究及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多學科支撐。2015年來，研究院共招收培養博士生81人和碩士生197人。何俊志表示，作為國家首批高端智庫試點單位，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秉持“聚焦港澳、服務國家”的理念宗旨，開展了一系列頗具影響力的研究和交流活動。其中包括發布《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報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研究報告》等藍皮書，組織專家積極解讀中央涉港澳政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熱點問題，在境內外權威媒體撰文或接受單獨采訪700多次。此外，研究院還積極舉辦形式多樣的涉港澳學術會議，建設學術交流高地。七年多來，研究院舉辦了70多次國際或國內學術會議，設立“粵港澳發展高端講壇”“粵港澳研究工作坊”，努力打造成為粵港澳研究的交流平台。何俊志指出，“一國兩制”與港澳基本法的實施及相關問題，既有很強的學理性，也有鮮明的實踐導向，需要學術界持續關註和研究。尤其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時，許多涉及特別行政區未來發展的法律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並開展深入研究。 來源：香港新聞社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何俊志談到，以大灣區城市中的廣州為例，提升傳播文化與城市形象，首先應補齊基礎設施短板，其次增加政府財政投入，重視開放包容的城市特質。何俊志介紹，目前他正帶領團隊進行大灣區城市文化活力相關的實證研究。其中以廣州為例，對比北京、上海、深圳、重慶，在2021年本地電視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出版物數量、期刊雜志數量、報紙發行量、藝術表演團體數量方面，廣州整體表現優異，上述指標均排前三。然而結合動態數據縱向對比卻發現，2017年至2021年，廣州紙質出版物增速下降，近年來相對穩定。此外，藝術表演團場次呈斷崖式下降，藝術表演團數量下降最為嚴重，從2017年的54個減少到2021年的23個。何俊志認為，“可以初步得出結論，在新媒體的時代，跟主要城市相比，廣州沒有及時跟上節奏。”何俊志進一步研究發現，這背後的原因在於科教文娛支出佔比不足、廣深基礎設施全面短缺。具體而言，在公共圖書館（市、區兩級）、博物館、文化館（站）、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A級以上旅遊景區方面，廣州、深圳的數量明顯低於北京、上海和重慶。因此，他認為，提升傳播文化與城市形象，首先應補齊基礎設施短板，其次增加政府財政投入。“綜合全世界城市幾千年的發展歷史，長期繁榮的全球性大城市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安全的居所；二是貿易的中心；三是更重要的層次——必須要有信仰。”何俊志表示，廣州完全具備這些要素，但它的內核究竟是什麼？何俊志在研究中發現，廣州有趣的地方在於，“這裡很少有單數，廣州的特質就是，幾乎所有元素都是複數，廣州的‘五羊’也並非只有一個，城市很開放和包容。”此外，他還指出，廣州城市歷史源遠流長，但也有嶄新的現代面貌。因此，傳播文化與城市形象，應重視開放包容與新老平衡。 來源：網易

“回歸以來的實踐表明，香港選舉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令‘愛國者治港’原則貫徹得並不充分，理應有所調整，讓這一重要原則在政治制度體系中更充分、徹底地貫徹落實。”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何俊志此前提到。何俊志說，“愛國者治港”本就是“一國兩制”的初心之一。鄧小平先生曾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但由於存在制度漏洞，極端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他們以“癱瘓特區政府”“奪取管治權”為目的，嚴重違背“愛國者治港”原則，他們成為“治港者”是極其危險的。“從世界範圍內看，不愛國者想進入體制內成為治國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當選，一旦被發現不愛國，也會被取消權力。”作為長期研究選舉政治的專家，何俊志指出，絕大多數國家的選舉都設有候選人資格審查，並設定了一些基本原則確保競選公職者愛國，但在香港目前的體系中，這方面的規範明顯不足，為反中亂港分子留下非常大的空間。何俊志分析說，從2014年的非法“佔中”以來，香港極端反對派一直在預謀通過各種計劃和行動，甚至用獨立於中央的方式主導香港政治。他們在“修例風波”後竊取區議會議席，野心更加膨脹，企圖全方位爭奪香港管治權，一旦得逞，“顏色革命”就會成功，特區憲制秩序就會被顛覆。這是不能容忍的，也嚴重違背“一國兩制”。他指出，從2019年區議會選舉和原定於2020年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前期過程看，香港現有選舉制度中的確存在不少需要堵塞的漏洞，有一些規則該規定還未規定或有規定貫徹得不徹底，比如公職人員宣誓制度、候選人條件規定、競選活動規定、當選議員之後的行為規範等，這為“攬炒派”“攬炒”香港提供了機會。“落實‘愛國者治港’基本的原則，就必然意味着‘反中亂港者出局’。譬如，“一些參選人還簽署‘抗爭聲明’，揚言一旦當選，將通過否決財政預算案以迫使特區政府停擺。這就是要製造新一輪‘攬炒’，意圖癱瘓特區政府。”何俊志指出，作為立法會議員參選人，連財政預算案都還沒看到，就揚言否決，這完全是喪失了最基本的政治倫理。近些年，有反中亂港分子包括一些當選議員，主動勾結外部勢力，甘當美西方反華勢力的代理人，嚴重威脅國家安全。何俊志指出，美西方反華勢力長期插手香港選舉事務，他們重點扶植某些特定代理人與政治團體，不斷推動香港社會運動向激進化和“顏色革命”方向演變，對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造成嚴重損害。如今，相關行為都在香港國安法的制裁範圍內。作為公職人員明目張胆成為美西方的代理人，明顯違背“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必須接受法律制裁，自然也無資格成為“治港者”。 來源：《大公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