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建宗立法會於3月19日在全體89名議員的支持下，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標誌着香港在回歸近27年後終於完成了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然而與此同時，《華爾街日報》卻在同一天發表題為《香港的大倒退》（Hong Kong's Giant Leap Backward）一文，聲稱該法案進一步“剝奪了香港的民主自由”（eliminating freedoms），並使得香港成為了一個“對外國企業、律師、記者以及本地公民來說更加危險的地方”（makes the territory a more dangerous place for foreign businesses, lawyers, journalists and especially local citizens）。這種說法不僅是對23條立法的不實指控，也再一次暴露了西方媒體“雙標”的虛偽面孔。23條立法的目的之一是抵制外部勢力對香港事務的干預，是為了維護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以及保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並不會限制國際組織和團體合理表達對香港政策不同意見的權利，或阻止它們與本地機構、組織和人員進行合法、正當的交流。所謂“剝奪自由”之言無從談起。根據基本法第2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是每個國家的基本責任。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都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並建立了相關決策和執行機構。23條立法與國際慣例保持一致，是貫徹“一國兩制”最高原則的體現。自1997年回歸以来，作為“一國兩制”政策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憑藉其獨特的國際地位和法律框架成為內地與國際社會之間的橋樑。然而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暴露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方面的短板，堵住國安漏洞迫在眉睫。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任何干預香港事務的行為都是對中國主權的挑戰。 因此，透過23條立法，可以有效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尊嚴，並防止外部勢力對香港事務的干預，為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長治久安、繁榮穩定提供了更加堅實的法律基礎。此外，文章宣稱23條立法是“關押民眾的工具”（tools to lock people up），此種說法更是無稽之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針對的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其目的是保護絕大多數人的人權和自由。法律條文清楚明確界定了罪行的要素，明確劃分了罪與非罪，同時規定了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等原則。執法機關行使權力必須符合法定條件、遵循嚴格程序，並接受司法監督，以確保公眾合法享有各項權利和自由。23條立法尊重並保障了人權，彰顯了法治文明的重要原則。在罪行和處罰方面，這項立法體現了寬嚴而適度的原則。立法共列出了31項罪行，其中9項直接借鑒了五眼聯盟的相關立法經驗。這不僅顯示了立法對國際經驗的借鑒，也充分考慮了香港的實際情況，以確保法律的適用性和有效性。整個立法過程嚴格依照普通法和香港法治原則進行，並保障了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所有措施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確保香港的長治久安、繁榮穩定以及全力促進香港的發展。隨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於3月23日正式生效，基本法第23條將與《香港國安法》有機銜接，共同構築起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實屏障，保障香港全體居民的根本福祉，保護世界各地來港投資者的利益，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作者係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北京市政協委員，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橙新聞

在這個充滿環境危機的世界中，有一位環保科學家，用自己40多年的科研經驗，創造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產業──將微藻（microalgae）打造成“吸碳神器”的生物科技。何建宗教授是香港極地研究中心創辦人，退休後花了幾百萬元開設香港首個北極科研站、造訪南北極達20次。60歲組隊創業，科學家是怎樣看金錢世界？又是如何發展“碳金融”？中大山水是搖籃“我讀中文大學生物系時很快樂，中大環境優美，能遠望八仙嶺、吐露港，花草樹木在陽光白雲下綻放，使我熱愛大自然。我是新亞書院宿生，教授常說‘天人合一’的哲學。現在回想，其實與環境科學是很吻合的。生態學，正是建立天地人之間的和諧的科學。我原以為微藻是有害物，水受污染才有微藻。當人人都說它有害，我反思，可否從有利的角度看待它？我愈研究，愈沉迷，結果我愛上研究微藻，決心將它發展為淨化污染的工具，於是我一直投身環境生物學行業。”“下崗變下海”何建宗在中大畢業後，負笈英國索爾福德大學（University of Salford）攻讀碩士課程，研究環境資源。後來他加入政府環保署工作10年，並以兼讀方式，於1991年在港大取得（植物學系）哲學博士學位，然後在大專院校從事教育27年。他專門研究環境科學、水資源、海洋生態、浮游植物、微藻等學術領域。何教授孜孜不倦研究微藻40多年，除了研究它的害處，亦學會欣賞它的好處。“顯微鏡下，它的組織和結構是非常美妙，是大自然巧奪天工的作品。其實污染一詞是很主觀的，當紅潮災害發生，污染物多，殺死海洋生物，損害經濟，我們就覺得它是有害。但做科學家應該要有創意思維，我嘗試把微藻放在魚床河溪，加入蛋白質開發成為魚的飼料，微藻就變得有用了。環境問題要由心做起，同一樣物質的好壞，在乎我們如何應用、評價它。我覺得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我們回收它，它便是揾錢的工具；我們隨便掉棄它，它便是無用。一個銀幣有兩面，我們做科學就是這個精神。”“原本到了60歲就想退休，豈料退而不休，眼見地球嚴峻的氣候危機，我就想，可否應用研究微藻40多年的經驗解決問題呢？原本下崗，卻變為下海，開始創業。一方面希望將40年科研成果應用於世界，另一方面希望實踐生命傳承，將所思所學和環保使命傳給年輕人。”科學家踏足商業世界憑一腔熱懷創業，可是理想與現實是有差距的，何教授明白教學和創業是兩個世界。“先說金錢，教書時薪酬增長穩固，工作文化是求真求知為本；創業最艱難的是，社會以利益為先，團隊以你為首，每個月等你出糧，相當有壓力！但我知道教學和創業兩者沒有衝突，只是要花心思結合。”“其實做生意最重要是可持續發展，在獲得投資回報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回饋社會。環保產業如是，我們對世界和社會都有公益責任。經濟、社會、環境三位一體，這是我的創業精神，從而推動可持續發展。”何教授目標是公司在5年內上市，“我想將賺來的錢應用在社會上，在企業擴張的同時，增加我們對世界的影響力。地球環境污染問題、社會貧富懸殊問題、香港缺乏社會生產力問題、年輕人對前景迷惘問題，我作為一個學者、教育家和科學家，義不容辭去解決這些問題。老實說，以我這個年紀創業，真的並非為了發大財。我只有一腔熱情，希望扶助年輕人，在創業的路上持續地發展。”“我們互相投資”跨學科、跨世代，是何教授的團隊特色，由“Z世代”千禧一族到60後，成員背景來自科技、金融、商業管理、能源工程界。問及他們怎樣看何教授，何教授隨即笑言：“給個機會你們罵我！”弄得大家哄堂大笑。可見他們的相處，就是如此融洽可親。何教授相信，一個創業團隊，最重要的是大家“情投意合”，擁有同一個夢想，有困難便說出來，有快樂便分享。“我的特色是無所不談，天南地北，政治天文地理生物化學財經，都可以交流。我第二個特點是喜歡食，總是惦記順德美食，每次開會都去飲茶！我們出席活動，一起感受，擴大生活朋友圈，這樣對同事好，對公司將來發展亦好。我時常說要去南極、去北極、去行山、去旅行，同事亦一齊去，我們就像一家人。”其中從事ESG基金多年的Nancy，分享她第一次與科學家合作的感受：“我十多年前做基金經理去上市公司講解ESG，他們會將我轉去其他部門，不斷叩門都沒有人關注。我很高興現時已經有很多人做環保，但仍然有很多‘green washing’，即是‘得把口講’，不是做實事減碳，達致circular economy（循環經濟）的效果。何教授的項目與別的項目不同，原來科學可以做實事，正是可持續發展。透過產品造福世界，這亦是一個商機。微藻可以吃掉污染物，還可以產生好的可再生能源，例如bio fuel（生物燃料）、bio mass（生物質量）。世界就是好需要這個項目，於是我加入團隊。我們就要思考策略，如何連繫市場上的carbon credit（碳信用）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我在香港做創科，可謂‘吃盡苦頭’，申請基金四次也失敗而回。第一次申請時，可能創科氛圍不濃厚，政策未成熟，但竟然是提交一年後才告知不獲資助的結果，延誤了不少時間；第二次交齊數據和文件，又需要我證明申請項目在香港的實際用途；再三申請時，我取得政府部門支持信，他們拒絕我說：‘既然政府支持你，不如你直接去該部門爭取資金’；到第四次，經過所有審核，結果在公布結果前一天，基金方翻查紀錄發現我的公司是慈善團體，不屬於基金服務對象。”好多事情是靠天時地利人和，我也不埋怨，只希望香港各界做得更好。後來我在中國內地獲得很大支持，經過專家組評審，他們積極在短時間內給我意見，不是把我轉去不同部門。內地實行電子化，一站式服務，一旦提交申請，七個部門一併審視，無論結果如何，需要在三星期內決定撥款與否。”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回到家鄉佛山市提出水質改善專案，碰巧他們想要‘以水興城’，這是政府未來發展目標。在內地，我才明白鄉情是很重要的，他們覺得我可以為家鄉爭光，於是在香港做不到的事，在內地八個月就完成。他們給我意見說：‘其實內地好多人亦懂得養藻的基本知識，將來就算你申請了專利，亦難防很多人進入市場與你競爭。但因為香港本身是一個品牌，而你是香港人，所以我們支持你，只不過你要拿出一個例證。’於是我回港開公司，做一個小型‘示範單位’，然後再走入內地市場。”“芝麻包”的創業領受“香港創科的定位，就像芝麻包，我們不能靠一粒芝麻吃飽，但一個麵包沒有芝麻就不是芝麻包了。”何教授認為，香港創科是不能夠離開廣大的全國市場的，“香港做創科是投資大、成本高、市場小，但是香港的優勢是有人才、有活力、有國際視野、財金關係。舉個例子，以微藻淨化污水，香港可能只有1、2百畝的魚塘，但在中國順德區，就有數以萬畝的魚塘，何況整個內地？如果你做到這單生意，你不用憂柴憂米了。”“今時今日，好多年輕人的焦慮和憤怒，關鍵在於未能超越深圳河的邊界。地理條件上，我們居住環境狹窄，生意沒有很多，放假可去的地方也局限。內地對香港青年人、創業者提供很多特殊優惠，在香港要住簡約公屋，但深圳為吸納人才會提供‘人才房屋’，以便宜租金享受香港中產階級的生活。雖然工資表面上不高，但實際生活質素是超越香港的。” 來源：灼見名家

文/何建宗北極圈今年錄得32℃高温，情况不單令專家們震驚，氣候異常也令普罗大眾飽受影響！雲、雨、霧、露、霜、雪、雹，本質上都是水的問題。全球淡水資源約90％貯藏在南北極地區，暖化冰融，帶來了水循環和生態糸統的失衡，令人憂慮。海洋的水平面上升、水的蒸發量急增，帶來更多和更嚴重的淹涝、更强和和更頻密的旋风吹襲；而愈更飘忽的年雨量變化，引起城市和農村缺水供應之恐慌；反常的温度变化，引致病菌散佈、疫症增多丶中暑造成死亡，對健康和衛生也是嚴重威脅。最近很多地方山火蔓延，破壞了森林和生物多樣性。總之，牽一髮而動全身，氣候變化造成的災劫，真是那麼遠、這麼近！參加相關科研考察近25年，我去過北極圈17次、南極半島4次。今年的国慶節，我和一批專業人士在北緯78-79度的斯瓦爾巴群島中共渡。此行親眼見証了研究基地附近的物候變遷：自2001年以來，在斯瓦爾巴群島周邊的冰蓋明顯變薄，浮冰大量减少，裸露的巖層愈來愈多；而基地後面的冰舌，于我觀察的廿多年間，後退超過六十多米！情況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聯合報導相若：自從2015年以來，全球变暖趋势持續了四个年頭；而2018年的平均地表温度，比對1951年至1980年的行動平均值，高出将近1℃！媒體上有幾幅由一位德国摄影师拍攝的北极熊照片，它們自2015年起擦亮了視屏，成為世界廣泛討論的議題。那幾頭瘦骨嶙峋的北極熊，艱難地在在浮冰上觅食，令人心痛可惜。的確，近年在斯瓦尔巴群岛一帶的冰融特别明显，而北极熊原以捕獵海豹為食，若果浮冰減少，海豹便較少在沿岸休憩喘息，令北極熊不再容易獵食，很多就因為營養不良而活活饿死。北极熊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列作“易危物种”，它們过去跟踪并捕捉一只海豹只需几天時間，每隻便可吃近二十天，可惜现在時不予我，为了一只海豹，北极熊平均要花费半个月以上的时间，而且彼此競爭生存的張力也大為增加。我曾目睹有些北極熊辛苦爬上山崗偷吃候鳥窩中的蛋和幼鶵，那豈又不是連鎖影響了候鳥的數量，促動了另一場的生態失衡和生物多樣性災難。根據媒體報道，近年有好幾次北極熊組群闖入民居市鎮偷食垃圾，除了可憐，更可能造成嚴重的人命和財產損失，令寄居北疆的人命不受保障！我是專研海洋浮游植物，特別是微藻和有害藻華現象的。這些問題原本在北極圈不太引起關注，因為那裡天氣實在並不適宜，溫度低，冰封時間又太長，而每年夏天時全日有太陽光照，冬季卻整月昏暗，極端不利於微藻的生長和繁殖。但奇怪的是近年在南北極海，特別是沿岸內湾帶都曾發現疑似由微藻引發的“赤潮”現象，有好幾次更引致企鵝和鯨魚集體死亡呢。科學家發覺：在亞極海中的貝売類生物，體內已蘊含這些由藻類分泌出來的神經性毒物，推斷是透過了食物鏈和營養金字塔的關係，讓毒力逐層“生物累積”，結果乃至“有害藻華”現象在高緯度海區日益蔓延。但究竟有害微藻的品種從何而來？有多少個種？它們的分類學和生理學特徵（如：抗冷機制）如何？來了之後又如何適應和繁殖？種種科學數據，目前一片空白！環境科學上，我頗想研究支持微藻生長的營養鹽何來？這個全球性的水華擴散現象，究竟又和近年的氣候變化有沒有關係？日後將如何控制和管理？經過多年的研測，過程十分艱苦，還有數次出生入死的經歷，我終於掌握到南北極海微藻的分佈和生長概況。就其“富營養化”現象，我亦逐漸找到了解釋。在實驗室中我的團隊分離並栽育了其中一個關鍵的微藻品種-名叫“亞歷山大藻（Alexandrium Spp.) ”，現可以利用它繼續深入分析。大致來説，毒藻來自遠航輪船的壓艙水（blaste water) ，而營養盬（如： 氮、磷、硅）則來自冰川融化出的流水。極地的“水華”現象，大部分發生不鄰近有季候鳥和企鹅窝的海灣，推断應與日積月累、曾經長久寄存在鳥崖上的糞便，因暖化冰融而流入海水相關。水溫上升，環境因子轉變，造就了嶄新形態的生態競爭，特別有利於微型藻類的增產。雖然機制尚待系統化的科學研究加以深化，這些成果引起了更多科學家產生興趣，對日後生态学和環境科学的探索，肯定有所裨益。去了南北極多年，愈來愈發覺要建立系統化的科研規劃，讓科學家們可以定期、定位的去那裡探究，至為必要！此外，接班傳承，薪火相傳，也是時勢之所趨。氣候變化日益增速，及早了解、推進科研，必將有利於人類社會的適應和未雨綢繆。在2018年5月，我把自己僅有的幾百萬元退休金捐出，創辦了“香港極地研究中心”，並且在挪威屬的斯瓦爾巴群島上，建立了“紫荊站”，目的是作為開放式的平台，以非政府機構（NGO) 的模式運作，支持科學家帶項目過去，把成果發揚光大。“中心”更會開辦 STEM培训課程，鼓勵傳承，讓更多年青的科技人才感興趣往極地探索。科技是推進文明之動力，可持續的發展以人為本，南北極的變遷關係著人類的未來命運；公眾參與，極地冰融雖然勢不可擋，但我期待極地科研的春天到臨，希望更多香港學者和專家積極參與！作者為香港極地研究中心創辦人兼主任