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輝

每年的六月一日是國際兒童節。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選擇這一天來刊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題為《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的文章，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而同一時間，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冒天下之大不韙選擇與哈佛大學甚至整個高教界硬剛到底，意義同樣重大，影響同樣深遠。同樣面對2035，中美兩國在關乎未來國運的教育問題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並展開了新一輪教育治理與改革，這引起國際社會關於中美“教育競賽”（甚至“教育冷戰”）的廣泛猜測。兩國截然相反的改革路徑，不僅反映了其政治制度與文化價值觀的根本差異，更將深刻影響全球教育格局與未來人才競爭態勢。在新的中美教育競賽格局下，香港如何走好“教育強港”之路，確實值得廣泛討論。本人不揣淺陋，在此拋磚引玉。

龍文化與鷹文明的分野：中美教育改革的路線之爭

中國龍與美國鷹的圖騰象徵，恰如兩國教育體系的深層文化密碼：東方文明崇尚集體智慧與家國情懷，西方文明標榜個體自由與競爭精神。這種文明基因的差異，在兩國教育治理與建設的路徑選擇上展現得淋漓盡致，細析如下。

1. 資源配置：公共投入vs市場導向。

中國採取“國家主導型”教育資源配置模式，強調公共財政的均衡投入，尤其向農村、邊遠和欠發達地區傾斜。近年來，中國通過“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政策、農村教師特崗計劃、貧困生資助體系等舉措，大幅縮小城鄉教育差距。這種模式確保了教育公平，但也面臨如何平衡效率與公平的挑戰。相比之下，美國教育更依賴市場機制，私立學校、特許學校和學券制（voucher system）賦予家庭更多選擇權，競爭機制提升了部分學校的辦學質量。然而，市場導向也導致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富裕學區與貧困學區的差距日益擴大。近年來，部分州嘗試通過教育儲蓄賬戶（ESA）等政策緩解不平等，但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

2. 價值導向：集體主義vs個人主義。

中國教育以“立德樹人”為核心，強調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社會責任感。思政課程貫穿各級教育，社會實踐、紅色教育等活動強化國家認同。這種模式有助於培養社會凝聚力，但也需警惕過度統一化對個體創造力的抑制。美國教育則推崇個人主義，注重批判性思維、獨立人格和自由表達。然而，近年來美國社會價值觀嚴重分化，圍繞批判種族理論（CRT）、性別議題、歷史敘事的爭論演變為“文化內戰”，甚至影響國家教育政策制定。這種意識形態對立可能削弱教育的共識基礎，加劇美國社會撕裂。

3. 人才培養：國家需求vs市場需求。

中國的人才培養緊密對接國家戰略需求，尤其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加大投入，推動產學研結合，培養創新型、複合型人才。高校與企業的協同創新機制（如“新工科”建設、強基計劃）旨在提升科技自主能力，但需防範過度功利化對基礎研究的削弱。美國的人才培養更依賴市場調節，學生根據就業趨勢和個人興趣選擇專業，高校靈活調整課程以適應產業變化。這種模式增強了就業適應性，但也可能導致人文社科領域邊緣化，以及短期利益導向下的技能培訓取代長遠創新能力培養。

4. 國際交流：開放合作vs閉關鎖國。

中國持續推進教育國際化，通過“一帶一路”教育行動、中外合作辦學、海外辦學、留學生獎學金計劃等吸引全球人才，同時提升中國高校的國際影響力。這種開放姿態有助於知識流動與軟實力建設，但也需平衡國際化與本土文化傳承。美國近年卻呈現“戰略收縮”趨勢，特朗普政府的簽證限制、STEM領域留學審查、學術交流壁壘等“閉關鎖國”措施，對中國學生和國際學者產生了寒蟬效應，導致未來科創人才的流失。這種“科技脫鉤”與“教育閉關”的思維必然會削弱美國高校的全球競爭力，加速國際教育格局的重塑。

中美教育改革的分野，本質上是國家治理哲學的差異：中國強調“教育強國”服務於民族復興，美國則陷入自由市場與意識形態之爭的困境。未來，中國需在統一性與多樣性之間尋求平衡，美國則需化解公平與效率、開放與保護的矛盾。這場無聲的“教育冷戰”，不僅關乎兩國競爭力，更將塑造全球知識體系的未來格局。

中美教育博弈下香港如何實現“教育強港”

在中美教育競賽的全球背景下，香港作為連接東西方的國際樞紐，正面臨建設“教育強港”的全新歷史機遇。香港教育體系兼具中西合璧的獨特優勢：國際化課程體系、雙語教學傳統、世界百強高校集群，以及背靠祖國、面向全球的區位優勢。然而，其深層矛盾也日益凸顯：過度應試化導致創新乏力，國際學校與本地體系割裂，青年國家認同有待加強，以及科創人才培養與粵港澳大灣區需求存在落差等。

1. 做好頂層設計，走出“中西優化”的第三條道路。

在頂層設計上，可參考內地“教育強國”戰略，制定《香港教育2035發展綱要》，明確“愛國者治教”原則，將國民教育與創科教育作為雙核心。另外，全面分析與評估數智時代香港與內地科創發展的時代需求，推出面向2035年的基礎教育改革藍皮書和高等教育發展白皮書，以取代已經過時的2000年千禧教改藍皮書和2002年宋達能高教白皮書。

2. 在基礎教育領域推行“雙軌革新”。

 一方面借鑒內地思政課程經驗，開發符合香港實際的國情教育課程、教材建設；另一方面引入美國的項目式學習（PBL）模式，在中學全面推行STEM創新實驗室計劃。可設立“大灣區青少年科創基金”，資助深港跨境研究項目。

3. 在高等教育層面實施“樞紐戰略”。

發揮香港高校國際排名優勢，打造“一帶一路”國際教育樞紐：全面推動與內地共建各科聯合實驗室，繼續擴大“國際生來港留學”計劃，重點招收東南亞和一帶一路頂尖生源。建議設立“粵港澳產學研轉化基金”，促進高校成果在大灣區產業化。

4. 在教育制度創新方面突破本地和國際學校的“二元對立”。

可建立“動態平衡機制”，在保持國際課程體系的同時，將國民教育納入IB課程認證標準；在維持自主招生傳統的基礎上，設立“大灣區專項獎學金”吸引內地優秀生源。參考內地“強基計劃”，在香港推行“重點領域人才儲備計劃”，定向培養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戰略領域人才。

5. 在教育公平方面需雙管齊下。

香港可借鑒內地“精準扶貧”經驗，建立跨區教師輪崗制度；也可參考美國特許學校模式，試點“公營民營”學校改革。建議將教育開支佔比提高至GDP的5%，重點向基層學校傾斜。

香港教育的終極價值，在於成為東西文明互鑒的“教育實驗室”。我們既要做好國家戰略的“轉換器”，把內地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國際認可的教育範式；又要做好全球教育的“過濾器”，將西方先進經驗進行本土化改造。在“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背景下，教育強港不僅關乎香港未來，更是國家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唯有堅持“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原則，方能在中美教育博弈中走出獨特的第三條道路。香港，歷史機遇，機不可失，善加把握，未來可期。

（作者係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講座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