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何俊志談到，以大灣區城市中的廣州為例，提升傳播文化與城市形象，首先應補齊基礎設施短板，其次增加政府財政投入，重視開放包容的城市特質。何俊志介紹，目前他正帶領團隊進行大灣區城市文化活力相關的實證研究。其中以廣州為例，對比北京、上海、深圳、重慶，在2021年本地電視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出版物數量、期刊雜志數量、報紙發行量、藝術表演團體數量方面，廣州整體表現優異，上述指標均排前三。然而結合動態數據縱向對比卻發現，2017年至2021年，廣州紙質出版物增速下降，近年來相對穩定。此外，藝術表演團場次呈斷崖式下降，藝術表演團數量下降最為嚴重，從2017年的54個減少到2021年的23個。何俊志認為，“可以初步得出結論，在新媒體的時代，跟主要城市相比，廣州沒有及時跟上節奏。”何俊志進一步研究發現，這背後的原因在於科教文娛支出佔比不足、廣深基礎設施全面短缺。具體而言，在公共圖書館（市、區兩級）、博物館、文化館（站）、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A級以上旅遊景區方面，廣州、深圳的數量明顯低於北京、上海和重慶。因此，他認為，提升傳播文化與城市形象，首先應補齊基礎設施短板，其次增加政府財政投入。“綜合全世界城市幾千年的發展歷史，長期繁榮的全球性大城市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安全的居所；二是貿易的中心；三是更重要的層次——必須要有信仰。”何俊志表示，廣州完全具備這些要素，但它的內核究竟是什麼？何俊志在研究中發現，廣州有趣的地方在於，“這裡很少有單數，廣州的特質就是，幾乎所有元素都是複數，廣州的‘五羊’也並非只有一個，城市很開放和包容。”此外，他還指出，廣州城市歷史源遠流長，但也有嶄新的現代面貌。因此，傳播文化與城市形象，應重視開放包容與新老平衡。 來源：網易

“回歸以來的實踐表明，香港選舉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令‘愛國者治港’原則貫徹得並不充分，理應有所調整，讓這一重要原則在政治制度體系中更充分、徹底地貫徹落實。”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何俊志此前提到。何俊志說，“愛國者治港”本就是“一國兩制”的初心之一。鄧小平先生曾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但由於存在制度漏洞，極端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他們以“癱瘓特區政府”“奪取管治權”為目的，嚴重違背“愛國者治港”原則，他們成為“治港者”是極其危險的。“從世界範圍內看，不愛國者想進入體制內成為治國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當選，一旦被發現不愛國，也會被取消權力。”作為長期研究選舉政治的專家，何俊志指出，絕大多數國家的選舉都設有候選人資格審查，並設定了一些基本原則確保競選公職者愛國，但在香港目前的體系中，這方面的規範明顯不足，為反中亂港分子留下非常大的空間。何俊志分析說，從2014年的非法“佔中”以來，香港極端反對派一直在預謀通過各種計劃和行動，甚至用獨立於中央的方式主導香港政治。他們在“修例風波”後竊取區議會議席，野心更加膨脹，企圖全方位爭奪香港管治權，一旦得逞，“顏色革命”就會成功，特區憲制秩序就會被顛覆。這是不能容忍的，也嚴重違背“一國兩制”。他指出，從2019年區議會選舉和原定於2020年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前期過程看，香港現有選舉制度中的確存在不少需要堵塞的漏洞，有一些規則該規定還未規定或有規定貫徹得不徹底，比如公職人員宣誓制度、候選人條件規定、競選活動規定、當選議員之後的行為規範等，這為“攬炒派”“攬炒”香港提供了機會。“落實‘愛國者治港’基本的原則，就必然意味着‘反中亂港者出局’。譬如，“一些參選人還簽署‘抗爭聲明’，揚言一旦當選，將通過否決財政預算案以迫使特區政府停擺。這就是要製造新一輪‘攬炒’，意圖癱瘓特區政府。”何俊志指出，作為立法會議員參選人，連財政預算案都還沒看到，就揚言否決，這完全是喪失了最基本的政治倫理。近些年，有反中亂港分子包括一些當選議員，主動勾結外部勢力，甘當美西方反華勢力的代理人，嚴重威脅國家安全。何俊志指出，美西方反華勢力長期插手香港選舉事務，他們重點扶植某些特定代理人與政治團體，不斷推動香港社會運動向激進化和“顏色革命”方向演變，對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造成嚴重損害。如今，相關行為都在香港國安法的制裁範圍內。作為公職人員明目張胆成為美西方的代理人，明顯違背“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必須接受法律制裁，自然也無資格成為“治港者”。 來源：《大公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